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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是否有能力推行全民社会保障的问题上，从上到下正在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本质，是中国到底应不应该实行保护所有公民权益的、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目标。
有能力也应该搞全民社保
有被采访者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社保水平的角度看，中国尚无能力建立全民性的社会保障，其依据是中国经济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太多，搞全民社保不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迎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团、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宁宁等社保专家则从不同角度对全民社保作了肯定回答。
李迎生对本刊记者说，分析研究认为，中国搞一个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社会公平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初步测算表明，财政每年拿出1600亿元左右，基本可以将医疗保障全覆盖；拿出1000亿元左右，基本可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养老问题。所以，解决全民社会保障，经济能力不是问题，关键是发展理念是否体现科学发展观。
中国目前GDP可能要超过20万亿元，财政收入达到3万多亿元，外汇储备9000多亿元。丁宁宁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就中国经济总量和实力而言，我们现在有条件解决全民社会保障问题。他同时提出，对社保要有清醒认识，不要学西方过度宣传福利。现阶段，我们还不可能是高水准的社保，防止掉人福利陷阱。
有专家说，确实要在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上“量力而行”，同时也确实更需要在体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上“尽力而为”。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说，经济持续增长是中国建立统一的、基本的、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机遇。但社会保障能力不光是钱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是教育，二是医疗。健康和国民素质就是生产力。基层解决社会保障不是看经济发展，而是看政府的公共服务。
世界银行社保专家于小庆说，中国社会保障总体思路和目标还不够明确，也没有形成大体系、没有一个时间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关系的理解和选择可能是个问题。她注意到，关于“大社保”这个更前沿的问题，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始终强调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扩大农村低保和困难救助，可越穷的地方越没有条件搞社会保障，这对各级政府公共财政责任的要求就更高。在相对贫困的农村搞低保等社会保障等问题上，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向本刊记者表示，中国建立全民社会保障目标，不仅有比较好的经济条件和能力，而且也有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作保证。尽管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民众参与程度不高，但党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时，越来越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对于解决以小农为主体的农村社会保障来说，可能更有效率。因此，只要下决心调整社会政策，确立全民社保目标和推进全民保障，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农民多、农民穷就难以搞全民社保，更没有理由认为覆盖了农民的社保会影响经济发展。
完善社保与即期消费
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不托底的消费心理，抑制了许多商品市场的即期消费。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保专家指出，搞好社会保障也是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政策。老百姓普遍享受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就会增强消费信心，从而实现经济学上所讲的靠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一位权威经济分析人士介绍，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仍是依赖投资拉动，中国近年投资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消费率相对较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太弱，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这位人士分析说，影响消费因素有两个：一是收入，二是边际消费倾向。由于城乡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贫富差距大，尤其是大量老龄化人口“未富先老”、农民没有社会保障，他们的收支预期不好。因此，要让老百姓感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无疑是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选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辽宁、黑龙江和四川等省份采访了解到，目前退休职工的待遇普遍很低，城市老年人群的相对贫穷随着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和社会保障不足而日益显现。
记者采访了一对在东北某城市打工的四川年轻夫妇，女的叫龙国珍，在一家公司当保洁工，每月600元左右工资。丈夫在建筑市场干拆房、砸墙等零活，每月一千元左右。两人多年没有回老家，孩子直到上小学才带到身边。打工的目标就是攒钱回家养老和送孩子上学。龙国珍和丈夫打工十多年，积攒了十多万元，大部分储蓄在银行。她说，他们不敢花钱，更租不起好房子，交不起取暖费。她还不愿意让单位缴纳养老保险，因为参加养老保险要扣工资而且带不回四川，还不如让老板每月多给她几十元。这种现象似乎也很普遍，当单位、企业、雇主等从员工收入中拿出一小部分为其入社保时，相当一些员工不太情愿，尽管告诉他那钱是用于他本人的。
社保专家何平解释，这种现状不仅反映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面临的困难和复杂心态，也展示了中低收入人群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消费窘境。有经济学家谈到，单就中国进城打工的1．2亿多农民工而言，他们每年约从城里赚钱上万亿元，但是这些收入对中国消费增长的拉动力是不大的。因为没有社会保障，他们不敢花钱。
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农村消费增长是关键。扩大农村消费，政府的社会性服务要改善，包括向农民提供医疗、养老和贫困救助，逐步解决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
有能力也应该搞全民社保
有被采访者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社保水平的角度看，中国尚无能力建立全民性的社会保障，其依据是中国经济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太多，搞全民社保不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迎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团、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宁宁等社保专家则从不同角度对全民社保作了肯定回答。
李迎生对本刊记者说，分析研究认为，中国搞一个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社会公平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初步测算表明，财政每年拿出1600亿元左右，基本可以将医疗保障全覆盖；拿出1000亿元左右，基本可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养老问题。所以，解决全民社会保障，经济能力不是问题，关键是发展理念是否体现科学发展观。
中国目前GDP可能要超过20万亿元，财政收入达到3万多亿元，外汇储备9000多亿元。丁宁宁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就中国经济总量和实力而言，我们现在有条件解决全民社会保障问题。他同时提出，对社保要有清醒认识，不要学西方过度宣传福利。现阶段，我们还不可能是高水准的社保，防止掉人福利陷阱。
有专家说，确实要在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上“量力而行”，同时也确实更需要在体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上“尽力而为”。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说，经济持续增长是中国建立统一的、基本的、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机遇。但社会保障能力不光是钱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是教育，二是医疗。健康和国民素质就是生产力。基层解决社会保障不是看经济发展，而是看政府的公共服务。
世界银行社保专家于小庆说，中国社会保障总体思路和目标还不够明确，也没有形成大体系、没有一个时间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关系的理解和选择可能是个问题。她注意到，关于“大社保”这个更前沿的问题，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始终强调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扩大农村低保和困难救助，可越穷的地方越没有条件搞社会保障，这对各级政府公共财政责任的要求就更高。在相对贫困的农村搞低保等社会保障等问题上，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向本刊记者表示，中国建立全民社会保障目标，不仅有比较好的经济条件和能力，而且也有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作保证。尽管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民众参与程度不高，但党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时，越来越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对于解决以小农为主体的农村社会保障来说，可能更有效率。因此，只要下决心调整社会政策，确立全民社保目标和推进全民保障，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农民多、农民穷就难以搞全民社保，更没有理由认为覆盖了农民的社保会影响经济发展。
完善社保与即期消费
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不托底的消费心理，抑制了许多商品市场的即期消费。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保专家指出，搞好社会保障也是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政策。老百姓普遍享受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就会增强消费信心，从而实现经济学上所讲的靠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一位权威经济分析人士介绍，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仍是依赖投资拉动，中国近年投资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消费率相对较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太弱，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这位人士分析说，影响消费因素有两个：一是收入，二是边际消费倾向。由于城乡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贫富差距大，尤其是大量老龄化人口“未富先老”、农民没有社会保障，他们的收支预期不好。因此，要让老百姓感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无疑是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选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辽宁、黑龙江和四川等省份采访了解到，目前退休职工的待遇普遍很低，城市老年人群的相对贫穷随着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和社会保障不足而日益显现。
记者采访了一对在东北某城市打工的四川年轻夫妇，女的叫龙国珍，在一家公司当保洁工，每月600元左右工资。丈夫在建筑市场干拆房、砸墙等零活，每月一千元左右。两人多年没有回老家，孩子直到上小学才带到身边。打工的目标就是攒钱回家养老和送孩子上学。龙国珍和丈夫打工十多年，积攒了十多万元，大部分储蓄在银行。她说，他们不敢花钱，更租不起好房子，交不起取暖费。她还不愿意让单位缴纳养老保险，因为参加养老保险要扣工资而且带不回四川，还不如让老板每月多给她几十元。这种现象似乎也很普遍，当单位、企业、雇主等从员工收入中拿出一小部分为其入社保时，相当一些员工不太情愿，尽管告诉他那钱是用于他本人的。
社保专家何平解释，这种现状不仅反映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面临的困难和复杂心态，也展示了中低收入人群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消费窘境。有经济学家谈到，单就中国进城打工的1．2亿多农民工而言，他们每年约从城里赚钱上万亿元，但是这些收入对中国消费增长的拉动力是不大的。因为没有社会保障，他们不敢花钱。
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农村消费增长是关键。扩大农村消费，政府的社会性服务要改善，包括向农民提供医疗、养老和贫困救助，逐步解决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