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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家赵树理因作品中掺杂的强烈“政治性”和“民间性”因素，长期以来研究者多将目光集中在他与当代文艺政策及民间文化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上，而他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勾连常常被忽略。出身乡间的赵树理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他的情知结构亦是以此为起点建立，在他身上强烈的文艺服务于社会现实的文学观念，不仅仅是五四以来民族危机背景下对文艺提出的救国要求和主流意识形态予以的文学规范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更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文学观跨越时空的积极响应。
关键词：赵树理 现实 “以文载道”
自赵树理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践行者”进入文学史以来，学界对赵树理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作品进行“外围化”解读。诚然，其文学作品无论是生产机制、传播机制还是评价机制确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状况的产生一方面是赵树理本人对自身写作行为的一种指认，他曾直言不讳要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文学作品，更自诩为“地摊文学”家，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强烈的文艺服务于现实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外界惯于将其文学作品置于文学场域之外的历史社会进行功能性肯定的结果，学界对其作品的评价兴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紧随时事变动。赵树理过于贴合时代的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后人亦热衷于探究“赵树理现象”背后文学发展的复杂性。然而，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赵树理而言，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的文艺创作观念不只是一种现实需要，也是对传统士大夫“以文载道”精神的践行和坚守。
一、文艺为现实服务
赵树理虽不专事文艺理论，但是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他有着自己独立的、较为系统的文艺观念和创作主张，尤其是他否认文学纯粹的审美价值，突出强调其社会功用的文艺观被人们所熟知，一些言论更是广为流传：“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能不写”a，显然，在赵树理看来，文艺创作的目的就是为指导现实服务，他也切实落实在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照他自己的说法，写《李有才板话》是为了配合减租斗争，《李家庄变迁》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登记》为宣传新婚姻法，《三里湾》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时具体方针政策的传达形式，是“政治的传声筒”。对赵树理而言，他的几乎整个文学创作生涯始终围绕当下社会现实问题书写，若将此观点置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加以细化分析，是否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文艺的主要功能就是始终配合当下具体现实任务呢？
有学者认为赵树理是赞同文艺创作应配合某一时段中心任务，原因一是他对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以下简称《讲话》）忠实信仰的结果，原因二则是与他成为专业作家之前长期从事动员宣传工作有关，上述说法自然有其依据。如在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关于文艺创作是否应该“赶任务”的讨论中，赵树理认为“赶总比不赶好”，“赶得多总比赶得少好”，理由则是“因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以及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b，此外，他还曾谈道：“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作农村动员宣传工作的，后来作了职业的写作者只能说是‘转业’，从作这种工作出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c从这些言论来看，赵树理确实赞成文学应为某一具体方针政策的宣传及推行服务的文艺观点，而他之所以能够凭借《小二黑结婚》在文艺界声名鹊起也正是因其文学创作被认为契合了1942年毛泽东《讲话》中所规定的要让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一个有力武器”，“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精神。d 《讲话》中所提及的文艺观点自有其依据，毛泽东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他考虑文艺问题的出发点源于他及其所领导的政党当前所面临的革命道路上的实际问题，他提出的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清理当前革命道路上遇到的障碍。《讲话》的出现也正是针对延安文艺队伍中思想资源和艺术取向驳杂不一的状况而提出，目的则是要统一意识形态，规范文艺创作队伍，使之更好地为战时革命服务。
身为作家的赵树理，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为解决社会生活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问题”。在赵树理的预想中，他的文学作品所要承担的是上传下达的社会功能，他的文艺为现实服务的文学观念也正是基于利用文艺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延伸而来。实际上，从他的文艺观点看来，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一定是具有现实指向性的，文学作品不仅来源于现实，最终也应该回归到现实。这里的“现实”具体来讲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已发现和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一想法显然与其时文艺政策的提倡不谋而合，赵树理也就顺理成章被推至文艺界的潮头位置。但赵树理对于“现实”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当下生活实际，对于未来可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下的社会现实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忽略。随着主流文艺界对“现实”一词的阐述发生变化，赵树理文学为现实服务的文艺观点必然与之产生偏差，他的文学创作命运也就随之起伏不定。
二、复现的“文以载道”观
赵树理不仅赞同文艺服务于现实的观点，而且对此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着，“否认文学的纯粹艺术价值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普遍看法，但我们却很少能够看到像赵树理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毫不动摇的坚定姿态”e。这种将文学功利性一面发展至极端的文艺思想，相较于深受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五四”以来的大多数中国作家虽然也都反对将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品欣赏，但并未像赵树理一般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坚定姿态，这样一种文学创作态度在西方文论大行其道的今天看来无疑是有些滑稽的，但若将此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则自有其合理性一面。
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宇宙万物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有某种规律将其统摄，保证事物的正常运转，人们所要做的就是顺应此规律，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的稳定社会形态，由此，它将所有社会文化视为整体性认知系统，而不对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作拆分性理解。在中国传统哲学系统中几乎没有出现像西方文化中与现实世界全然隔绝的纯粹形而上的超越世界，大多数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的概念也并不具备脱离世俗独立存在的空间，它往往与伦理道德中的“善”捆绑在一起。传统美学中的“意境”说提倡物我交融、浑然一体的审美境界，强调的也正是主体意识与客观事物间的全方位交往互动，“美”即是“人在面对审美客体时产生的道德共鸣”，只有道德上无瑕才能带来审美上的愉悦。换句话说，美要以“善”作为基底，这样说来它就不可能不带有功利性目的，这也解释了古代士人为何把表现家国大义、个人理想道德的文学作品看作正统，而将表现日常生活、抒发一己私情的文学作品视为末流的原因，即具备教化作用的文学作品方能称之为优秀，反之则连其审美价值也可一并忽略。因为文艺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社会作用，“中国以一流文学自居的人，一直注重在与政治联系之中来考虑文学的存在意义，总爱在某些方面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f。由此观之，赵树理文学服务于现实的文艺观在中国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这样的文艺观背后所指向的是古代士阶层积极入世、勇于担当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出身农家，为农民代言是他写作的立足点。“以关注农民的命运为己任，是贯穿赵树理参加革命前后始终不变的相当朴素的思想线索”g，他的整个文学创作活动都是围绕农民而写。他寄希望于自己手中的笔，能如实反映并解决农民这一群体在面临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时出现的现实生活问题，切实做到“以文载道”，在推动农民群体能够尽快追随历史潮流的道路上他始终不懈努力。
赵树理所执着追求的文学是为现实服务的文艺观，除了是对当时主流文艺观的积极响应，也是他对古代士人“文以载道”文艺观的变相传承，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古代士人阶层勇于担当的现实责任精神，为民发声就是其中的重要体现。他看到了农民蕴藏的巨大潜力，以农民个体利益得失为衡量时代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在文学创作上，他执着于站在农民中间书写他们的悲欢喜乐，这样的文艺观念自然有其偏狭的一面，然而相较于此前中国的农民书写多是立于远处旁观的创作视角，赵树理无疑为我们理解文艺与现实及传统的关系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考。
a 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2页。
b 赵树理：《赵树理谈“赶任务”》，《文汇报》1951年2月22日。
c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491页。
d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 王确：《艺术信仰的逃避——儒家文化与赵树理的文学工具理性》，《文艺争鸣》1999年第4期，第67—71页。
f 〔日〕铃木修次：《中國文学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g 程光炜：《赵树理评论的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
作 者： 刘艺渊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在读硕士。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赵树理 现实 “以文载道”
自赵树理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践行者”进入文学史以来，学界对赵树理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作品进行“外围化”解读。诚然，其文学作品无论是生产机制、传播机制还是评价机制确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状况的产生一方面是赵树理本人对自身写作行为的一种指认，他曾直言不讳要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文学作品，更自诩为“地摊文学”家，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强烈的文艺服务于现实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外界惯于将其文学作品置于文学场域之外的历史社会进行功能性肯定的结果，学界对其作品的评价兴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紧随时事变动。赵树理过于贴合时代的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后人亦热衷于探究“赵树理现象”背后文学发展的复杂性。然而，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赵树理而言，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的文艺创作观念不只是一种现实需要，也是对传统士大夫“以文载道”精神的践行和坚守。
一、文艺为现实服务
赵树理虽不专事文艺理论，但是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他有着自己独立的、较为系统的文艺观念和创作主张，尤其是他否认文学纯粹的审美价值，突出强调其社会功用的文艺观被人们所熟知，一些言论更是广为流传：“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能不写”a，显然，在赵树理看来，文艺创作的目的就是为指导现实服务，他也切实落实在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照他自己的说法，写《李有才板话》是为了配合减租斗争，《李家庄变迁》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登记》为宣传新婚姻法，《三里湾》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时具体方针政策的传达形式，是“政治的传声筒”。对赵树理而言，他的几乎整个文学创作生涯始终围绕当下社会现实问题书写，若将此观点置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加以细化分析，是否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文艺的主要功能就是始终配合当下具体现实任务呢？
有学者认为赵树理是赞同文艺创作应配合某一时段中心任务，原因一是他对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以下简称《讲话》）忠实信仰的结果，原因二则是与他成为专业作家之前长期从事动员宣传工作有关，上述说法自然有其依据。如在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关于文艺创作是否应该“赶任务”的讨论中，赵树理认为“赶总比不赶好”，“赶得多总比赶得少好”，理由则是“因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以及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b，此外，他还曾谈道：“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作农村动员宣传工作的，后来作了职业的写作者只能说是‘转业’，从作这种工作出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c从这些言论来看，赵树理确实赞成文学应为某一具体方针政策的宣传及推行服务的文艺观点，而他之所以能够凭借《小二黑结婚》在文艺界声名鹊起也正是因其文学创作被认为契合了1942年毛泽东《讲话》中所规定的要让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一个有力武器”，“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精神。d 《讲话》中所提及的文艺观点自有其依据，毛泽东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他考虑文艺问题的出发点源于他及其所领导的政党当前所面临的革命道路上的实际问题，他提出的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清理当前革命道路上遇到的障碍。《讲话》的出现也正是针对延安文艺队伍中思想资源和艺术取向驳杂不一的状况而提出，目的则是要统一意识形态，规范文艺创作队伍，使之更好地为战时革命服务。
身为作家的赵树理，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为解决社会生活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问题”。在赵树理的预想中，他的文学作品所要承担的是上传下达的社会功能，他的文艺为现实服务的文学观念也正是基于利用文艺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延伸而来。实际上，从他的文艺观点看来，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一定是具有现实指向性的，文学作品不仅来源于现实，最终也应该回归到现实。这里的“现实”具体来讲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已发现和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一想法显然与其时文艺政策的提倡不谋而合，赵树理也就顺理成章被推至文艺界的潮头位置。但赵树理对于“现实”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当下生活实际，对于未来可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下的社会现实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忽略。随着主流文艺界对“现实”一词的阐述发生变化，赵树理文学为现实服务的文艺观点必然与之产生偏差，他的文学创作命运也就随之起伏不定。
二、复现的“文以载道”观
赵树理不仅赞同文艺服务于现实的观点，而且对此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着，“否认文学的纯粹艺术价值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普遍看法，但我们却很少能够看到像赵树理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毫不动摇的坚定姿态”e。这种将文学功利性一面发展至极端的文艺思想，相较于深受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五四”以来的大多数中国作家虽然也都反对将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品欣赏，但并未像赵树理一般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坚定姿态，这样一种文学创作态度在西方文论大行其道的今天看来无疑是有些滑稽的，但若将此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则自有其合理性一面。
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宇宙万物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有某种规律将其统摄，保证事物的正常运转，人们所要做的就是顺应此规律，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的稳定社会形态，由此，它将所有社会文化视为整体性认知系统，而不对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作拆分性理解。在中国传统哲学系统中几乎没有出现像西方文化中与现实世界全然隔绝的纯粹形而上的超越世界，大多数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的概念也并不具备脱离世俗独立存在的空间，它往往与伦理道德中的“善”捆绑在一起。传统美学中的“意境”说提倡物我交融、浑然一体的审美境界，强调的也正是主体意识与客观事物间的全方位交往互动，“美”即是“人在面对审美客体时产生的道德共鸣”，只有道德上无瑕才能带来审美上的愉悦。换句话说，美要以“善”作为基底，这样说来它就不可能不带有功利性目的，这也解释了古代士人为何把表现家国大义、个人理想道德的文学作品看作正统，而将表现日常生活、抒发一己私情的文学作品视为末流的原因，即具备教化作用的文学作品方能称之为优秀，反之则连其审美价值也可一并忽略。因为文艺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社会作用，“中国以一流文学自居的人，一直注重在与政治联系之中来考虑文学的存在意义，总爱在某些方面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f。由此观之，赵树理文学服务于现实的文艺观在中国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这样的文艺观背后所指向的是古代士阶层积极入世、勇于担当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出身农家，为农民代言是他写作的立足点。“以关注农民的命运为己任，是贯穿赵树理参加革命前后始终不变的相当朴素的思想线索”g，他的整个文学创作活动都是围绕农民而写。他寄希望于自己手中的笔，能如实反映并解决农民这一群体在面临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时出现的现实生活问题，切实做到“以文载道”，在推动农民群体能够尽快追随历史潮流的道路上他始终不懈努力。
赵树理所执着追求的文学是为现实服务的文艺观，除了是对当时主流文艺观的积极响应，也是他对古代士人“文以载道”文艺观的变相传承，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古代士人阶层勇于担当的现实责任精神，为民发声就是其中的重要体现。他看到了农民蕴藏的巨大潜力，以农民个体利益得失为衡量时代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在文学创作上，他执着于站在农民中间书写他们的悲欢喜乐，这样的文艺观念自然有其偏狭的一面，然而相较于此前中国的农民书写多是立于远处旁观的创作视角，赵树理无疑为我们理解文艺与现实及传统的关系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考。
a 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2页。
b 赵树理：《赵树理谈“赶任务”》，《文汇报》1951年2月22日。
c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491页。
d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 王确：《艺术信仰的逃避——儒家文化与赵树理的文学工具理性》，《文艺争鸣》1999年第4期，第67—71页。
f 〔日〕铃木修次：《中國文学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g 程光炜：《赵树理评论的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
作 者： 刘艺渊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在读硕士。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