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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语言的译介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可分割的一环，是少数民族进行文化建设的有力手段。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是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在四川考察30余年，对少数民族各种民间故事、历史事迹、风土人情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留下大量研究成果。本文立足于生态翻译观，从“三维”转化的认知角度探讨葛维汉专著《川苗故事与歌谣》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论证葛维汉创作过程中“适应性选择”，力求寻找川南苗族民俗文学传播过程中语言文化的关联重构。
【关键词】生态翻译；适应性选择；少数民族典籍；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J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5-126-03
【本文著录格式】宋云青.论少数民族典籍《川苗故事与歌谣》中生态认知的“三维”转化[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5）：126-128.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学院资助项目“川南僰苗民俗文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项目编号：2019PY04）的研究成果；本文依托宜宾学院川南僰、苗文化翻译及推广平台。
引言
国务院中宣部指示，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是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从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现状来看，多数研究侧重于翻译策略与语言表达形式，即关注重点在于不同语言的词汇和结构转换；而从译文创作者角度分析译者创作过程的主观创造性以及创作结果是否最佳关联译语读者文化认知环境的研究甚少。胡庚申指出，生态翻译学方向立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同时将翻译生态整体性与译者主体性科学地融汇、并纳入到翻译的定义之中。运用生态翻译学观解析川苗民俗文学典籍的翻译，可识解该民族特有生态文化，剖析译语认知语境，有利于解释创作过程的适应性选择。
一、 葛维汉与《川苗故事与歌谣》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于1913年抵达四川，前后在四川度过36年之久；在川期间他多次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尤其是羌苗二族的研究多有建树。葛维汉以传教士身份在现今的宜宾市度过最初20年，而宜宾市正好是川苗的聚居地。在1933至1948年间，葛维汉以珙县王武寨为中心对川苗进行了数次田野调查，对当地苗人的风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数本关于川苗风俗的专著，其中“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川苗的故事和歌谣》）于1954年在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苏珊布朗称该书是对苗族神话和歌曲的翻译，同理在笔者看來，该书是葛维汉以编译整理田野调查而来，应是“译作合一”甚至是“以译代作”的作品。则通过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方式，从文化生态环境视域中看待该典籍的翻译，不仅着眼于川苗文化的译介适应，也可构建翻译过程中的译者的认知适应性转换模式。
二、葛维汉创作行为的“适应性选择”
《川苗的故事和歌谣》一书罗列了神话、社会、性和禁忌等主题，内容真实反映出了川南苗族的各个领域的民间生活，文体囊括了祭祀歌谣、民俗故事、传说典故和礼仪记事等。同时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将川苗地区早期文化特色及民风民俗转换成英语记录的过程体现了译者的主观创造性和生态翻译的译者适应性转换。
三、语言维的最佳关联
（一）语音层面适应性选择
在川苗的祭祀场合，驱魔或施咒的过程中常伴有舞蹈，更兼有说唱。葛维汉有记载：
The yellow wax burns， and the smoke arises.
When the wax burns， I will call.
I will call Ntsong Yin here to lead.
I will call Ntsong Yin to come and go ahead.
I will call Yin Tsha to come and go ahead.
I will call Yin Tsha to come and lead.
Nga Yin held an iron fan.
Yin Tsha held a brass fan in his hand.
此歌谣近似于巫蛊咒语，是驱赶病魔的过程中所唱口诀，大致内容为“点香烧纸，烟雾腾起；我请宋阴把路引，我请宋阴把路引；我请阴差来引路，我请阴差来引路；宋阴手举大铁扇，阴差手持大铜扇。”根据英语发音分析，可以看出前两句唱词中“burns，arises，burns”三词押“s”音的韵，属于开放双行诗节押韵格式；再者，第三至六句皆以“I will call”的排比形式开头，体现了这段咒语作为歌谣的节奏特点，葛维汉在此处保留了原歌谣回环往复的音律美；此外，这四句唱词分别以“lead，ahead，lead，ahead”结尾，单词最后的重读元音及其后面的辅音在读音上相同，体现了英语诗歌尾韵的押韵特点；同理，唱词最后两句的“fan，hand”同样使用了单韵的押韵手法。从这段唱词的英语版本中，可以反映出葛维汉在创作该书的歌谣部分的过程中，保留了原始川苗歌谣的直白内容，并且融入英语诗歌的创作特点，在语言维度上，兼顾了源语言与译入语的语音生态，同时也达到了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展现。
（二）语义层面适应性选择
在四川苗族一带，民间存在“端公”这一角色，端公即男性巫师，与天地神灵沟通，苗人每遇灾疫，很少请医生诊治，而是邀巫觋诉神。“端公”一词在该书中出现了百余次，鉴于人名翻译的“名从主人”原则，应当用音译法译为“duan gong”，对比葛维汉的记录“tuan kung” 有一定的差异。而葛维汉创作此书的时间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下中国使用的是威妥玛拼音，则其对该词地处理符合翻译原则，面对英语读者也保留了中文中“端公”一词的异域性，兼顾源语与译语的语义生态。 （三）文化维的语境充实
翻译生态环境即文本所构建起来的总体环境，包括文化、社会、作者、语言等构建起来的整体。在文化维度的适应应当调整两种异域文化的语境背景和文化框架，不同文化框架的移植和文化框架的嵌入一定程度上可达到充实文本的目的。
1.文化语境的生态移植
葛维汉在该书中记载了数百个民间故事，其故事标题也体现了译者文化适应性选择。如有一则故事则名为“A Husband and His Wife （Taming a Shrew）”即“丈夫与妻子（驯悍記）”。在葛维汉的著作中有不少故事关于夫妻琐事、经历、生活等，而这一则故事大致内容是一对夫妻，丈夫很平凡，妻子生性泼辣好斗嘴，一次吵架后，丈夫教训了妻子，从此家庭和睦。葛维汉在给该故事命名的时候，主标题使用了“A Husband and His Wife”（丈夫与妻子），简单突出了故事的主角；而葛维汉的点睛之处在于括号中备注的“Taming a Shrew”（驯悍记），众所周知《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是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讲述了暴脾气的富家女凯瑟琳娜，在精明的“绅士”彼特鲁乔的改造下，成为温柔贤惠的妻子的故事。可以发现葛维汉进行了文化框架的移植，直接借用了经典名著的标题，并进行了词性改写，拉近了译入语读者与川苗民间故事的距离。
2.文化语境的生态嵌入
葛维汉不仅使用备注法其体现文化维度的转换，也将译入语文化直接镶嵌在川苗故事文本中。例如“A Ferryman Was a Rip Van Winkle”直译即“船夫是瑞普·凡·温克尔”，可理解为“船夫的故事——中国版的瑞普·凡·温克尔”。[5]在创作船夫故事时，葛维汉在标题上也是嵌入了译入语读者熟知的美国民间故事元素“Rip Van Winkle”。瑞普·凡·温克尔是华盛顿·欧文短篇小说中的人物。瑞普靠耕地养家糊口，为了躲避唠叨凶悍的妻子，独自上山打猎，偶遇一船长和船员，便与其喝酒；酒后睡了一觉，醒后下山回家，发现一切事物都变得陌生，最后得知时间已过了整整二十年。与之前“A Husband and His Wife （Taming a Shrew）”《丈夫与妻子（驯悍记）》不同之处在于，“Taming a Shrew”是以副标题或者备注的形式出现，而“Rip Van Winkle”则是直接出现在主标题中，葛维汉将译语文化框架嵌入题目，让读者从内部文化中去寻找川苗文化的共同之处，同时让川苗故事契合英语的文化生态。
3.交际维的意图匹配
《川苗故事与歌谣》一书中包含了许多苗语，苗族人拥有本族独特的语言，但是没有传承下本族的文字，现有的苗文是近代以来，苗族人为了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创制了一些方言文字；同时，如葛维汉这一类外籍传教士为达到传教的目的，也创制了一些苗文；此外，政府也组织语言学家为苗族创制了苗文，将老苗文改进为拉丁字母形式。书中有记“In ancient time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resent borderland of Yunnan and Szechwan were called Ngai Nts？（nts？）.”[5]大致含义即：在过去，如今的云南、四川一带的边陲之地，聚居着的土著人被称为“矮人族”。句子中的“Ngai Nts？”一词则为苗语，是以拉丁语字母穿插在同为拉丁字母的英语文本中，葛维汉在这篇短篇故事的正文部分仅仅介绍了“Ngai Nts？”（矮人族）的小故事，并未详细记述“Ngai Nts？”（矮人族）的由来，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外来语的插入在没有详细记述的情况下势必造成阅读理解上的障碍；再者，仅仅500余词的小故事倘若长篇大论地解释说明一个单词，难免会显得冗长不分轻重，故葛维汉将“Ngai Nts？”一词加以脚注，便可详细解释道“The Ch’uan Miao word Ngai Nts？ is a corruption of the Chinese word ai tsu， pronounced in southern Szechwan Ngai Ts？，meaning dwarfs or short people. The Ch’uan Miao name for these people also means dwarfs or short people.”葛维汉向译入语读者说明了苗语的“Ngai Nts？”是汉语的“ai tsu”（威妥玛拼音的矮子）的变体，苗语的发音更接近四川方言，葛维汉还继续使用了英语“dwarfs”（矮子）和“short people”（身材矮小的人）去进一步解释说明该词，让文章更适应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利于信息交际。
葛维汉自持译者身份，在20余年的调研中对该民族特有文化进行了深刻解读，了解川南苗族一些文化符号的基本意义、使用背景、运用条件等，充分适应了翻译过程中的源语文化生态和译语认知环境；在此前提下，葛维汉又借以译入语文化的生态环境为背景，在语言、文化、交际层面灵活转换了川苗民族文化特色词、特有表达、特殊概念。
四、结语
通过生态翻译视角看待葛维汉的创作，解读《川苗故事与歌谣》一书，可以看出翻译生态环境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是川苗文化与英语译入语的不断碰撞，葛维汉的翻译创作活动一直是他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尤其是对文化特色符号的翻译，直接影响西方读者对我国川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也影响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文本的生态环境需照顾到方方面面，如文本产生背景、语境环境、认知背景等等；语言转换的层面可以折射出这一文本的生态构建背景，译者应从“三维”转换的角度去识解源语言和译入语的不同信息背景，对文本文化元素进行挖掘的同时，兼顾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生态背景。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2]苏珊·R·布朗著，饶锦译，李绍明审校.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教士—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上）[J].中华文化论坛，2001（3）：115-123.
[3]苏珊·R·布朗著，饶锦译，李绍明审校.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教士—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下）[J].中华文化论坛，2002（1）：110-120.
[4]廖七一. 胡适诗歌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26.
[5]David Crockett Graham.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M].CITY OF WASHINGTON：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54：1.
[6]李晓琴.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策略[J].贵州民族研究，2017（12）：151-154.
[7]白光.探讨《驯悍记》中的男权思想[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3（4）：88-89.
[8]孙洁茜.翻译生态环境与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的翻译[J].贵州民族研究，2014（10）：118-120.
作者简介：宋云青（1993-），女，汉族，四川绵阳人，助教，研究方向为翻译，川南苗族文化。
【关键词】生态翻译；适应性选择；少数民族典籍；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J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5-126-03
【本文著录格式】宋云青.论少数民族典籍《川苗故事与歌谣》中生态认知的“三维”转化[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5）：126-128.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学院资助项目“川南僰苗民俗文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项目编号：2019PY04）的研究成果；本文依托宜宾学院川南僰、苗文化翻译及推广平台。
引言
国务院中宣部指示，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是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从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现状来看，多数研究侧重于翻译策略与语言表达形式，即关注重点在于不同语言的词汇和结构转换；而从译文创作者角度分析译者创作过程的主观创造性以及创作结果是否最佳关联译语读者文化认知环境的研究甚少。胡庚申指出，生态翻译学方向立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同时将翻译生态整体性与译者主体性科学地融汇、并纳入到翻译的定义之中。运用生态翻译学观解析川苗民俗文学典籍的翻译，可识解该民族特有生态文化，剖析译语认知语境，有利于解释创作过程的适应性选择。
一、 葛维汉与《川苗故事与歌谣》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于1913年抵达四川，前后在四川度过36年之久；在川期间他多次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尤其是羌苗二族的研究多有建树。葛维汉以传教士身份在现今的宜宾市度过最初20年，而宜宾市正好是川苗的聚居地。在1933至1948年间，葛维汉以珙县王武寨为中心对川苗进行了数次田野调查，对当地苗人的风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数本关于川苗风俗的专著，其中“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川苗的故事和歌谣》）于1954年在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苏珊布朗称该书是对苗族神话和歌曲的翻译，同理在笔者看來，该书是葛维汉以编译整理田野调查而来，应是“译作合一”甚至是“以译代作”的作品。则通过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方式，从文化生态环境视域中看待该典籍的翻译，不仅着眼于川苗文化的译介适应，也可构建翻译过程中的译者的认知适应性转换模式。
二、葛维汉创作行为的“适应性选择”
《川苗的故事和歌谣》一书罗列了神话、社会、性和禁忌等主题，内容真实反映出了川南苗族的各个领域的民间生活，文体囊括了祭祀歌谣、民俗故事、传说典故和礼仪记事等。同时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将川苗地区早期文化特色及民风民俗转换成英语记录的过程体现了译者的主观创造性和生态翻译的译者适应性转换。
三、语言维的最佳关联
（一）语音层面适应性选择
在川苗的祭祀场合，驱魔或施咒的过程中常伴有舞蹈，更兼有说唱。葛维汉有记载：
The yellow wax burns， and the smoke arises.
When the wax burns， I will call.
I will call Ntsong Yin here to lead.
I will call Ntsong Yin to come and go ahead.
I will call Yin Tsha to come and go ahead.
I will call Yin Tsha to come and lead.
Nga Yin held an iron fan.
Yin Tsha held a brass fan in his hand.
此歌谣近似于巫蛊咒语，是驱赶病魔的过程中所唱口诀，大致内容为“点香烧纸，烟雾腾起；我请宋阴把路引，我请宋阴把路引；我请阴差来引路，我请阴差来引路；宋阴手举大铁扇，阴差手持大铜扇。”根据英语发音分析，可以看出前两句唱词中“burns，arises，burns”三词押“s”音的韵，属于开放双行诗节押韵格式；再者，第三至六句皆以“I will call”的排比形式开头，体现了这段咒语作为歌谣的节奏特点，葛维汉在此处保留了原歌谣回环往复的音律美；此外，这四句唱词分别以“lead，ahead，lead，ahead”结尾，单词最后的重读元音及其后面的辅音在读音上相同，体现了英语诗歌尾韵的押韵特点；同理，唱词最后两句的“fan，hand”同样使用了单韵的押韵手法。从这段唱词的英语版本中，可以反映出葛维汉在创作该书的歌谣部分的过程中，保留了原始川苗歌谣的直白内容，并且融入英语诗歌的创作特点，在语言维度上，兼顾了源语言与译入语的语音生态，同时也达到了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展现。
（二）语义层面适应性选择
在四川苗族一带，民间存在“端公”这一角色，端公即男性巫师，与天地神灵沟通，苗人每遇灾疫，很少请医生诊治，而是邀巫觋诉神。“端公”一词在该书中出现了百余次，鉴于人名翻译的“名从主人”原则，应当用音译法译为“duan gong”，对比葛维汉的记录“tuan kung” 有一定的差异。而葛维汉创作此书的时间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下中国使用的是威妥玛拼音，则其对该词地处理符合翻译原则，面对英语读者也保留了中文中“端公”一词的异域性，兼顾源语与译语的语义生态。 （三）文化维的语境充实
翻译生态环境即文本所构建起来的总体环境，包括文化、社会、作者、语言等构建起来的整体。在文化维度的适应应当调整两种异域文化的语境背景和文化框架，不同文化框架的移植和文化框架的嵌入一定程度上可达到充实文本的目的。
1.文化语境的生态移植
葛维汉在该书中记载了数百个民间故事，其故事标题也体现了译者文化适应性选择。如有一则故事则名为“A Husband and His Wife （Taming a Shrew）”即“丈夫与妻子（驯悍記）”。在葛维汉的著作中有不少故事关于夫妻琐事、经历、生活等，而这一则故事大致内容是一对夫妻，丈夫很平凡，妻子生性泼辣好斗嘴，一次吵架后，丈夫教训了妻子，从此家庭和睦。葛维汉在给该故事命名的时候，主标题使用了“A Husband and His Wife”（丈夫与妻子），简单突出了故事的主角；而葛维汉的点睛之处在于括号中备注的“Taming a Shrew”（驯悍记），众所周知《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是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讲述了暴脾气的富家女凯瑟琳娜，在精明的“绅士”彼特鲁乔的改造下，成为温柔贤惠的妻子的故事。可以发现葛维汉进行了文化框架的移植，直接借用了经典名著的标题，并进行了词性改写，拉近了译入语读者与川苗民间故事的距离。
2.文化语境的生态嵌入
葛维汉不仅使用备注法其体现文化维度的转换，也将译入语文化直接镶嵌在川苗故事文本中。例如“A Ferryman Was a Rip Van Winkle”直译即“船夫是瑞普·凡·温克尔”，可理解为“船夫的故事——中国版的瑞普·凡·温克尔”。[5]在创作船夫故事时，葛维汉在标题上也是嵌入了译入语读者熟知的美国民间故事元素“Rip Van Winkle”。瑞普·凡·温克尔是华盛顿·欧文短篇小说中的人物。瑞普靠耕地养家糊口，为了躲避唠叨凶悍的妻子，独自上山打猎，偶遇一船长和船员，便与其喝酒；酒后睡了一觉，醒后下山回家，发现一切事物都变得陌生，最后得知时间已过了整整二十年。与之前“A Husband and His Wife （Taming a Shrew）”《丈夫与妻子（驯悍记）》不同之处在于，“Taming a Shrew”是以副标题或者备注的形式出现，而“Rip Van Winkle”则是直接出现在主标题中，葛维汉将译语文化框架嵌入题目，让读者从内部文化中去寻找川苗文化的共同之处，同时让川苗故事契合英语的文化生态。
3.交际维的意图匹配
《川苗故事与歌谣》一书中包含了许多苗语，苗族人拥有本族独特的语言，但是没有传承下本族的文字，现有的苗文是近代以来，苗族人为了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创制了一些方言文字；同时，如葛维汉这一类外籍传教士为达到传教的目的，也创制了一些苗文；此外，政府也组织语言学家为苗族创制了苗文，将老苗文改进为拉丁字母形式。书中有记“In ancient time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resent borderland of Yunnan and Szechwan were called Ngai Nts？（nts？）.”[5]大致含义即：在过去，如今的云南、四川一带的边陲之地，聚居着的土著人被称为“矮人族”。句子中的“Ngai Nts？”一词则为苗语，是以拉丁语字母穿插在同为拉丁字母的英语文本中，葛维汉在这篇短篇故事的正文部分仅仅介绍了“Ngai Nts？”（矮人族）的小故事，并未详细记述“Ngai Nts？”（矮人族）的由来，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外来语的插入在没有详细记述的情况下势必造成阅读理解上的障碍；再者，仅仅500余词的小故事倘若长篇大论地解释说明一个单词，难免会显得冗长不分轻重，故葛维汉将“Ngai Nts？”一词加以脚注，便可详细解释道“The Ch’uan Miao word Ngai Nts？ is a corruption of the Chinese word ai tsu， pronounced in southern Szechwan Ngai Ts？，meaning dwarfs or short people. The Ch’uan Miao name for these people also means dwarfs or short people.”葛维汉向译入语读者说明了苗语的“Ngai Nts？”是汉语的“ai tsu”（威妥玛拼音的矮子）的变体，苗语的发音更接近四川方言，葛维汉还继续使用了英语“dwarfs”（矮子）和“short people”（身材矮小的人）去进一步解释说明该词，让文章更适应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利于信息交际。
葛维汉自持译者身份，在20余年的调研中对该民族特有文化进行了深刻解读，了解川南苗族一些文化符号的基本意义、使用背景、运用条件等，充分适应了翻译过程中的源语文化生态和译语认知环境；在此前提下，葛维汉又借以译入语文化的生态环境为背景，在语言、文化、交际层面灵活转换了川苗民族文化特色词、特有表达、特殊概念。
四、结语
通过生态翻译视角看待葛维汉的创作，解读《川苗故事与歌谣》一书，可以看出翻译生态环境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是川苗文化与英语译入语的不断碰撞，葛维汉的翻译创作活动一直是他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尤其是对文化特色符号的翻译，直接影响西方读者对我国川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也影响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文本的生态环境需照顾到方方面面，如文本产生背景、语境环境、认知背景等等；语言转换的层面可以折射出这一文本的生态构建背景，译者应从“三维”转换的角度去识解源语言和译入语的不同信息背景，对文本文化元素进行挖掘的同时，兼顾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生态背景。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2]苏珊·R·布朗著，饶锦译，李绍明审校.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教士—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上）[J].中华文化论坛，2001（3）：115-123.
[3]苏珊·R·布朗著，饶锦译，李绍明审校.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教士—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下）[J].中华文化论坛，2002（1）：110-120.
[4]廖七一. 胡适诗歌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26.
[5]David Crockett Graham.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M].CITY OF WASHINGTON：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54：1.
[6]李晓琴.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策略[J].贵州民族研究，2017（12）：151-154.
[7]白光.探讨《驯悍记》中的男权思想[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3（4）：88-89.
[8]孙洁茜.翻译生态环境与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的翻译[J].贵州民族研究，2014（10）：118-120.
作者简介：宋云青（1993-），女，汉族，四川绵阳人，助教，研究方向为翻译，川南苗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