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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外交学界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位外国政要拜访中方一位老领导，一上来就夹叙夹议、旁征博引论述台湾问题，显然是有备而来。老领导笑眯眯地听完，问道：“你有兄弟吗？”“有。”“你们打架吗？”“打。”“要外人来帮忙吗？”“不要……”外国政要顿明其意，戛然而止。老领导笑笑：“你看，我们和台湾就是兄弟。”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习近平与马英九，从父辈到己身，经历了相似的时代图景，又都直接参与过两岸事务。
习仲勋，迎接昔日同学访大陆
“文革”时期，康生诬蔑习仲勋，说他与当时身在台湾的同学兼同乡陈建中有联系。陈建中1949年随国民党迁台，后担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等职。1990年，即台湾方面开放老兵探亲后第三年，陈建中提出回大陆探亲，并希望面见习仲勋。经中央同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指示有关部门，促成了陈建中对大陆的访问。他抵京后，习仲勋一连4次会见了这位昔日同窗，向他介绍大陆的沧桑巨变和中共对台方针。在习仲勋建议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会见了陈建中。在当时，这是中共中央与国民党高层的一次重要接触。
习仲勋一直关心台胞工作。1982年4月，《中国青年报》编发《台籍医生周朗赤诚报国却得不到应有信任》的文章，反映天津市河西区医院儿科主任、57岁的儿童白血病专家、台湾同胞周朗不被院方信任，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习仲勋看到报道后批示：“他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党员、老技术专家，以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是十分错误的……请认真听取周的意见，并解决他的困难。”习仲勋还点名责成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处理此事。
1987年，1500多艘台湾渔船在大陆沿海躲避台风。“但那个时候，按规定台湾渔船是不能上岸的。”中央统战部原秘书长张蒙纳回忆说，“我们的工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比如不能及时补水，船员得病后也不能及时就医等，台胞有些意见。”习仲勋得知此事后，向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做出批示，要求改进台胞工作。习仲勋提出，对台工作各部门都要做，不仅是统战部，外贸部、商业部、邮电部、外交部等也要做。
习近平，台商称他“老朋友”
就在父亲为对台工作思虑的同时，1985年，32岁的习近平从内地农业大县河北正定，调至与金门一水之隔的福建厦门担任副市长，后来又担任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省长等职，站到了对台工作的最前沿。多年后，习近平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回忆说：“我本人在福建工作多年，现在想起那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要接触有关台湾的事情，要经常会见台湾同胞，也结交了不少台湾朋友。到浙江、上海工作，差不多也是这样。”
不少与习近平打过交道的台商形容其工作特点是“低调、话少、愿倾听”，他们把他视为“老朋友”。台湾冠捷科技集团总裁宣建生1994年到福州福清投资时，正是与习近平签署的投资协议。宣建生表示，习近平“对台湾政治生态和经济，十分清楚”。
在福建省省长任上，习近平以“悠悠万事，统一为大”阐述他对两岸关系的态度，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形容两岸经贸合作的大势;厦门设立了大陆首家台商会馆;福州建起第一个以台资企业为主的工业村。2002年春节前，习近平通过“海峡之声”向台胞拜年，热情欢迎他们到福建投资经商、探亲旅游、求学深造、发展事业。
2010年9月，已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厦门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开幕式”的间隙，约见台湾春保钨钢公司董事长廖万隆。两人一见面，就抱在一起，旁边的警卫被吓了一跳。原来他们熟识已久。两人聊了很多年轻时在福建的往事。廖万隆说，过年时，习近平会给他寄贺卡，很多台商都收到过习近平的贺卡。
“所希望的统一不是形式上的统一，是心灵的契合”
2012年11月，习近平的上任引起台湾各界的高度关注，“身段灵活，刚柔并济”是当时台商在媒体上对习近平的形容。此后，习近平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提出了一整套积极有效的对台方针策略。一是在涉及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会有任何妥协和动摇;“一个中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二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三是两岸一家亲，共建命运共同体，因此要有对解决两岸关系中复杂问题的耐心与对台湾同胞的最大诚心，力争两岸齐心实现民族复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这3年来，习近平在会见台湾来访的各界人士时，反复强调以上3个方面。2013年与2014年，习近平两度在北京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他表示：“希望两岸双方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顺势而为，齐心协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岸民众。”“中国梦是两岸共同的梦，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
上述“习连会”“习吴会”“习朱会”，每次都超出了预定的见面时间。吴伯雄还透露，习近平曾对他说，他所希望的统一不是形式上的统一，而是两岸人民心灵的契合，心与心能够完全互相接受。吴伯雄说，这句话让他很感动。正是这种对心灵契合的追求，使得两岸关系在习近平主政下有了一个飞跃。
马鹤凌，由“反共”到“统派”
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1920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1944年从军，曾任蒋介石侍卫官，1949年赴香港，主要负责与广东的国民党残余武装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其间多次秘密返回大陆，为蒋介石的“反共复国梦”奔走。马英九就是在这段时间，于1950年出生在香港。
1951年下半年，广东境内的匪特武装基本被肃清，马鹤凌的身份暴露，面临被港英当局驱逐的危险，只好去港赴台。抵台后，马鹤凌先后担任过国民党阳明山党部书记、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作为国民党一个中高层党工，马鹤凌忠诚地奉行了两蒋制定的“反共国策”，将“反共复国”作为奋斗目标。
1988年，蒋经国病故。李登辉上台后逐渐走上“台独”之路，马鹤凌过往的信仰受到严重挑战。他完成了人生目标的重要转折——由“反共”到“统派”。
1992年退休后，马鹤凌参与筹组了“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及全球12个重要地区的总会，推动两岸团结合作，化解两岸敌意。1995年5月，马鹤凌、秦厚修夫妇回大陆探亲。此后10年间，他奔忙于两岸之间，赴各地演讲数十场，联络华人中的专家学者，反复强调只有两岸统一起来，才能更加富强。
晚年，马鹤凌常以江泽民的老师顾毓琇赠给他的对联“和平统一兴中华，天下为公进大同”自勉。2005年4月，他以85岁高龄组团到马氏祖源地河北邯郸寻根祭祖。7个月后，马鹤凌病逝，骨灰坛上题有“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国”“协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两句话，遗言中更嘱其独子马英九“继志述事，适时全力以赴”。
马英九，亲历开放探亲决策
马英九是台湾当局两岸政策调整的见证人与参与者。1981年，马英九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返台，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亲身经历了蒋经国开放探亲的决策过程。
蒋经国提出“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政策后，台湾常有老兵偷偷经香港到大陆探亲，也有人穿着写有“想家”的长袍上街请愿。1987年的一天，蒋经国问：“英九，有没有什么事情？”马英九便汇报了有人建议开放探亲一事。蒋经国说：“你去找张（祖诒）副秘书长报告。”张、马等人开始着手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可行性研究。1987年10月，开放探亲方案最终获得通过。
蒋经国的决策程序和工作方式对马英九日后处理两岸问题影响颇深。李登辉上台后，开始重组大陆政策决策体系，于1989年成立“大陆工作会报”机制，马英九担任执行秘书;第二年，台湾“大陆委员会”正式成立，马英九出任副主任委员。此时正值两岸协商的关键时期。台湾先后制订出影响至今的“国家统一纲领”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国家统一纲领”被各方批评为“不统一纲领”，它继承了蒋经国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却又将其中不合理之处发挥到极致，宣称大陆不放弃社会主义，就没有统一的一天。时至今日，马英九对李登辉主导下的这两项法案采取回避不谈的态度。就在这两项法案出台后不久，马英九离开了大陆政策的决策圈，转任“法务部长”、台北市长等职。直至2008年高票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才主导两岸关系进入新的时期。
“两岸关系是他目前仅存的政治资产”
早在2005年接替连战出任国民党主席时，马英九就形成了自己的大陆政策：一是政治上强调所谓的“不统、不独、不武”，即维持两岸政治关系的现状;二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以达成“两岸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在此前提下共商未来;三是在其他领域推动两岸全面交往。
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并没有摆脱蒋经国时期政策的窠臼，仍然认为两岸分歧是制度之争，但他与“台独”主张划清界线，坚定主张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就是两岸关系能够取得60多年来最大进展的主要原因。马英九任内，两岸实现了“大三通”，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马英九最大的两项政绩。
马英九主政后期，由于台湾经济不景气，国民党高层幕僚频出腐败丑闻，马英九处理复杂问题乏力等原因，其支持率不断下挫。此次“习马会”，马英九在晚宴过后，被岛内外媒体蜂拥围堵，一名台湾媒体人士说：“台湾人已经很久没这样追过马英九了。毫无疑问，两岸关系是这位昔日的政治明星目前仅存的政治资产。”
台湾作家、马英九曾经的“文化部长”龙应台，写过1949年的大江大海，隐喻20世纪中国人经历的大失败、大胜利、大离别。在台湾，经历过大江大海的那一代基本凋零了，政坛上像马英九这样还留有父辈乡愁的人已寥寥无几。事务可协商，分歧可谈判，唯有兄弟情源于身世，存于内心，必将因人而异。正是从这一点看，马英九担起了他应负的历史责任。习先生与马先生的握手，告慰了在流离中逝去的一代人，弥合了被时代铁轮碾压出的隔阂，自然会带来两岸关系更加务实的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