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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社会维稳形式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社会冲突的燃点降低，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向暴力骚乱方向发展；压力维稳的格局进一步强化．刚性维稳结构也更加固化，维稳成本成为地方政府的巨大负担。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以广东“乌坎事件”为典型代表。这些事件显现出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新的趋向：由自发松散趋向于组织严密。由单纯的追求自身利益趋向于社会骚乱。这些新趋向的出现一方面会给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更大的难度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众公民意识增强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