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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不同的文化里，由于人们的思维差异和认知体验的不同，人们对事物概念和范围的认识是不完全一致的，这种词语切分的差异和语言结构的不同对翻译和跨文化交际产生了影响。本文以认知语义学为基础讨论了英汉语言文化社区的人们对语义范畴切分的不同，并讨论了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意义。
【關键词】概念 文化 功能对等
一、引言
翻译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翻译的争论都集中在意译和直译上。这一争论是源于不同语言在文化上是有差异的，简单的语码转换不能解决问题。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通过语言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的人们要交流要通过翻译，然而翻译通常都只能达到两边的相对对应，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不同的文化导致了人们认知的差异，形成了对相同或相似事物的不同認识。本文将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并讨论怎样才能达到较好的翻译效果。
二、语言中的文化差异
“译者作为一个文化个体， 有时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正受着所属文化的影响。所以， 尽管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克服自己的主观因素， 但结果仍总免不了带有译语文化的烙印”。语言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各个民族在表达某一意思时， 总是就近取材，选用他们最熟悉的事物， 托物言志， 借景抒情。而在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大家都熟悉的事物，它所包含的内涵常常不一样，比如中国的“龙”是力量、勇敢、吉祥的象征，而英语里的dragon则表示一种凶残的怪物、魔鬼。这种类似的差异比比皆是，都因文化使然。不同语言受到文化的影响后，语言之间必然不是完全对应的，这种差异反映到词汇层次上，便会出现“词汇空缺”现象；而反映到语法层次上，便会出现语言结构上的差异。
1.词汇层次的差异。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词汇，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必然存在着“词汇空缺”现象。空缺现象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在一种社会里的某物在另一种社会里没有对应物，或者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不一样，这主要是涉及文化传统。比如，汉语中的“风水”如果直译成wind and water，会让人费解，因为在他们头脑里没有“风水”这个概念。又比如在英语里的First Lady，翻成汉语是“第一夫人”，这个词在今天也许不会让人疑惑，但在从前，一些中国人会认为这些总统有好多夫人，因为既然有第一，肯定有第二，第三。由于传统思维的差异，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会在语言中表现出来，在中国人的心里，死亡是一种解脱，脱离今生的苦海，寻找来生的幸福，所以在汉语里会有“红白喜事”这种说法。而death在英美人看来总是令人伤心的。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还是跟词汇的概念化有关，认知语言学普遍认为概念的形成有人的因素，人们在自身的经验中形成范畴和概念。研究表明人对世界信息的范畴化和概念化是掺杂着文化因素的，这叫范畴化中的文化辐射现象。
另一类的词语空缺则是由于语言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主要是体现在双关结构中。由于词的多义现象，当一个语音段表示几种意义时，另一种语言没法都与之对应。汉语里的人名，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通常都有特定的意义，在翻译时一般不易把握。在《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诗句“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暗示的是小说里的两个女主角林黛玉和薛宝钗。所以对这个诗句的翻译就很难做到既表意又传神。如果翻成“There is a jade belt in the forest， and a gold hairpin buried in the snow.”则没有表达出原文中对两位女性的暗示。在英语里也有这种例子，bank 既有“银行”的意思，又有“河岸”的意思，所以在英语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答：“Why is the river so rich？ —Because it has two banks.”翻成汉语时该怎么办，是说“有两家银行”，还是翻成“有两岸”再标上注释？这两种方法好像都没有表达出原文的幽默。
除了“词汇空缺”，认知中的原型效应也影响了不同语言的词汇对等。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理论是Rosch根据她对基本范畴的研究提出来的，她认为一个范畴与另一个范畴之间很难找到确切的分界线，而一个范畴内部的成员也不是均质的，有一些成员的特征比较典型，因此是该范畴的核心成员，而另一些非典型成员则根据其与典型成员之间的相似程度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非正式成员地位。不同文化对典型成员的认知是不同的，比如pink英语色彩词是以中心色的身份出现，而译成汉语则是“粉红”，似乎成了边缘色；又比如在鸟范畴中，英美人会认为“知更鸟”（robin）是基本范畴，而对中国人来说，更接近原型的可能是“麻雀”。
2.语言结构的差异。语言结构差异产生的基础是语法结构的不完全对应。然而，根据认知语言学，语言的基础就是意义，对意义的不同诠释表现在语法中即语言结构的差异。范畴化的过程是文化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过程，其中语法结构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
西方传统文化自古就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即天人相分的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所以西方人的思维比较符合客观事物的逻辑，并且重分析、求思辨的。这样的文化沉淀在语言中，很自然的会让语法结构戴上思维习惯的烙印。因而英语语法常以客观物质现象为基础，具有明确化、条理化、精确化和逻辑性的特点，注重语法的逻辑严谨性和句法规范性。
汉语注重意合，只要求传达意义，英语则注重形合，要求语言结构一定要合逻辑，名词动词各司其职，分别担任主谓宾语。如果动词要用在主宾语位置上则要有变化。科技英语里有很多名词化结构在翻译中需要对结构进行转换，比如 “Although the production of such transgenic strains of animals carrying foreign genes is now a relatively routine technique in many laboratories，it is unlikely that such method s will be extended to human embryos， both for moral and technical reasons.”如果翻译成“尽管目前在许多实验室里，这种携带异体基因的动物转基因株的生产是一种比较常规的技术，但由于伦理及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些方法不可能扩展应用于人体胚胎上。”其中划线部分就会觉得拗口。直接说：“培养这种携带异体基因的动物转基因株是……”好像更符合汉语的习惯。 三、解决方案：功能对等理论
语言学家在探索语言普遍性的过程中，发现在一条普遍原则下，不同文化里会对应不同的亚原则。礼貌是一条普遍的交际原则，在西方它是一条策略，而在东方则被广泛的当成是一种道德。文化影响在范畴化中的体现是一种文化的扩展过程，渗透到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不管在何种文体的翻译中，这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由于对语言使用者来说，语言的生成是受到文化影响的，而理解语言也需要文化背景知识。在现实中英汉语言在诸多方面的不对应给翻译带来了困难。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是直译还是意译？“异化”还是“归化”？在实践过程中，具体的问题更复杂。比如上面提到的bank这个例子，究竟应该怎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笔者认为奈达（Nida）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译文与原文在效果上达到“对等”， 即译文必须以读者为出发点， 使译文读者的理解和感受与原文读者的理解和感受基本一致。功能对等的概念是把翻译看作交际的结果，基础是功能同形，其中同形是符号与符号或符号与现实的相似。
基于功能对等理论，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文化翻译的原则。
首先，原文和译文在形式和功能上都对等。有时两种语言对同一对象有相同的说法，这时可以直译为目的语。在没有对应的情况下，如果对方能理解，也可以这样处理。比如中国人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而在英语里也有“Time is money.”的说法。又如骂人用的“断子绝孙”译成“May you die sonless！”，西方人也能领会其中的意思。
其次，原文与译文的形式不对应， 但功能等效。由于文化的差异，人们往往向同一事物投射不同的搭配意义。许多典故和习语都是如此，比如，英语里的“He is a rabbit.”，如果直译成“他胆小如兔”，中国读者可能会不知所云，而用功能相近的汉语成语“胆小如鼠”则更好。汉语里用“倾盆大雨”表示雨很大，如同倾倒出来的一样，而俄语有“Дождь льёт как из ведра.（傾‘桶’大雨）”的说法。
另外，如果译文在形式或功能上都没有对应，可以采用直译后加注释或在原词上适当增加说明性的词语的方法。上文提到的，《红楼梦》的诗句“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就可以加上适当注释，让译文的读者明白这种暗示。《红楼梦》里的人名多半用了谐音，在翻译时应该加上注释，否则原文的文学价值会失去一大半。杨宪益先生在译甄士隐、贾化、卜世仁时就分别作了如下注解：Chen Shihyin （Note： Homophone for “true facts concealed”） ， Chia Hua （Note： Homophone for “false talk”） ， Pu Shihjen （Note： Homophone for “not a human being”）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以上原则的应用要注意如果第一条不能满足要求才用第二条，第二条不能达到效果才考虑用第三条。现在我们再来看刚才提到的bank一例。如果在“河岸”一词后加上注释，让读者知道在英文里bank还有银行的意思，但这样做原文的诙谐就在译文里丢失了。可否用前两条原则解决这个问题？汉语里也有谐音的情况，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保留原文的色彩。如果译成“因为河水永远向前
（钱）流。”就可以较好地达到对等。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文化辐射在概念范畴化的过程中的体现，这种范畴化的文化差异对翻译造成了影响，简单的两种语言形式的互换并不是翻译。翻译涉及到文化的传递，而本文作者认为可以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并根据实际提出了三条原则。总的来说，译者一定要对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非常了解，充分掌握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并遵守功能对等规则才能向读者传递出原文意思。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兰天.奈达翻译思想与跨文化翻译[J].广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1（4）：126-131.
[3]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文旭.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观[J].外国语，1999（1）：35-41.
[5]熊学亮.语言学新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杨仕章.略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15-19.
[7]Nida，E.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Leiden：E.J.Brill， 1964.
作者简介：戴婷婷（1981.11-），女，重慶江津人，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语言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句法学，语义学。
【關键词】概念 文化 功能对等
一、引言
翻译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翻译的争论都集中在意译和直译上。这一争论是源于不同语言在文化上是有差异的，简单的语码转换不能解决问题。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通过语言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的人们要交流要通过翻译，然而翻译通常都只能达到两边的相对对应，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不同的文化导致了人们认知的差异，形成了对相同或相似事物的不同認识。本文将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并讨论怎样才能达到较好的翻译效果。
二、语言中的文化差异
“译者作为一个文化个体， 有时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正受着所属文化的影响。所以， 尽管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克服自己的主观因素， 但结果仍总免不了带有译语文化的烙印”。语言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各个民族在表达某一意思时， 总是就近取材，选用他们最熟悉的事物， 托物言志， 借景抒情。而在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大家都熟悉的事物，它所包含的内涵常常不一样，比如中国的“龙”是力量、勇敢、吉祥的象征，而英语里的dragon则表示一种凶残的怪物、魔鬼。这种类似的差异比比皆是，都因文化使然。不同语言受到文化的影响后，语言之间必然不是完全对应的，这种差异反映到词汇层次上，便会出现“词汇空缺”现象；而反映到语法层次上，便会出现语言结构上的差异。
1.词汇层次的差异。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词汇，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必然存在着“词汇空缺”现象。空缺现象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在一种社会里的某物在另一种社会里没有对应物，或者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不一样，这主要是涉及文化传统。比如，汉语中的“风水”如果直译成wind and water，会让人费解，因为在他们头脑里没有“风水”这个概念。又比如在英语里的First Lady，翻成汉语是“第一夫人”，这个词在今天也许不会让人疑惑，但在从前，一些中国人会认为这些总统有好多夫人，因为既然有第一，肯定有第二，第三。由于传统思维的差异，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会在语言中表现出来，在中国人的心里，死亡是一种解脱，脱离今生的苦海，寻找来生的幸福，所以在汉语里会有“红白喜事”这种说法。而death在英美人看来总是令人伤心的。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还是跟词汇的概念化有关，认知语言学普遍认为概念的形成有人的因素，人们在自身的经验中形成范畴和概念。研究表明人对世界信息的范畴化和概念化是掺杂着文化因素的，这叫范畴化中的文化辐射现象。
另一类的词语空缺则是由于语言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主要是体现在双关结构中。由于词的多义现象，当一个语音段表示几种意义时，另一种语言没法都与之对应。汉语里的人名，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通常都有特定的意义，在翻译时一般不易把握。在《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诗句“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暗示的是小说里的两个女主角林黛玉和薛宝钗。所以对这个诗句的翻译就很难做到既表意又传神。如果翻成“There is a jade belt in the forest， and a gold hairpin buried in the snow.”则没有表达出原文中对两位女性的暗示。在英语里也有这种例子，bank 既有“银行”的意思，又有“河岸”的意思，所以在英语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答：“Why is the river so rich？ —Because it has two banks.”翻成汉语时该怎么办，是说“有两家银行”，还是翻成“有两岸”再标上注释？这两种方法好像都没有表达出原文的幽默。
除了“词汇空缺”，认知中的原型效应也影响了不同语言的词汇对等。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理论是Rosch根据她对基本范畴的研究提出来的，她认为一个范畴与另一个范畴之间很难找到确切的分界线，而一个范畴内部的成员也不是均质的，有一些成员的特征比较典型，因此是该范畴的核心成员，而另一些非典型成员则根据其与典型成员之间的相似程度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非正式成员地位。不同文化对典型成员的认知是不同的，比如pink英语色彩词是以中心色的身份出现，而译成汉语则是“粉红”，似乎成了边缘色；又比如在鸟范畴中，英美人会认为“知更鸟”（robin）是基本范畴，而对中国人来说，更接近原型的可能是“麻雀”。
2.语言结构的差异。语言结构差异产生的基础是语法结构的不完全对应。然而，根据认知语言学，语言的基础就是意义，对意义的不同诠释表现在语法中即语言结构的差异。范畴化的过程是文化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过程，其中语法结构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
西方传统文化自古就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即天人相分的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所以西方人的思维比较符合客观事物的逻辑，并且重分析、求思辨的。这样的文化沉淀在语言中，很自然的会让语法结构戴上思维习惯的烙印。因而英语语法常以客观物质现象为基础，具有明确化、条理化、精确化和逻辑性的特点，注重语法的逻辑严谨性和句法规范性。
汉语注重意合，只要求传达意义，英语则注重形合，要求语言结构一定要合逻辑，名词动词各司其职，分别担任主谓宾语。如果动词要用在主宾语位置上则要有变化。科技英语里有很多名词化结构在翻译中需要对结构进行转换，比如 “Although the production of such transgenic strains of animals carrying foreign genes is now a relatively routine technique in many laboratories，it is unlikely that such method s will be extended to human embryos， both for moral and technical reasons.”如果翻译成“尽管目前在许多实验室里，这种携带异体基因的动物转基因株的生产是一种比较常规的技术，但由于伦理及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些方法不可能扩展应用于人体胚胎上。”其中划线部分就会觉得拗口。直接说：“培养这种携带异体基因的动物转基因株是……”好像更符合汉语的习惯。 三、解决方案：功能对等理论
语言学家在探索语言普遍性的过程中，发现在一条普遍原则下，不同文化里会对应不同的亚原则。礼貌是一条普遍的交际原则，在西方它是一条策略，而在东方则被广泛的当成是一种道德。文化影响在范畴化中的体现是一种文化的扩展过程，渗透到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不管在何种文体的翻译中，这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由于对语言使用者来说，语言的生成是受到文化影响的，而理解语言也需要文化背景知识。在现实中英汉语言在诸多方面的不对应给翻译带来了困难。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是直译还是意译？“异化”还是“归化”？在实践过程中，具体的问题更复杂。比如上面提到的bank这个例子，究竟应该怎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笔者认为奈达（Nida）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译文与原文在效果上达到“对等”， 即译文必须以读者为出发点， 使译文读者的理解和感受与原文读者的理解和感受基本一致。功能对等的概念是把翻译看作交际的结果，基础是功能同形，其中同形是符号与符号或符号与现实的相似。
基于功能对等理论，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文化翻译的原则。
首先，原文和译文在形式和功能上都对等。有时两种语言对同一对象有相同的说法，这时可以直译为目的语。在没有对应的情况下，如果对方能理解，也可以这样处理。比如中国人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而在英语里也有“Time is money.”的说法。又如骂人用的“断子绝孙”译成“May you die sonless！”，西方人也能领会其中的意思。
其次，原文与译文的形式不对应， 但功能等效。由于文化的差异，人们往往向同一事物投射不同的搭配意义。许多典故和习语都是如此，比如，英语里的“He is a rabbit.”，如果直译成“他胆小如兔”，中国读者可能会不知所云，而用功能相近的汉语成语“胆小如鼠”则更好。汉语里用“倾盆大雨”表示雨很大，如同倾倒出来的一样，而俄语有“Дождь льёт как из ведра.（傾‘桶’大雨）”的说法。
另外，如果译文在形式或功能上都没有对应，可以采用直译后加注释或在原词上适当增加说明性的词语的方法。上文提到的，《红楼梦》的诗句“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就可以加上适当注释，让译文的读者明白这种暗示。《红楼梦》里的人名多半用了谐音，在翻译时应该加上注释，否则原文的文学价值会失去一大半。杨宪益先生在译甄士隐、贾化、卜世仁时就分别作了如下注解：Chen Shihyin （Note： Homophone for “true facts concealed”） ， Chia Hua （Note： Homophone for “false talk”） ， Pu Shihjen （Note： Homophone for “not a human being”）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以上原则的应用要注意如果第一条不能满足要求才用第二条，第二条不能达到效果才考虑用第三条。现在我们再来看刚才提到的bank一例。如果在“河岸”一词后加上注释，让读者知道在英文里bank还有银行的意思，但这样做原文的诙谐就在译文里丢失了。可否用前两条原则解决这个问题？汉语里也有谐音的情况，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保留原文的色彩。如果译成“因为河水永远向前
（钱）流。”就可以较好地达到对等。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文化辐射在概念范畴化的过程中的体现，这种范畴化的文化差异对翻译造成了影响，简单的两种语言形式的互换并不是翻译。翻译涉及到文化的传递，而本文作者认为可以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并根据实际提出了三条原则。总的来说，译者一定要对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非常了解，充分掌握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并遵守功能对等规则才能向读者传递出原文意思。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兰天.奈达翻译思想与跨文化翻译[J].广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1（4）：126-131.
[3]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文旭.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观[J].外国语，1999（1）：35-41.
[5]熊学亮.语言学新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杨仕章.略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15-19.
[7]Nida，E.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Leiden：E.J.Brill， 1964.
作者简介：戴婷婷（1981.11-），女，重慶江津人，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语言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句法学，语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