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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罗尔纲应同乡朋友之邀,撰写个人求学经历,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师门辱教记》。原来,他1930年自上海的中国公学毕业后,前后陆续在老师胡适指导下,做了五年多的研究工作,其间还曾在胡适上海和北京的家里,住过两三年,真正成了胡适的“入门弟子”。他的正差是整理抄录胡适父亲的遗著,辑录《聊斋全集》,以及在北大考古室编晚清学者缪荃孙收藏的三万多份金石拓本目录,同时又在胡适指导下,业余从事太平天国史实的考证研究,并在1937年春出版了一本引得胡适大为不快的《太平天国史纲》,违背了胡适再三要求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原则。罗尔纲自认有辱师教,在同乡要求他写学记的自传时,才将其命名为《师门辱教记》。书中真实记叙了自己在胡适家中生活和受教经过。出版之后,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胡适语),所以颇受读者欢迎。1945年修改再版,特邀胡适做序,待1948年胡适完成序言之后,修改本和序言被出版者带到台湾,1952年转到胡适手中。1958年,胡适自美返台,接受友人的生日祝贺,作为贺礼的回馈,他自费印行本书,并改名为《师门五年记》,因为他认为“这本小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光荣”(罗尔纲转述胡适信中的话)。在台湾,这本小书一直是学人的心仪之物。在大陆,三联书店1995年把罗尔纲十年浩劫后写的《胡适琐记》与本书合二为一正式出版。我看到的《师门五年记》,是1997年三联书店在罗尔纲去世后,又出的增补本,虽然内容丰富许多,最有意思的部分,还是《师门五年记》的本文,因为它的文字有一种特别朴实诚笃的味道。
其实,胡适作为罗尔纲的老师,除了在中国公学时教过他文化史以外,就罗尔纲研究专长的太平天国史而言,胡适本人并不擅长,甚至可以说是无“业”可“授”。胡适再三告诫要求罗尔纲的,主要是帮助他确定研究方向和指导研究方法。例如,他看到罗尔纲写文章说“明代官员好名而清代好利”,立刻写信批评罗尔纲,在列举了许多相反的证据后,严厉告诫他“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当罗尔纲虚心受教,他又要求罗尔纲在整理金石目录时,“挑选此项金石补订笔记之最工者,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用真姓名”,因为这些文字对确立罗尔纲学术地位有用。并叮嘱罗尔纲不要急于全面研究清代军制,而要深入考证“湘军以前是否真没有‘兵为将有’的情形”;还对罗尔纲研究湘军的计划做了全面调整,亲自为之具体列出了搜集材料的重点。在信尾,却又说“我是门外汉,所见如此,不知有可供你考虑的吗”,而或许正是这种中肯的教诲与细致的指导,才最终成就了中国一代太平天国史权威终生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学术成果。
从这对师生的事迹看,“师道”的核心,其实是人格影响与态度、方法的引导。就方法而言,虽然罗尔纲在1949年前一直谨受师教,承认自己的做法有所疏失,然而正像余英时所说,“科学方法的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所以在事过四十多年之后,罗尔纲虽然仍然秉承胡适要求的“说有证据的话”和下笨功夫的准则,但也以其四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实现了对太平天国是非功过宏观判断的任务。换言之,在方法上他也已经有超越、有发展了,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曾减少他对老师的敬意。
师生之间不仅会在认识上、方法上有矛盾,也会在生活态度的方方面面有矛盾、有冲突。罗尔纲作为一个狷介自守的青年学子,长期生活在一位社会名流的家中,怎样尊重保护他脆弱的自尊心,胡适确实也有许多周到考虑,细心安排。例如,虽然罗尔纲是他的入室弟子,他却一直把他当朋友、当客人对待,不但在家中来客时必要郑重介绍,而且在遇有特别宴请时,必让自己的堂弟先邀罗尔纲去家中做客,以避免可能的尴尬。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当罗尔纲在北京大学未能如愿升职,冯友兰又邀罗尔纲去清华大学任教却被胡适婉拒以后,这对师生产生了隔阂。在他人的怂恿下,罗尔纲也有段时间不再向胡适问教。事后当罗尔纲又接到南开大学的聘任,多少有些自得地到胡适面前征询去否时,胡适却坦率地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清华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一席话,说得罗尔纲热泪盈眶,坚定了他留在北大的决心,而且胡适事后又想办法帮他解决职称与经济问题。可以说,这几年在胡适指导下的工作经历,的确为罗尔纲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话曾常常为人诟病,其实它只是强调学生应该尊重老师,而不是让学生一辈子服从老师,也不是说学生不可以超过老师,因为时代在发展,大多数“儿子”最终都要强过“老子”。胡适当然是中国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今天的中国,对胡适及其老师杜威倡导的实验主义,也有了更为全面的评价。但是,在中国人民面临大是大非问题时,罗尔纲却有与胡适全然不同也更为正确的选择,并且在始终保有对老师尊重的心态中,坚持走完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这或者正是最好的学生的应有表现。而胡适在明知学生有别样的选择以后,依然珍重学生的一片真心,怕也是深得为师之道真谛的反映吧?看看胡适怎样做老师,罗尔纲又是如何做学生,对我们大家校正师生关系,校正做学问乃至为人处世之道,是否也会大有裨益呢?
【文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煦
其实,胡适作为罗尔纲的老师,除了在中国公学时教过他文化史以外,就罗尔纲研究专长的太平天国史而言,胡适本人并不擅长,甚至可以说是无“业”可“授”。胡适再三告诫要求罗尔纲的,主要是帮助他确定研究方向和指导研究方法。例如,他看到罗尔纲写文章说“明代官员好名而清代好利”,立刻写信批评罗尔纲,在列举了许多相反的证据后,严厉告诫他“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当罗尔纲虚心受教,他又要求罗尔纲在整理金石目录时,“挑选此项金石补订笔记之最工者,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用真姓名”,因为这些文字对确立罗尔纲学术地位有用。并叮嘱罗尔纲不要急于全面研究清代军制,而要深入考证“湘军以前是否真没有‘兵为将有’的情形”;还对罗尔纲研究湘军的计划做了全面调整,亲自为之具体列出了搜集材料的重点。在信尾,却又说“我是门外汉,所见如此,不知有可供你考虑的吗”,而或许正是这种中肯的教诲与细致的指导,才最终成就了中国一代太平天国史权威终生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学术成果。
从这对师生的事迹看,“师道”的核心,其实是人格影响与态度、方法的引导。就方法而言,虽然罗尔纲在1949年前一直谨受师教,承认自己的做法有所疏失,然而正像余英时所说,“科学方法的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所以在事过四十多年之后,罗尔纲虽然仍然秉承胡适要求的“说有证据的话”和下笨功夫的准则,但也以其四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实现了对太平天国是非功过宏观判断的任务。换言之,在方法上他也已经有超越、有发展了,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曾减少他对老师的敬意。
师生之间不仅会在认识上、方法上有矛盾,也会在生活态度的方方面面有矛盾、有冲突。罗尔纲作为一个狷介自守的青年学子,长期生活在一位社会名流的家中,怎样尊重保护他脆弱的自尊心,胡适确实也有许多周到考虑,细心安排。例如,虽然罗尔纲是他的入室弟子,他却一直把他当朋友、当客人对待,不但在家中来客时必要郑重介绍,而且在遇有特别宴请时,必让自己的堂弟先邀罗尔纲去家中做客,以避免可能的尴尬。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当罗尔纲在北京大学未能如愿升职,冯友兰又邀罗尔纲去清华大学任教却被胡适婉拒以后,这对师生产生了隔阂。在他人的怂恿下,罗尔纲也有段时间不再向胡适问教。事后当罗尔纲又接到南开大学的聘任,多少有些自得地到胡适面前征询去否时,胡适却坦率地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清华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一席话,说得罗尔纲热泪盈眶,坚定了他留在北大的决心,而且胡适事后又想办法帮他解决职称与经济问题。可以说,这几年在胡适指导下的工作经历,的确为罗尔纲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话曾常常为人诟病,其实它只是强调学生应该尊重老师,而不是让学生一辈子服从老师,也不是说学生不可以超过老师,因为时代在发展,大多数“儿子”最终都要强过“老子”。胡适当然是中国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今天的中国,对胡适及其老师杜威倡导的实验主义,也有了更为全面的评价。但是,在中国人民面临大是大非问题时,罗尔纲却有与胡适全然不同也更为正确的选择,并且在始终保有对老师尊重的心态中,坚持走完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这或者正是最好的学生的应有表现。而胡适在明知学生有别样的选择以后,依然珍重学生的一片真心,怕也是深得为师之道真谛的反映吧?看看胡适怎样做老师,罗尔纲又是如何做学生,对我们大家校正师生关系,校正做学问乃至为人处世之道,是否也会大有裨益呢?
【文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