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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很没有“城府”的人。
我平生与人交往，喜怒哀乐大多写在了脸上，谁都可以把我“一眼看到底”。我向来学不会看人眼色行事。所以往往事倍功半而且还嘴巴奇笨，要么在极有必要歌功颂德的场合，磕磕巴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要么在极需要谨言慎行的当口，口无遮拦一锤子砸锅。知夫莫如妻，老伴说我是“讨好人的话一年嘣不出一句，得罪人的话随口就来一句顶一万句!”
因为几乎没有一丁点儿的“城府”，我会经常干出一些人们以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闹出一些叫人哭笑不得的洋相来。谨举二例：
其一，1983年夏，正当我即将从干事提拔为股长的关口，单位一位领导带刘主任和我，到离机关最远的一个执勤点搞了几天试点，返回那天坐一辆212吉普，行程是340多公里坑洼不平的草原路，最少也得十几个小时。为排解长途颠簸中难熬的寂寞，大家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聊着聊着聊到了成吉思汗，那领导信口说“成吉思汗太伟大了……他死后，他的儿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不对吧——”我马上纠正：“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大儿子术赤、二儿子察合台、三儿子窝阔台、四儿子拖雷；他死后，是三儿子窝阔台接掌了汗位；忽必烈是孙子辈或者重孙辈……”“纯粹胡说!我从小就在内蒙古，不比你清楚?”
不久，常委会研究股长人选，唯一投我反对票的，就是这位领导，或许因为他只是第五把手，我侥幸过关了
其二，六年过后，我已经调到了以前单位的上级机关。有一次开大会，该机关党委书记传达中央文件照本宣科之后，阐述精神要义：“同志们，中央现在明确讲了，‘阶级’已经消灭了，以后再也不许提‘阶级斗争为纲’了!”散会之后，我拉了拉书记的衣袖：“您刚才讲走了嘴了——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剥削人的经济基础；‘阶级’哪能都消灭了?还早着呢……”
此领导非彼领导、他十分大度地呵呵一笑，什么也没说。只是不久，在研究科长人选的常委会上，唯一投我反对票的，恰是这位领导，这一回，我可是自己不知死活撞到枪口上了——此领导绝非彼领导可比，他可是党委书记一把手呀!所幸的是，我居然又过关了。十多年后，当年的知情者道出个中原委，一帮老同事无不咋舌：“啧啧啧……瞧瞧，幸运得真是可以!”
科里有位同事，办事八面玲珑，为人四面讨好，惯于左右逢源，总爱上窜下跳有人劝我：“学着点人家，你不就少撞南墙了吗?”于是乎，我硬着头皮夹着尾巴东施效颦使劲地学。一段时间之后，不但没学会他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和巴结领导的本事，倒是无师自通沾染了他说话结巴的毛病。
于是乎久而久之，人们不仅嘲笑和鄙视我的“没一点城府”，还送给我一些“雅号”。从小往大了说，有渚如“半脑子”、“一根筋”、“二杆子”、“二百五”、“三青子”等等，等等。
于是乎，我也就越来越讨厌“城府”这两个字，讨厌它所包含的那些真真假假神神鬼鬼阴阴阳阳的内容，我不仅自己从不修炼什么“域府”，而且越来越不喜欢与“城府”深的人打交道。我觉得那样的人太复杂、太高深莫测了，我在社交活动中智商如此低下，与之交往总感觉后背凉飕飕的。
再久而久之我竟然发现，其实我的这种“没有一点城府”，也不见得全就是坏事，某种程度上它还使我得益匪浅!道理很简单——大家都觉看我这人简单，说话办事用不着提防，于是就愿意与我交往乃至交心反倒是那些很有“城府”的人，大家都觉着他太复杂了，在表象背后有个永远看不透的世间。于是人们互相提醒：对这样的人，不管说话还是办事，那可千万千万得提防着点儿啊!你想，人再聪明，若在大家的眼里混到这个份儿上，还能有一个可以畅肺交心的真正的朋左吗?在社会上混来混去，连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那能算是聪明人吗?
聊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质问：你是不是想玩一把“大智若愚”?实话告诉你吧，咱根本没那么高雅，没那么深沉，年轻的时候不懂什么智呀愚呀，全都由着性子来；老了老了，就更不想穿凿附会勉为其难地追求什么这个那个境界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从大半生的经历中，我悟出一个道儿来：人呀，还是活得简单点好——不累，还有趣，又有许多心心相印的要好的朋友，何乐而不为?
我平生与人交往，喜怒哀乐大多写在了脸上，谁都可以把我“一眼看到底”。我向来学不会看人眼色行事。所以往往事倍功半而且还嘴巴奇笨，要么在极有必要歌功颂德的场合，磕磕巴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要么在极需要谨言慎行的当口，口无遮拦一锤子砸锅。知夫莫如妻，老伴说我是“讨好人的话一年嘣不出一句，得罪人的话随口就来一句顶一万句!”
因为几乎没有一丁点儿的“城府”，我会经常干出一些人们以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闹出一些叫人哭笑不得的洋相来。谨举二例：
其一，1983年夏，正当我即将从干事提拔为股长的关口，单位一位领导带刘主任和我，到离机关最远的一个执勤点搞了几天试点，返回那天坐一辆212吉普，行程是340多公里坑洼不平的草原路，最少也得十几个小时。为排解长途颠簸中难熬的寂寞，大家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聊着聊着聊到了成吉思汗，那领导信口说“成吉思汗太伟大了……他死后，他的儿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不对吧——”我马上纠正：“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大儿子术赤、二儿子察合台、三儿子窝阔台、四儿子拖雷；他死后，是三儿子窝阔台接掌了汗位；忽必烈是孙子辈或者重孙辈……”“纯粹胡说!我从小就在内蒙古，不比你清楚?”
不久，常委会研究股长人选，唯一投我反对票的，就是这位领导，或许因为他只是第五把手，我侥幸过关了
其二，六年过后，我已经调到了以前单位的上级机关。有一次开大会，该机关党委书记传达中央文件照本宣科之后，阐述精神要义：“同志们，中央现在明确讲了，‘阶级’已经消灭了，以后再也不许提‘阶级斗争为纲’了!”散会之后，我拉了拉书记的衣袖：“您刚才讲走了嘴了——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剥削人的经济基础；‘阶级’哪能都消灭了?还早着呢……”
此领导非彼领导、他十分大度地呵呵一笑，什么也没说。只是不久，在研究科长人选的常委会上，唯一投我反对票的，恰是这位领导，这一回，我可是自己不知死活撞到枪口上了——此领导绝非彼领导可比，他可是党委书记一把手呀!所幸的是，我居然又过关了。十多年后，当年的知情者道出个中原委，一帮老同事无不咋舌：“啧啧啧……瞧瞧，幸运得真是可以!”
科里有位同事，办事八面玲珑，为人四面讨好，惯于左右逢源，总爱上窜下跳有人劝我：“学着点人家，你不就少撞南墙了吗?”于是乎，我硬着头皮夹着尾巴东施效颦使劲地学。一段时间之后，不但没学会他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和巴结领导的本事，倒是无师自通沾染了他说话结巴的毛病。
于是乎久而久之，人们不仅嘲笑和鄙视我的“没一点城府”，还送给我一些“雅号”。从小往大了说，有渚如“半脑子”、“一根筋”、“二杆子”、“二百五”、“三青子”等等，等等。
于是乎，我也就越来越讨厌“城府”这两个字，讨厌它所包含的那些真真假假神神鬼鬼阴阴阳阳的内容，我不仅自己从不修炼什么“域府”，而且越来越不喜欢与“城府”深的人打交道。我觉得那样的人太复杂、太高深莫测了，我在社交活动中智商如此低下，与之交往总感觉后背凉飕飕的。
再久而久之我竟然发现，其实我的这种“没有一点城府”，也不见得全就是坏事，某种程度上它还使我得益匪浅!道理很简单——大家都觉看我这人简单，说话办事用不着提防，于是就愿意与我交往乃至交心反倒是那些很有“城府”的人，大家都觉着他太复杂了，在表象背后有个永远看不透的世间。于是人们互相提醒：对这样的人，不管说话还是办事，那可千万千万得提防着点儿啊!你想，人再聪明，若在大家的眼里混到这个份儿上，还能有一个可以畅肺交心的真正的朋左吗?在社会上混来混去，连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那能算是聪明人吗?
聊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质问：你是不是想玩一把“大智若愚”?实话告诉你吧，咱根本没那么高雅，没那么深沉，年轻的时候不懂什么智呀愚呀，全都由着性子来；老了老了，就更不想穿凿附会勉为其难地追求什么这个那个境界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从大半生的经历中，我悟出一个道儿来：人呀，还是活得简单点好——不累，还有趣，又有许多心心相印的要好的朋友，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