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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曾两次采访张国荣，都是在1993年。
第一次是在夏天，电影《霸王别姬》得了戛纳金棕榈奖，到上海光明电影院首映。当时，曹可凡刚开始做谈话类节目《名家专列》，得知要采访张国荣，有些紧张。好在张国荣颇放松，一上来就坦承“我很自恋”，两人很快热络起来。“我几乎是由着性子问他。”如今再回看，曹可凡觉得那次采访青涩、粗糙，但恰好给张国荣的孩子气以“撒野”的空间。
第二次是在秋天，他去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风月》剧组探班。拍摄地在江南小镇同里，当天张国荣状态不太好，前后拍了10多条，陈凯歌仍不满意。没过多久，天空下起雨，越下越大，不得不收工。张国荣走到长廊的一处安静地，接受曹可凡的采访，那次采访很深入，结束后仍意犹未尽。两人又到张国荣房间里，继续聊。
不成想10年后，2003年4月1日，张国荣纵身一跃，与世界告别。消息传来时，曹可凡的本能反应是“愚人节玩笑”，消息证实后，一直难以接受，“张国荣说的那些话，和他整个人的状态，好像在我心上抽打了一下。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就在2003年，相声大师马三立、剧作家吴祖光、清史专家朱家溍、文学家施蛰存、表演艺术家英若诚……一批文化艺术大师相继离世。面对他们的离去，曹可凡既痛心又无奈。他开始思考：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在经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涤荡后，究竟给21世纪的我们留下了什么？
之后，他便决定创办一个电视访谈节目，這就是《可凡倾听》，一做就是17年。节目之外，他将与访谈嘉宾的私人记忆，点点滴滴都写了下来。从黄永玉到小野洋子，从蓝天野到常莎娜、从杨振宁到许渊冲……51个人物，20万文字，最终成书《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
老先生们像是糖葫芦串儿
“书里写的是我多年接触和交往过的各界大家，和他们的缘分，或深或浅。我想记下一鳞半爪，作为时代记忆的几瓣碎片。”曹可凡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那些老先生中，他最先结识的是海派书画大师程十发。
那是1993年，曹可凡跟几个绘画圈的朋友去参加一次画家笔会。程十发当时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刚一到场，所有人“哗”地涌了过去，主办方请他在画上题字，一帮人围着看，曹可凡也凑热闹，挤在人群中。程十发一边题字，一边朝曹可凡的方向瞟了一眼，忽然停下笔说：“你……可是曹可凡？”曹可凡一惊，老先生接着说：“《诗与画》节目做得不错，就是你主持时太刻板，像上课一样，不行。形式得改一改。”曹可凡赶忙点头应允。
《诗与画》当时是上海电视台的一档小节目。1989年开播，每天介绍一首诗、鉴赏一幅画，时长10分钟左右。“看似简单，但并不容易。在没有提词器的年代，我每月狂背唐诗宋词，还有一些美术专业术语”。年轻的曹可凡正是因为这个节目成了电视上的“熟脸”。
那次笔会结束后，程十发给曹可凡留了家里地址和电话，并邀请他“有空儿来家玩儿”。后来，曹可凡登门拜访，两人相谈甚欢，成了忘年交。他每周固定去程家两次，陪老人聊天，听他讲自己珍藏的古画，“200多幅名画，唐伯虎、文征明、八大山人等，程老侃侃而谈，头头是道”。曹可凡回忆说。
程十发是地道的上海人，交际甚广，剧作家柯灵、文学家施蛰存、京昆大师俞振飞等都和他相熟。在他的引荐下，曹可凡慢慢地融入海派文化圈，成了“老人们的青年朋友”。
“老先生们不好‘伺候’，但只要你真正走进他们的圈子，你就会发现，他们就像是‘糖葫芦串儿’一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你拽住了其中的一颗，便一定能把‘整串’拿到手上。”比如，他一直想采访王世襄先生，沟通多次，都被拒绝。有一次，他到北京办事，顺便拜访黄苗子先生，聊到想采访王世襄未果，黄苗子当时就抄起电话，打了过去，一番劝说，采访就成了。
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下，曹可凡的交友圈越来越大。从上海到北京，到港台，再到国外，叶浅予、丁聪、黄永玉、启功、白先勇、余光中、帕瓦罗蒂等，都成了他倾听的对象。
这些人中，和曹可凡相处最久的是黄永玉。“他是一个蛮疙瘩（上海方言，意为对人、对事挑剔，要求高）的人，爱憎分明，性情中人。”曹可凡记得，黄永玉有一个至交好友殷振家，是一位滑稽戏导演。殷振家病危时，打电话给黄永玉，问他能不能赶来上海见最后一面。黄永玉说：“我最近在北京办画展，很忙的，没办法来看你。你千万不要死，要死也等我来了再死……”最终两人没能见上。殷振家去世后，黄永玉打听了追悼会的时间，从北京飞到上海，直奔火葬场。当时，他不进吊唁厅，径自跑到太平间，绕着老友的遗体转了一圈，就回去了，告别仪式都没参加。
“我和黄老相交20多年，他对我来说，是朋友，亦是人生导师。”曹可凡记得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去拜访92岁的黄永玉。当时，先生正在《收获》上连载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有一次事多没来得及写，离交稿大概只有几天了，于是熬了4个通宵，熬到清晨五六点。“老人家都这么拼，都这么乐观，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后辈就更没有理由懈怠了。”曹可凡说。
记录活的历史
《可凡倾听》创办之初，栏目的定位是：以精英文化为基石的高端文化名人访谈类节目。当时的曹可凡，已经收获了许多老艺术大家的友谊。“尽管10年前曾做过访谈类节目，但想到让那些熟悉的老人坐在摄像机前，讲述自己的故事，内心还是有些忐忑。”
他跑去北京，向白岩松请教。白岩松自1993年起主持央视《东方之子》，10年间采访了各界无数精英。两人聊了许久，白岩松跟他再三强调采访时平视尤为珍贵，“面对的是一个人，一个有悲有喜、有得有失的人生”。
曹可凡第一个采访的老人是漫画家丁聪。那是2004年，采访在老人北京的家中进行。“他的家很局促，又小又乱，书堆得像山，画摆得一箱子一箱子的，无从下脚。”他回忆说。当时老人已88岁，语速很慢，什么事都从头说起。问他“喜欢吃炸猪排吗”，他从3岁说起，说到7岁、15岁，若有人打断，他就又从头说起。“一共聊了5个小时，最后艰难地编出来，没敢放在第一期播。”
第一期播出的是剧作家、演员黄宗江。在曹可凡的记忆里，黄宗江是一个戏痴，一谈起戏就停不下来，再就是性格直爽。在采访时，他谈到自己的一个遗憾是“未能和红颜知己卢燕排演一部戏”。节目播出后，很快成为热门话题，黄宗江不悦——原来卢燕看到后，把他数落了一顿，“他把我叫去，把我臭骂一通，不过老爷子脾气来得快去得快，骂完就带我去吃饭了”。
之后，那些文化老人，一个个被他邀请到摄像机前，畅所欲言：启功和他谈潘家园一老太太摆摊卖字——仿他的字，还夸他人好不捣乱，因为他从不揭穿;帕瓦罗蒂童心萌发，装扮成西楚霸王项羽的模样，还即兴表演了一段类似意大利“数来宝”的玩意儿;当问起余光中为何面对李敖的攻讦从不反击时，余光中回答“这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
“他们对艺术的执着，精神上的乐观、宽容、幽默，都是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曹可凡说。如今再回忆，这么多年采访过的人当中，已去世的有启功、吴冠中、王世襄、黄苗子、黄宗江、戴爱莲、孙道临、谢晋……“而我就像是在和时间赛跑，记录活的历史。”
这些佩戴着“文化活化石”标签的老人们像秋叶一样逐渐枯萎凋零，曹可凡意识到这样下去“节目会越做越窄”。他开始将目光聚焦在那些有故事、有内涵、有趣味的文化娱乐界名人身上，后来梁朝伟、孙俪、谢霆锋、岳云鹏、华晨宇等都上过他的节目。
不久前，曹可凡把“口红一哥”李佳琦请到《可凡倾听》。在采访过程中，李佳琦讲到直播的困扰：有一次，助理庆庆在直播间无意中抢了粉丝的红包，第二天哭着向大众道歉，并且自掏腰包拿出罚款给粉丝。讲着讲着，李佳琦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他解释说，自己哭是因为“看到粉丝在底下留言说没关系，能理解他们，表示每个人都会犯错”。
“粉丝骂他们，诋毁他们，他没有哭。当表示理解他们时，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戳到了。”曹可凡说，这也是一个用情至深的人。他想要倾听年青人、尤其是某一领域顶尖的年青人的声音，“他们对社会的观察、对生活这本大书的体会，也许比我们更透、更深”。
大家族走出来的上海先生
很多人都猜测曹可凡结交文人大家与他的家世有关。在《蠡园惊梦》一书中，他详细追溯了自己的家族史。民国时期，曾外祖父王尧臣与胞弟王禹卿原本是无锡白丁，到上海闯荡，后联合荣氏兄弟、浦氏兄弟、“三姓六兄弟”开办“福新面粉公司”。在帮助荣家确立中国“面粉大王”地位的同时，王氏兄弟也给自己赢得了“面粉二王”的美称。
曹可凡的童年时代是在一条名叫“锦园”的里弄中度过的。“锦园”原是荣氏企业当家人荣宗敬先生的私人花园和网球场，后辟为福新企业高级职员寓所。1931年“锦园”建成，祖父曹启东便携全家搬迁于此。当时，祖父事业正值上升期，一家人的日子平静而富足。
“但我的朋友圈和家族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小康人家陷入困顿，所以知道一切都要靠自己。”曹可凡说。因为好日子没过多少年，家道便在整个中国的动荡中中落了。后来，他和很多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读书、求学、工作。
1982年，曹可凡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一读就是9年。大五那年，他参加上海电视台的“大学生主持大赛”，一举夺冠。上海电视台相中了他，他开始边读书边兼职做主持。直到1995年，正式入职东方电视台，一步步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主持人。
正当《可凡倾听》做得风风火火时，曹可凡带着好奇心和求知欲“下海”。他主持《加油！好男儿》《舞林大会》《顶级厨师》等真人秀节目;后来，还出演了《建国大业》《金陵十三钗》《老中医》等影视剧。在热闹和喧嚣中走过后，他依然坚守着《可凡倾听》。“我还是希望在沙漠当中打造一小块绿洲。我就想成为一豆灯火，虽然随时可能被吹灭。一豆灯火也有光亮，也有温度——只要能看到一点点光亮，就有希望。”
“曹可凡属于老派的，但绝不老式。他属海派的，但自有一道坚定不移的底线。这恰巧就是上海先生的特点。”作家程乃珊说。曹可凡觉得这评价很精准，就像是他在《老中医》里演的海派中医吴雪初，“这个人物是‘圆’，平时为人处世他有些圆滑，在乎利益又不愿意得罪人。但当日本人要他交出药方时，他虽有恐惧，却也准备赴死”。
曹可凡已经57岁了，现在的他把自己的事业划分为三块：主持、演戏和写作。“来日有限，有效地用好剩下的时光，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别等以后没机会。”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采访孙道临时的情景。那是2005年，孙道临因病住院，年过八旬的老艺术家记忆力急剧衰退，谈起演过的经典银幕形象，有的他依稀记得，大多数他都想不起来，流露出茫然的神情。有一瞬间，他突然紧紧抓住曹可凡的手，哽咽道：“忘了，忘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们认识的那个孙道临已经没了！”说完，像孩子一般嚎啕大哭。
“我最怕速度赶不上。既怕《可凡倾听》赶不上文化老人们老去的脚步，又怕我赶不上《可凡倾听》老去的脚步。究竟还有多少值得记录的人没有记录？到底还有多少需要挽留的历史没有挽留？这些工作，能否在《可凡倾听》从荧屏消失那一天之前完成？”曹可凡常常這样问自己，也常常拿这些问题警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