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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芬兰的准妈妈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因为她们有“婴儿箱”，那种被关心与被重视的感觉滋养着芬兰的孕妈妈们，让她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幸福感的母亲。本文主人公詹晓诚嫁给了芬兰人，在芬兰老公的劝说下到赫尔辛基待产，从而体验了在芬兰已经流传了76年的“婴儿箱”文化。
待产：
中国好还是芬兰好？
2011年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遵从家人的安排回家乡发展，而是通过应聘成了北京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业务员。通过三年的努力，我已经晋升为区域主管，主要负责北欧市场。
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我去过的国家很多，但我最喜欢的是只有六百万人口的芬兰，那里的人都普遍真诚，交流起来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客套，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美丽的极光。所以，每年我总会借着工作的机会去芬兰几次。我跟盖洛就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然后相恋结婚的。比起赫尔辛基，盖洛更喜欢北京的热闹与烟火气，所以我们结婚后一直在北京居住。
然而，2015年4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盖洛知道后非常高兴，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说：“诚，我们回赫尔辛基吧，在那里待产你会更幸福，而且芬兰政府会给所有的孕妈妈一个惊喜大礼的。”本来，我想把妈妈接到北京来，有妈妈照顾孕期和月子，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对盖洛的“大礼”一点没兴趣，但是他的一句话却戳着了我的痛处：“北京的雾霾对你和宝宝可不好。”想到赫尔辛基清凉干净的空气，我妥协了，和盖洛一起踏上了我的芬兰待孕之旅。
虽然我对芬兰并不陌生，但是刚刚到达赫尔辛基的日子，因为观念和习俗的不同，还是产生了很多的摩擦。盖洛所住的小区，基本都是土著居民，突然住进来我这么一个“外国人”，马上便引起了社区的注意。在我到赫尔辛基的第五天，便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到我家里拜访，得知我怀孕后，他们马上帮我填写并预约了产检的日期和项目。
按照国内的习惯，医生会在确认怀孕后叮嘱准妈妈们三个月后去医院建立档案。以前也听已经生育过的同事说过频繁的超声波检查，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可现在看着社区开具的每半个月一次，甚至一周内要接受两次检查的单据后，我觉得头都大了，想到自己还不到两个月，马上表示不会去做这些复杂的检查。
但盖洛的妈妈杜丽吉对于我不去产检这件事，完全不同意。她反复给我解释产检的必要。转过身，我跟盖洛抱怨婆婆不应该干涉我的生活。可没想到，盖洛竟然完全支持杜丽吉。我的排斥让盖洛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亲自“押送”我去医院。幸好，在芬兰孕检都是在专门的“产科诊所”，每个社区都有，非常方便。诊所会在整个孕期监测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并且为父母安排产前课程。
2015年7月，我的孕期已经满四个月，不久，盖洛下班带着一个大大的纸箱回来了，说是给我的惊喜大礼。
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急忙打开来看，是一个纸箱，外面印着卡通图案，有点类似于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大号收纳箱。不同的是这个箱子的两边多出了两个透气孔，箱内装满了婴儿用品，从贴身衣物到纸尿裤，除了因为提倡母乳喂养没有奶瓶之外，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婴儿用品超市。
原来，这就是为了奖励我按时产检，政府寄来的“大礼”。我把自己的“遭遇”跟国内的朋友分享之后，他们纷纷表示，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虽然送出的礼物不起眼，但却是非常温暖人心的举动，毕竟在国内，准妈妈们可连这个都没有噢。
差异：
不一样的美好开始
在盖洛以及杜丽吉的精心照顾下，我快乐地度过了整个孕期，因为暂时用不上，也把那个大大的纸箱抛在了脑后。2016年1月19日，女儿楠迪出生了，在医院待了三天，医生就让我出院了。正当我埋怨盖洛没有给女儿准备婴儿床时，盖洛却搬出了那个几乎让我遗忘的纸箱。婆婆杜丽吉更是高兴地把孙女放进了清空的纸箱里。天啊，难道让我宝贝女儿睡纸箱，我完全不能接受杜丽吉的这个要求，以给孩子安全感为由坚持让女儿跟我一起睡。
我告诉盖洛和杜丽吉，在中国，新出生的婴儿一般都是跟母亲睡，即使不睡在一起，也会给孩子买个高档的婴儿床，放在母亲的床旁边，哪有让孩子睡纸箱的道理。
杜丽吉劝我说：“诚，宝宝太小，跟你一起睡有危险，如果晚上你睡熟了不小心压到宝宝怎么办？”一旁的盖洛也劝我说：“等她再大一点，好吗？”说完，便不顾我的反对，抱起女儿放在了纸箱里。
独在异国，面对固执的盖洛母子俩，我竟然产生了寡不敌众的苍凉感，我觉得委屈，几乎马上哭起来。看我神色不对，盖洛马上旁边翻出一本“预防产后抑郁”的小册子，郑重地跟我说：“你需要好好调整情绪。”
因为刚刚生产后实在疲劳，在盖洛的劝慰中我不知不觉睡着了。可是到了晚上我醒来之后，看见睡在纸箱里的女儿，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女儿被遗弃的错觉，我不顾一切地挣扎着坐起来，把女儿抱进了怀里，然后满足地睡着了。那一觉，我睡得很沉，直到在杜丽吉的惊叫中才醒了过来。
为了稳定我的情绪，更多的是为了让我安心，盖洛拉着我走到院子里的储物间，从里面找出一个被精心包装的箱子，打开后，竟然是一个看起来年代久远的纸箱，里边存放的都是婴儿衣服，虽然颜色已经泛黄，但非常干净。指着地上的纸箱，盖洛说：“这是我小时候睡过的，如果没有它，你很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么优秀的丈夫。”盖洛说得很认真，并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女儿睡在纸箱里不会有任何问题，并郑重地给我讲起了“芬兰婴儿箱”的历史。
原来，这个不起眼的纸箱在芬兰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具体要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芬兰经济很不发达，加上人口基数低，婴儿出生率也低，死亡率却高达6.5%，为了降低这个数字，政府决定给低收入的家庭派送亲子盒或者育儿补贴。但赠送的前提是，领取这个纸箱的准妈妈，必须在怀孕四个月内接受过指定的检查。这就意味着，这个纸箱能够促使待产妈妈按时接受孕期的各种检测，有问题能够及时发现，从而降低生产风险与婴儿死亡率。 后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面对贫困家庭的纸箱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为了一种文化和传统，1949年开始，芬兰政府宣布对全国所有准妈妈免费发放婴儿纸箱。到现在，正是这个小小的举动，帮助芬兰成为全球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杜丽吉看着我，温柔地说：“诚，很感谢你嫁给我的儿子，当初我也是个一无所知的妈妈，因为这个纸箱，我才给盖洛一个美好的开始，把他健康地养大，所以也希望你在这个纸箱的帮助下，成为一名称职的好妈妈！”
直到此时，我才了解芬兰人对这个纸箱了感情，他们不是吝啬，其实纸箱里的东西包罗万象，只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我忽略了，我决定好好挖掘下这个纸箱的强大功能。
流传：
给全世界带去正能量
当我真正接受了这个充满“爱意”的纸箱，我才发现，这个箱子其实是非常实用的，里边配备的育儿指南，以及全套的新生儿用品，几乎没有让我这个新手妈妈感到手忙脚乱。毕竟在芬兰，因为文化的差异，盖洛的妈妈并不会手把手的指导我怎么哺育婴儿，因为她觉得这是每个女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只有自己亲自去面对和摸索，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
而且，我发现，因为婴儿纸箱的推广和普及，你甚至很难在商店里买到一款婴儿床，因为对芬兰人来说，有婴儿纸箱就足够了。
等到女儿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也慢慢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中。我能独自带她到社区的产检诊所做例行检查了。在那里，我遇到了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塔丽。
塔丽是芬兰人，老公马克是英国人，由于第一个孩子在伦敦出生，他们不可能得到芬兰政府发放的婴儿箱，于是远在芬兰的外婆就自掏腰包到政府相关部门买了一个婴儿箱寄到伦敦。这让马克和塔丽惊喜之余，也学会了许多育儿知识。因此，当第二个宝宝出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芬兰生产，也因此得到了政府发放的婴儿纸箱。
塔丽还告诉我，这么多年来，“婴儿箱”内的东西有了巨大的变化，时代变迁被浓缩其间。即便在二战时期，物资短缺，但政府也没有把这项为保护生命而作出的努力中断。
如今，我收到的“婴儿箱”里的内容丰富得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里面有床垫、床套、羽绒被、睡袋等床上用品，有带兜帽的浴巾、指甲刀、梳子、温度计、护臀霜、尿布等必需品，还有贴身衣、紧身裤、连体裤、针织外套、防雪童装等各色衣物。如果宝宝出生在温暖的季节，政府会贴心地把大一号的冬装放进来，还会在育儿建议中提醒妈妈，什么天气该给宝宝穿什么衣服。“婴儿箱”里还有图画书、玩具，甚至哺乳胸垫和安全套。
塔丽笑着指着她儿子与我女儿身上一模一样的婴儿服说：“因为每年衣服的颜色不一样，所以通过衣服我们就能知道孩子们是不是一年出生的！”
回到家，我认真地在网上查询了芬兰“婴儿箱”的历史，才知道自己多么寡闻。2013年，芬兰政府还将这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箱子送给了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庆祝他们的第一个宝宝降生。2014年，一个芬兰爸爸为了跟全世界的爸爸们分享当父亲的喜悦，和两个志同道合的父亲成立公司，将芬兰的“婴儿箱”销往各国。受他们启发，英国和美国分别在2015年出现了“婴儿箱”公司。在加拿大的纸箱里，比芬兰政府发放的纸箱还多了一本写给新爸爸的手册，教他们如何跟新生儿培养感情。印度的婴儿纸箱里，多了一套生产医疗用品，和一个防止疟疾感染的蚊帐。
虽然，现在芬兰政府并不强制必须领取婴儿纸箱，如果准妈妈不需要这些东西，可以直接选择领取140欧元。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领取这个纸箱，因为在她们看来它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140欧元。这些准父母当年出生的时候也许就是睡在这些箱子里的，所以他们想要自己的宝宝也有一个如此珍贵又有意义的回忆吧！
一个小小的纸箱，虽然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却透露出芬兰“公平的理念”和“重视后代的思想”。如今，我和老公带着宝宝回到了北京，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带回这个箱子，我一定会把箱子和衣服都留着，等她长大后在社交账号里晒童年时，一定会收获幸福的童年记忆。
编辑/贺长虹
待产：
中国好还是芬兰好？
2011年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遵从家人的安排回家乡发展，而是通过应聘成了北京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业务员。通过三年的努力，我已经晋升为区域主管，主要负责北欧市场。
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我去过的国家很多，但我最喜欢的是只有六百万人口的芬兰，那里的人都普遍真诚，交流起来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客套，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美丽的极光。所以，每年我总会借着工作的机会去芬兰几次。我跟盖洛就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然后相恋结婚的。比起赫尔辛基，盖洛更喜欢北京的热闹与烟火气，所以我们结婚后一直在北京居住。
然而，2015年4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盖洛知道后非常高兴，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说：“诚，我们回赫尔辛基吧，在那里待产你会更幸福，而且芬兰政府会给所有的孕妈妈一个惊喜大礼的。”本来，我想把妈妈接到北京来，有妈妈照顾孕期和月子，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对盖洛的“大礼”一点没兴趣，但是他的一句话却戳着了我的痛处：“北京的雾霾对你和宝宝可不好。”想到赫尔辛基清凉干净的空气，我妥协了，和盖洛一起踏上了我的芬兰待孕之旅。
虽然我对芬兰并不陌生，但是刚刚到达赫尔辛基的日子，因为观念和习俗的不同，还是产生了很多的摩擦。盖洛所住的小区，基本都是土著居民，突然住进来我这么一个“外国人”，马上便引起了社区的注意。在我到赫尔辛基的第五天，便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到我家里拜访，得知我怀孕后，他们马上帮我填写并预约了产检的日期和项目。
按照国内的习惯，医生会在确认怀孕后叮嘱准妈妈们三个月后去医院建立档案。以前也听已经生育过的同事说过频繁的超声波检查，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可现在看着社区开具的每半个月一次，甚至一周内要接受两次检查的单据后，我觉得头都大了，想到自己还不到两个月，马上表示不会去做这些复杂的检查。
但盖洛的妈妈杜丽吉对于我不去产检这件事，完全不同意。她反复给我解释产检的必要。转过身，我跟盖洛抱怨婆婆不应该干涉我的生活。可没想到，盖洛竟然完全支持杜丽吉。我的排斥让盖洛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亲自“押送”我去医院。幸好，在芬兰孕检都是在专门的“产科诊所”，每个社区都有，非常方便。诊所会在整个孕期监测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并且为父母安排产前课程。
2015年7月，我的孕期已经满四个月，不久，盖洛下班带着一个大大的纸箱回来了，说是给我的惊喜大礼。
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急忙打开来看，是一个纸箱，外面印着卡通图案，有点类似于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大号收纳箱。不同的是这个箱子的两边多出了两个透气孔，箱内装满了婴儿用品，从贴身衣物到纸尿裤，除了因为提倡母乳喂养没有奶瓶之外，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婴儿用品超市。
原来，这就是为了奖励我按时产检，政府寄来的“大礼”。我把自己的“遭遇”跟国内的朋友分享之后，他们纷纷表示，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虽然送出的礼物不起眼，但却是非常温暖人心的举动，毕竟在国内，准妈妈们可连这个都没有噢。
差异：
不一样的美好开始
在盖洛以及杜丽吉的精心照顾下，我快乐地度过了整个孕期，因为暂时用不上，也把那个大大的纸箱抛在了脑后。2016年1月19日，女儿楠迪出生了，在医院待了三天，医生就让我出院了。正当我埋怨盖洛没有给女儿准备婴儿床时，盖洛却搬出了那个几乎让我遗忘的纸箱。婆婆杜丽吉更是高兴地把孙女放进了清空的纸箱里。天啊，难道让我宝贝女儿睡纸箱，我完全不能接受杜丽吉的这个要求，以给孩子安全感为由坚持让女儿跟我一起睡。
我告诉盖洛和杜丽吉，在中国，新出生的婴儿一般都是跟母亲睡，即使不睡在一起，也会给孩子买个高档的婴儿床，放在母亲的床旁边，哪有让孩子睡纸箱的道理。
杜丽吉劝我说：“诚，宝宝太小，跟你一起睡有危险，如果晚上你睡熟了不小心压到宝宝怎么办？”一旁的盖洛也劝我说：“等她再大一点，好吗？”说完，便不顾我的反对，抱起女儿放在了纸箱里。
独在异国，面对固执的盖洛母子俩，我竟然产生了寡不敌众的苍凉感，我觉得委屈，几乎马上哭起来。看我神色不对，盖洛马上旁边翻出一本“预防产后抑郁”的小册子，郑重地跟我说：“你需要好好调整情绪。”
因为刚刚生产后实在疲劳，在盖洛的劝慰中我不知不觉睡着了。可是到了晚上我醒来之后，看见睡在纸箱里的女儿，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女儿被遗弃的错觉，我不顾一切地挣扎着坐起来，把女儿抱进了怀里，然后满足地睡着了。那一觉，我睡得很沉，直到在杜丽吉的惊叫中才醒了过来。
为了稳定我的情绪，更多的是为了让我安心，盖洛拉着我走到院子里的储物间，从里面找出一个被精心包装的箱子，打开后，竟然是一个看起来年代久远的纸箱，里边存放的都是婴儿衣服，虽然颜色已经泛黄，但非常干净。指着地上的纸箱，盖洛说：“这是我小时候睡过的，如果没有它，你很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么优秀的丈夫。”盖洛说得很认真，并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女儿睡在纸箱里不会有任何问题，并郑重地给我讲起了“芬兰婴儿箱”的历史。
原来，这个不起眼的纸箱在芬兰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具体要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芬兰经济很不发达，加上人口基数低，婴儿出生率也低，死亡率却高达6.5%，为了降低这个数字，政府决定给低收入的家庭派送亲子盒或者育儿补贴。但赠送的前提是，领取这个纸箱的准妈妈，必须在怀孕四个月内接受过指定的检查。这就意味着，这个纸箱能够促使待产妈妈按时接受孕期的各种检测，有问题能够及时发现，从而降低生产风险与婴儿死亡率。 后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面对贫困家庭的纸箱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为了一种文化和传统，1949年开始，芬兰政府宣布对全国所有准妈妈免费发放婴儿纸箱。到现在，正是这个小小的举动，帮助芬兰成为全球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杜丽吉看着我，温柔地说：“诚，很感谢你嫁给我的儿子，当初我也是个一无所知的妈妈，因为这个纸箱，我才给盖洛一个美好的开始，把他健康地养大，所以也希望你在这个纸箱的帮助下，成为一名称职的好妈妈！”
直到此时，我才了解芬兰人对这个纸箱了感情，他们不是吝啬，其实纸箱里的东西包罗万象，只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我忽略了，我决定好好挖掘下这个纸箱的强大功能。
流传：
给全世界带去正能量
当我真正接受了这个充满“爱意”的纸箱，我才发现，这个箱子其实是非常实用的，里边配备的育儿指南，以及全套的新生儿用品，几乎没有让我这个新手妈妈感到手忙脚乱。毕竟在芬兰，因为文化的差异，盖洛的妈妈并不会手把手的指导我怎么哺育婴儿，因为她觉得这是每个女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只有自己亲自去面对和摸索，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
而且，我发现，因为婴儿纸箱的推广和普及，你甚至很难在商店里买到一款婴儿床，因为对芬兰人来说，有婴儿纸箱就足够了。
等到女儿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也慢慢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中。我能独自带她到社区的产检诊所做例行检查了。在那里，我遇到了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塔丽。
塔丽是芬兰人，老公马克是英国人，由于第一个孩子在伦敦出生，他们不可能得到芬兰政府发放的婴儿箱，于是远在芬兰的外婆就自掏腰包到政府相关部门买了一个婴儿箱寄到伦敦。这让马克和塔丽惊喜之余，也学会了许多育儿知识。因此，当第二个宝宝出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芬兰生产，也因此得到了政府发放的婴儿纸箱。
塔丽还告诉我，这么多年来，“婴儿箱”内的东西有了巨大的变化，时代变迁被浓缩其间。即便在二战时期，物资短缺，但政府也没有把这项为保护生命而作出的努力中断。
如今，我收到的“婴儿箱”里的内容丰富得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里面有床垫、床套、羽绒被、睡袋等床上用品，有带兜帽的浴巾、指甲刀、梳子、温度计、护臀霜、尿布等必需品，还有贴身衣、紧身裤、连体裤、针织外套、防雪童装等各色衣物。如果宝宝出生在温暖的季节，政府会贴心地把大一号的冬装放进来，还会在育儿建议中提醒妈妈，什么天气该给宝宝穿什么衣服。“婴儿箱”里还有图画书、玩具，甚至哺乳胸垫和安全套。
塔丽笑着指着她儿子与我女儿身上一模一样的婴儿服说：“因为每年衣服的颜色不一样，所以通过衣服我们就能知道孩子们是不是一年出生的！”
回到家，我认真地在网上查询了芬兰“婴儿箱”的历史，才知道自己多么寡闻。2013年，芬兰政府还将这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箱子送给了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庆祝他们的第一个宝宝降生。2014年，一个芬兰爸爸为了跟全世界的爸爸们分享当父亲的喜悦，和两个志同道合的父亲成立公司，将芬兰的“婴儿箱”销往各国。受他们启发，英国和美国分别在2015年出现了“婴儿箱”公司。在加拿大的纸箱里，比芬兰政府发放的纸箱还多了一本写给新爸爸的手册，教他们如何跟新生儿培养感情。印度的婴儿纸箱里，多了一套生产医疗用品，和一个防止疟疾感染的蚊帐。
虽然，现在芬兰政府并不强制必须领取婴儿纸箱，如果准妈妈不需要这些东西，可以直接选择领取140欧元。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领取这个纸箱，因为在她们看来它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140欧元。这些准父母当年出生的时候也许就是睡在这些箱子里的，所以他们想要自己的宝宝也有一个如此珍贵又有意义的回忆吧！
一个小小的纸箱，虽然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却透露出芬兰“公平的理念”和“重视后代的思想”。如今，我和老公带着宝宝回到了北京，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带回这个箱子，我一定会把箱子和衣服都留着，等她长大后在社交账号里晒童年时，一定会收获幸福的童年记忆。
编辑/贺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