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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早晨，有一个男人站在华盛顿的地铁站里拉小提琴。45分钟的时间里，他拉了六支巴赫的曲子。那时正是上班高峰期，人们匆匆而过，1097个路人经过他，大约20个扔了钱，但只是快步经过。没有人发现身边的男子是约夏·贝尔，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之一，就在前两天，他在波士顿的歌剧院里表演，门票上百美元，却座无虚席，一票难求。
最后有一个女人驻足很久，她对他说：“我在国会的图书馆见过你，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故事令我很感动，仿佛美国版的《高山流水》。
在纽约，无论春夏秋冬，都能见到才华横溢的街头艺术家。在国内，街头卖艺总让人觉得有些许尴尬的意味，上海的地铁里甚至明文规定严禁卖艺；而我在美国见到的艺术家们，似乎永远带着愉快或陶醉的情绪，让人对艺术肃然起敬。
每天上课我都要经过纽约时代广场的地铁站，那是一个大站，许多线路汇聚于此，站内四通八达。在地下大厅的柱子下面，总会有一群艺术家在表演。往往今天一大群男女一边演奏一边歌唱，第二天便换了一批。你能看到奇怪的乐器，也能看到奇怪的人，比如一个一直闭着眼睛的演奏者，他用脚踩板击鼓，用手和嘴吹奏，独自一人奏出热热闹闹的音乐来。一开始觉得新鲜，常常驻足，后来也习以为常了，放学回来不赶时间的话，才会停下来站一会，然后留下些散钱离去。
从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出来，来到游人如织的42街，沿街更是站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家，画肖像，做模型，设计花式的名字……应有尽有，都是吸引初来乍到的纽约客的把戏。这些人的收费都不便宜，在这里不赘述。
街头艺术家中，还是自得其乐者居多。艺术这一形式，决定了表演者无法低声下气地向人乞讨；我喜欢街头演奏者旁若无人的气质，仿佛艺术才是对庸碌生活的人们的一种馈赠。
圣诞节前夜，在联合广场的地铁站，有一个带着红色圣诞帽弹奏电钢琴的小男孩，他的帽子是歪戴的，脸上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喜悦，从他指间流淌的音乐，仿佛白兔般欢跳而来。男孩的父亲却是一脸忧愁，站在一边举着自己录制的CD，哀伤地看身边行色匆匆的路人。
42街的地铁站，站着一个浑身素白的女人，脸与四肢也涂成白色。她安静而纹丝不动地站在一个箱子上，像首饰盒里跳芭蕾舞的玩偶般静静守候。我过去，看到前面的锡制小桶上写着“小费”，便放了一块钱进去。她像被投了币的娃娃，突然动了起来，在箱子上优雅地跳起舞来。那时我与她站得很近，能看到她眼睛下方的眼袋，因为涂了白色颜料而微微胀起。短短的几分钟里，她在为我一个人跳舞，而我全神贯注地欣赏着，这种幸福的感觉来得太突然，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傻傻地对她微笑。几分钟后，她戛然而止，仿佛发条渐渐松了，最后又恢复到之前安静的模样。后来我想，如果我不停地扔钱，哪怕只是25美分，也许她都会一直为我跳下去。
这个女人我只见过两次，后来就消失了。她走后，在她对面的位置，靠着栏杆，坐了一个戴贝雷帽、大框眼镜的男人。他面前有一张简易的便携小桌子，上面挂了一块牌子，写着：“给我一个词，就可以为你写一首诗。”他看上去总是很呆滞，一直盯着一个地方出神，让人很难相信他会写诗。我从来没见到有人找他写过诗。
去过纽约市的很多地方，倒转过很多次地铁。见过面对汹涌而来的人流，拉着大提琴的老人，见过在地铁里拎一个音响就开始跳舞的黑人少年，见过在唐人街的Canel Street地铁站下面拉着二胡的华人。有一次，忘记是在哪一个车站，也忘记是坐哪一趟车，走下楼梯来到站台，昏暗逼仄的地铁站里，鲜有人迹，一个男人在拉小提琴，他看到我说：“嘿，中国姑娘！”他们总能轻易地辨别亚洲人的国籍，我朝他笑了笑。他开始拉琴。当你静静听一首古典乐曲的时候，常常会有想要落泪的感动。而后车来了，纽约的地铁声音极大，带来强劲的风，小提琴纤弱欲折的声音没有任何反抗地淹没在轰鸣声中。我走进车厢，在开车之前的间隙又听到了琴声，它并不间断地兀自流淌，车门发出警告声，然后啪地合上，将所有的声音关在外面。也许被轰鸣声掩盖的那一段，正是他苦练了很久的一段，是他觉得最感伤的一段，是技巧最难的一段；但是也说不上可惜，因为他一直在这里，一直在演奏，还会有别的人听到。仿佛匆匆而过的只是车流，时间定格成永恒，他却随着永恒而存在，不停地拉着琴。
那日，我独自去中央公园散心，路上看到了过去经常看到的那个老人，他年纪很大了，背很驼，低头拉着提琴，身后是地铁站一小块一小块的白色瓷砖，好像马赛克的清冷背景；在那样一个寂寥的周末清晨，小提琴发出悲伤的声音，弓仿佛拉在我的心上，叫我不由自主地心慌意乱。从第五大道的地铁口出来，融入到人群中，才自觉回到现实。我听到一阵激昂的鼓声，有很多人围在一起。我那时迫不及待想融到人群里，就挤过去看，是一个穿着鲜艳红色的黑人，头发和很多黑人一样结成一股一股粗大的辫子。他面前摆了很多塑料桶，钢管，有些看上去像是捡来的，而他在卖力地敲击，发出悦耳的、有节奏感的声音。
走到公园入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脸涂成金色的行为艺术者，他浑身都是金色的，戴着墨镜。由于太过安静，我几乎把他误当成是新建的雕塑（后来在联合广场新立了一座银色雕塑，我又误认为是行为艺术者），朝他走过去，他突然转过头来看我，非常缓慢地向我招了一下手。
中央公园很大，我从来也没有走完过。每一次去，都会被它的美所吸引。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它就像曼哈顿一块巨大的翡翠宝石，闪闪发光。在59街面对着它而立，右边是熙熙攘攘昼夜无息的第五大道，左边是约翰·列侬遇刺的遗址。一直往里走，经过动物园，成片的树林，在铜犬Balto雕像的下面，长椅上坐着一个神色漠然的男人，他戴着高帽，耳朵上长长的坠子轻轻摇晃着。他在拉手风琴，脚边的琴盒散落几张纸币。
我见到了在树下弹琴哄着小朋友的四个年轻男人；在高高的桥洞下拉着小提琴的老人；在喷泉边的桥下手拉手唱着唱诗班歌曲的小孩，他们穿得很朴实，也许是因为外面太冷而站在桥下唱歌，声音太美，我身边的一对夫妇听得出神。我还遇到了在公园的主干道上吹着悠扬萨克斯的黑人，一对穿着婚纱的新人随着音乐笑着跑过，消失在不远处被阳光染成五彩的树林中，那一瞬间,好像身在电影里。在喷泉边上，我遇到了造泡泡的人，非常巧合的是，几天前我也在联合广场见到过他，我为在异乡拥有着奇妙而罕有的缘分而欣喜不已。他用铁圈蘸到盛着肥皂水的塑料桶里，拉出一个个巨大绚丽的泡泡，很多孩子在泡泡间穿梭尖叫；他的身边放着一个小盒子，你可以给钱，也可以不给。
太阳落下后，空气变得很凉，一直渗进衣服里面。我试图走完中央公园的计划还是破灭了，只好摸索着往回走。走回铜犬雕像的时候，天已经全黑，那里没有路灯，我看到一个人在长椅上坐着，竟是之前看到过的那个拉手风琴的男人，他已经不再演奏，却一动不动地在黑暗里坐着。手风琴上的某些零件反射出极其微弱的光，我想他一定不知道，有一个人，看似寂寥地散了一下午的步，在刚进公园时看到他，离开时也仿佛为了圆满一般，默默与他告别。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争先恐后地涌出了更多的记忆：在联合广场的地上作画的男人，第二天落了大雨，将他的画冲刷殆尽；在地铁站欢乐地载歌载舞的男女，舞得仿佛忘记了周围人、忘记了世界的存在；在空地上靠吆喝来吸引路人，观看自己杂耍的黑人小伙们；望着落日拉琴的西班牙男人……孙燕姿在《我的爱》的MV中，和卖艺老人们一起唱歌。这太浪漫，在纽约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几乎难以实现。但是艺人们的确装扮了这座城市，植入爱和温暖，带来美和感动，使之焕发无与伦比的艳丽光芒。
谋生，亦是在谋爱——这是怎样一种令人神往而难以企及的生活。
最后有一个女人驻足很久，她对他说：“我在国会的图书馆见过你，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故事令我很感动，仿佛美国版的《高山流水》。
在纽约，无论春夏秋冬，都能见到才华横溢的街头艺术家。在国内，街头卖艺总让人觉得有些许尴尬的意味，上海的地铁里甚至明文规定严禁卖艺；而我在美国见到的艺术家们，似乎永远带着愉快或陶醉的情绪，让人对艺术肃然起敬。
每天上课我都要经过纽约时代广场的地铁站，那是一个大站，许多线路汇聚于此，站内四通八达。在地下大厅的柱子下面，总会有一群艺术家在表演。往往今天一大群男女一边演奏一边歌唱，第二天便换了一批。你能看到奇怪的乐器，也能看到奇怪的人，比如一个一直闭着眼睛的演奏者，他用脚踩板击鼓，用手和嘴吹奏，独自一人奏出热热闹闹的音乐来。一开始觉得新鲜，常常驻足，后来也习以为常了，放学回来不赶时间的话，才会停下来站一会，然后留下些散钱离去。
从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出来，来到游人如织的42街，沿街更是站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家，画肖像，做模型，设计花式的名字……应有尽有，都是吸引初来乍到的纽约客的把戏。这些人的收费都不便宜，在这里不赘述。
街头艺术家中，还是自得其乐者居多。艺术这一形式，决定了表演者无法低声下气地向人乞讨；我喜欢街头演奏者旁若无人的气质，仿佛艺术才是对庸碌生活的人们的一种馈赠。
圣诞节前夜，在联合广场的地铁站，有一个带着红色圣诞帽弹奏电钢琴的小男孩，他的帽子是歪戴的，脸上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喜悦，从他指间流淌的音乐，仿佛白兔般欢跳而来。男孩的父亲却是一脸忧愁，站在一边举着自己录制的CD，哀伤地看身边行色匆匆的路人。
42街的地铁站，站着一个浑身素白的女人，脸与四肢也涂成白色。她安静而纹丝不动地站在一个箱子上，像首饰盒里跳芭蕾舞的玩偶般静静守候。我过去，看到前面的锡制小桶上写着“小费”，便放了一块钱进去。她像被投了币的娃娃，突然动了起来，在箱子上优雅地跳起舞来。那时我与她站得很近，能看到她眼睛下方的眼袋，因为涂了白色颜料而微微胀起。短短的几分钟里，她在为我一个人跳舞，而我全神贯注地欣赏着，这种幸福的感觉来得太突然，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傻傻地对她微笑。几分钟后，她戛然而止，仿佛发条渐渐松了，最后又恢复到之前安静的模样。后来我想，如果我不停地扔钱，哪怕只是25美分，也许她都会一直为我跳下去。
这个女人我只见过两次，后来就消失了。她走后，在她对面的位置，靠着栏杆，坐了一个戴贝雷帽、大框眼镜的男人。他面前有一张简易的便携小桌子，上面挂了一块牌子，写着：“给我一个词，就可以为你写一首诗。”他看上去总是很呆滞，一直盯着一个地方出神，让人很难相信他会写诗。我从来没见到有人找他写过诗。
去过纽约市的很多地方，倒转过很多次地铁。见过面对汹涌而来的人流，拉着大提琴的老人，见过在地铁里拎一个音响就开始跳舞的黑人少年，见过在唐人街的Canel Street地铁站下面拉着二胡的华人。有一次，忘记是在哪一个车站，也忘记是坐哪一趟车，走下楼梯来到站台，昏暗逼仄的地铁站里，鲜有人迹，一个男人在拉小提琴，他看到我说：“嘿，中国姑娘！”他们总能轻易地辨别亚洲人的国籍，我朝他笑了笑。他开始拉琴。当你静静听一首古典乐曲的时候，常常会有想要落泪的感动。而后车来了，纽约的地铁声音极大，带来强劲的风，小提琴纤弱欲折的声音没有任何反抗地淹没在轰鸣声中。我走进车厢，在开车之前的间隙又听到了琴声，它并不间断地兀自流淌，车门发出警告声，然后啪地合上，将所有的声音关在外面。也许被轰鸣声掩盖的那一段，正是他苦练了很久的一段，是他觉得最感伤的一段，是技巧最难的一段；但是也说不上可惜，因为他一直在这里，一直在演奏，还会有别的人听到。仿佛匆匆而过的只是车流，时间定格成永恒，他却随着永恒而存在，不停地拉着琴。
那日，我独自去中央公园散心，路上看到了过去经常看到的那个老人，他年纪很大了，背很驼，低头拉着提琴，身后是地铁站一小块一小块的白色瓷砖，好像马赛克的清冷背景；在那样一个寂寥的周末清晨，小提琴发出悲伤的声音，弓仿佛拉在我的心上，叫我不由自主地心慌意乱。从第五大道的地铁口出来，融入到人群中，才自觉回到现实。我听到一阵激昂的鼓声，有很多人围在一起。我那时迫不及待想融到人群里，就挤过去看，是一个穿着鲜艳红色的黑人，头发和很多黑人一样结成一股一股粗大的辫子。他面前摆了很多塑料桶，钢管，有些看上去像是捡来的，而他在卖力地敲击，发出悦耳的、有节奏感的声音。
走到公园入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脸涂成金色的行为艺术者，他浑身都是金色的，戴着墨镜。由于太过安静，我几乎把他误当成是新建的雕塑（后来在联合广场新立了一座银色雕塑，我又误认为是行为艺术者），朝他走过去，他突然转过头来看我，非常缓慢地向我招了一下手。
中央公园很大，我从来也没有走完过。每一次去，都会被它的美所吸引。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它就像曼哈顿一块巨大的翡翠宝石，闪闪发光。在59街面对着它而立，右边是熙熙攘攘昼夜无息的第五大道，左边是约翰·列侬遇刺的遗址。一直往里走，经过动物园，成片的树林，在铜犬Balto雕像的下面，长椅上坐着一个神色漠然的男人，他戴着高帽，耳朵上长长的坠子轻轻摇晃着。他在拉手风琴，脚边的琴盒散落几张纸币。
我见到了在树下弹琴哄着小朋友的四个年轻男人；在高高的桥洞下拉着小提琴的老人；在喷泉边的桥下手拉手唱着唱诗班歌曲的小孩，他们穿得很朴实，也许是因为外面太冷而站在桥下唱歌，声音太美，我身边的一对夫妇听得出神。我还遇到了在公园的主干道上吹着悠扬萨克斯的黑人，一对穿着婚纱的新人随着音乐笑着跑过，消失在不远处被阳光染成五彩的树林中，那一瞬间,好像身在电影里。在喷泉边上，我遇到了造泡泡的人，非常巧合的是，几天前我也在联合广场见到过他，我为在异乡拥有着奇妙而罕有的缘分而欣喜不已。他用铁圈蘸到盛着肥皂水的塑料桶里，拉出一个个巨大绚丽的泡泡，很多孩子在泡泡间穿梭尖叫；他的身边放着一个小盒子，你可以给钱，也可以不给。
太阳落下后，空气变得很凉，一直渗进衣服里面。我试图走完中央公园的计划还是破灭了，只好摸索着往回走。走回铜犬雕像的时候，天已经全黑，那里没有路灯，我看到一个人在长椅上坐着，竟是之前看到过的那个拉手风琴的男人，他已经不再演奏，却一动不动地在黑暗里坐着。手风琴上的某些零件反射出极其微弱的光，我想他一定不知道，有一个人，看似寂寥地散了一下午的步，在刚进公园时看到他，离开时也仿佛为了圆满一般，默默与他告别。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争先恐后地涌出了更多的记忆：在联合广场的地上作画的男人，第二天落了大雨，将他的画冲刷殆尽；在地铁站欢乐地载歌载舞的男女，舞得仿佛忘记了周围人、忘记了世界的存在；在空地上靠吆喝来吸引路人，观看自己杂耍的黑人小伙们；望着落日拉琴的西班牙男人……孙燕姿在《我的爱》的MV中，和卖艺老人们一起唱歌。这太浪漫，在纽约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几乎难以实现。但是艺人们的确装扮了这座城市，植入爱和温暖，带来美和感动，使之焕发无与伦比的艳丽光芒。
谋生，亦是在谋爱——这是怎样一种令人神往而难以企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