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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首届世界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在江苏南通市举行，来自25个国家近60个城市的市长或市长代表与会。一位记者从这样一个角度写了一篇会议报道，说是在这个市长云集的国际论坛上，“中国市长们的发言水平与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长或市长代表有明显的差距，中国市长们在国际场合的发言水平亟待提高”。(《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30日)论坛的举行已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不能算新闻了。但是这位敏感而有见地的记者所发现的现象，以及由此而提出来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性，值得关注和讨论。
发言通病是“三多三少”
所谓中国市长们的发言水平不高，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综合记者的报道来看，可以归纳为“三多三少”。首先，政治套话多，实际内容少。按记者的说法是，许多市长虽然积极争取发言的机会，但是讲的话千篇一律，用的全是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那一套说辞。外国来宾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中国套话”的意思。而除了“形势喜人”以及罗列CDP数字之外，真正提供的信息量并不大。其次，宣传口吻多，研讨问题少。虽然名曰“论坛”，可是市长们在圆桌会议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自我宣传，乃至自我营销，而很少真正去研讨问题和发表见解。再次，说话带方言者多，英语表达流利者少。不会英语本来不能算是缺点，但是，发言者口音过重，语速太快，连中文都让人不易听懂，以致现场同声翻译工作难度极大，出现漏翻，这就属于国际场合的发言水平和发言质量有问题了。
有论者批评说，这是“计划经济的话语”遭遇世界尴尬。也有人说，市长口拙源于心懒。这类批评或许多少有些言重。但是不能否认，在精心营造的辉煌之外，中国市长们的集体形象确实有缺陷——因为不会说话的缘故。讽刺性的地方在于，论坛的主办方如此高调地做宣传，如此突出论坛的世界性和国际性，但这种宣传效果恐怕更多的只是在于国内。若论国际交流的实际能力，或者考察一下这种国际讨论和对话的真实效果，毋宁说中国的市长们大都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发言质量不高的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在国际论坛上缺乏建立议程和引导议程的能力。换句话说，尽管花了大价钱举办这类国际论坛，也确实请到了一些人，但是，除了大量的表面功夫和虚浮辞藻之外，并不能提出真正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议题。毫无疑问，中国有中国自己要关注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市长，也有各自要关注的问题。但既然是国际论坛，就需要从自己的角度建立与国际社会重要议题相结合的切入点，同时也为国际问题的讨论提供新的视角，甚至为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经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种所谓“国际论坛”就是小儿科的水平，基本上就是一种“国际派对”而已。
要使我们的“国际论坛”具有引领国际议程的能力，需要在两个方面努力。第一是要对国际社会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第二是要改变和提高表达能力。
学会提出国际性议题
中国正在积极走向世界，中国的城市也在积极走向世界。这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论坛在中国举行，中国自己也开始主办或发起国际性的论坛。衡量这种论坛水平高低的一个基本标志，是看它能否在国际社会中成功地倡导或引领一项议程。
所谓议程，就是应予关注的议题或焦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成功倡导议程的案例很多。最著名的例子是，全球环境运动(包括政府的和民间的)经过巨大的努力，将国际社会的关注力逐渐引导至诸如核废料处置、水污染、大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全球气候变暖等重大问题上，并借助联合国的主导，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针。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国际公约，并促成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发生根本的转向。
联合国于2000年制定并发布的《千年宣言》，是一份表述“全球议程”的重要文件，它反映了各国政府在全人类发展问题上的重要共识。按照联合国的《千年宣言》，国际社会在新千年中所面对的最重大问题主要包括：发展与消除贫困，教育与社会公平，卫生与环境保护，小政府与大社会。在这些问题下，有一百多项具体的发展指标，并有解决问题的工作进程。例如，联合国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是要求各国在2015年之前，将人均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从现在的水平上减少一半。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任何重要一点的国际活动，很难想象能够不与上述重大的国际议题相关联。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类似在南通举行的“国际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其最大不足就是缺少鲜明的主题，缺乏一种切入并引导国际议程的取向。从论坛的有关新闻发布材料来看，基本上只停留于“合作、交流”等一般化的、没有具体内涵的口号上。在这样的大格局下，很难指望市长们的发言能够有实质性的内容。可以说，对国际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缺乏深入了解，仅仅将组织一个论坛看作是宣传自己的手段，这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狭隘和急功近利。因此，市长们除了拼命宣传自己，大谈经济发展思路，再加上会会朋友，做点招商引资工作之外，自然也没有深入探讨问题的必要与可能。
难道我们不应该想一想，既然号称跻身世界“六大城市带”，那么，这样的大城市带对于加快消除贫困的步伐可以有哪些贡献，是否更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并消除社会不公平现象，是否有利于卫生与环境保护，是否真正建构起了小政府大社会等等。如果能够从这些角度提炼论坛的主题，将使论坛真正具有“国际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市长们真正具有国际声望。
要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有一个笑话说，一位外国专家与中国同事一起努力工作，解决了某项技术难题。在总结会上，他听见每个同事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成绩时都要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甚感大惑不解。在他看来，所谓的领导并未参与具体工作，既看不出怎么领导，也没有具体的贡献。但是同事告诉他，会议发言必须如此。轮到该专家发言时，他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我在工作中出现了几个差错。
这个段子之所以可笑，就是因为它的确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普遍存在的“发言模式”，叫做“穿衣戴帽，冠冕堂皇”。基本上，离开了这类模式，官员们便不会讲话。又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行政主导和官本位的体制下，流风所及，普通人一旦离开：这类模式，也变得不会讲话。而在局外人看来，这种不管什么话题，一律先罩上一顶大帽子的做法，是很可笑的。
在这种“发言模式”下，大小会议的讲话、发言和讨论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词”，例如国家、民族、社会、纲领、方针、领导等等。从在学校里学习的学生，到位高权重的官员，只要是稍微正式一点的发言，无不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词”。在有限的时间里，“大词”讲得太多，造成的后果就是讲 出来的话没有人爱听，一是人人讲话都千篇一律，二是实际的信息含量很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党政官员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形成了一种新的套路和模式，就是列举数字。不论讲什么问题，一上来就是土地面积、人口数量之类，接着是CDP、财政收入、项目投资额等等，然后是同比、横比、全国排名第几、本地排名第几等等。本来，列举数字的好处是有助于形成宏观的整体把握。但是做得过分，也会有不好的效果。笔者曾出席有中外两国市政府负责官员的小型座谈。记得当时外国官员很佩服中国官员能够将那么多数字倒背如流，而中国官员一再询问对方的相应数字时，对方官员不无尴尬地回答说，他不能准确地记得数字，但是如果需要，可以让秘书或统计人员提供。对方官员多少有些疑惑，为什么中国官员对数字那么感兴趣．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理解所要面对的公共问题，把握问题的争议，说明问题的性质，找出后面的因果关系等等。换言之，数字的重要性只在于，它必须有利于我们理解问题。一般地，只要不是做工作报告，数字的整理和统计只是一项常规的秘书工作或专业人员的工作。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氛围中，通常是在竞选中的政客才需要用一堆数字证明自己的政绩，也总有许多挑战者使用不同的统计数据试图揭示某些隐藏于深处的问题。然而中国官员容易踏入的误区，就是以千篇一律的方式使用数字，目的只在于展示和推销自己。因此，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的效果，未必如我们自己一厢情愿所以为的那样好。
简而言之，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套话，炫耀性的列举数字以宣传自己，这都与通行的国际会议惯例不相符合。所谓提高官员的说话水平，必须下决心戒除说套话的不良习惯，以实事求是之心，直截了当地谈论问题，并且要有自己的见解。相应地，要改变对群众做报告的方式，学会平等讨论。坦率面对问题，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能够兼听并容纳他人意见，才有可能在国际场合中与别人建立良好的沟通。
总体来说，要提高市长们在国际讲坛上的发言水平，首先有赖于我们对整体的国际问题的了解。应当说，这还需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无论如何，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不可逆转，我们在总体上有了良好的开端。过去官员们只习惯于在一个封闭的体制环境下按照既定模式讲话，当面对一个完全开放的外部世界时，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换过程是必不可免的。但愿某种程度的“失语”只是过渡性的现象。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城市，将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具有国际交往能力的市长们。
发言通病是“三多三少”
所谓中国市长们的发言水平不高，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综合记者的报道来看，可以归纳为“三多三少”。首先，政治套话多，实际内容少。按记者的说法是，许多市长虽然积极争取发言的机会，但是讲的话千篇一律，用的全是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那一套说辞。外国来宾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中国套话”的意思。而除了“形势喜人”以及罗列CDP数字之外，真正提供的信息量并不大。其次，宣传口吻多，研讨问题少。虽然名曰“论坛”，可是市长们在圆桌会议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自我宣传，乃至自我营销，而很少真正去研讨问题和发表见解。再次，说话带方言者多，英语表达流利者少。不会英语本来不能算是缺点，但是，发言者口音过重，语速太快，连中文都让人不易听懂，以致现场同声翻译工作难度极大，出现漏翻，这就属于国际场合的发言水平和发言质量有问题了。
有论者批评说，这是“计划经济的话语”遭遇世界尴尬。也有人说，市长口拙源于心懒。这类批评或许多少有些言重。但是不能否认，在精心营造的辉煌之外，中国市长们的集体形象确实有缺陷——因为不会说话的缘故。讽刺性的地方在于，论坛的主办方如此高调地做宣传，如此突出论坛的世界性和国际性，但这种宣传效果恐怕更多的只是在于国内。若论国际交流的实际能力，或者考察一下这种国际讨论和对话的真实效果，毋宁说中国的市长们大都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发言质量不高的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在国际论坛上缺乏建立议程和引导议程的能力。换句话说，尽管花了大价钱举办这类国际论坛，也确实请到了一些人，但是，除了大量的表面功夫和虚浮辞藻之外，并不能提出真正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议题。毫无疑问，中国有中国自己要关注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市长，也有各自要关注的问题。但既然是国际论坛，就需要从自己的角度建立与国际社会重要议题相结合的切入点，同时也为国际问题的讨论提供新的视角，甚至为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经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种所谓“国际论坛”就是小儿科的水平，基本上就是一种“国际派对”而已。
要使我们的“国际论坛”具有引领国际议程的能力，需要在两个方面努力。第一是要对国际社会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第二是要改变和提高表达能力。
学会提出国际性议题
中国正在积极走向世界，中国的城市也在积极走向世界。这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论坛在中国举行，中国自己也开始主办或发起国际性的论坛。衡量这种论坛水平高低的一个基本标志，是看它能否在国际社会中成功地倡导或引领一项议程。
所谓议程，就是应予关注的议题或焦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成功倡导议程的案例很多。最著名的例子是，全球环境运动(包括政府的和民间的)经过巨大的努力，将国际社会的关注力逐渐引导至诸如核废料处置、水污染、大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全球气候变暖等重大问题上，并借助联合国的主导，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针。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国际公约，并促成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发生根本的转向。
联合国于2000年制定并发布的《千年宣言》，是一份表述“全球议程”的重要文件，它反映了各国政府在全人类发展问题上的重要共识。按照联合国的《千年宣言》，国际社会在新千年中所面对的最重大问题主要包括：发展与消除贫困，教育与社会公平，卫生与环境保护，小政府与大社会。在这些问题下，有一百多项具体的发展指标，并有解决问题的工作进程。例如，联合国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是要求各国在2015年之前，将人均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从现在的水平上减少一半。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任何重要一点的国际活动，很难想象能够不与上述重大的国际议题相关联。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类似在南通举行的“国际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其最大不足就是缺少鲜明的主题，缺乏一种切入并引导国际议程的取向。从论坛的有关新闻发布材料来看，基本上只停留于“合作、交流”等一般化的、没有具体内涵的口号上。在这样的大格局下，很难指望市长们的发言能够有实质性的内容。可以说，对国际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缺乏深入了解，仅仅将组织一个论坛看作是宣传自己的手段，这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狭隘和急功近利。因此，市长们除了拼命宣传自己，大谈经济发展思路，再加上会会朋友，做点招商引资工作之外，自然也没有深入探讨问题的必要与可能。
难道我们不应该想一想，既然号称跻身世界“六大城市带”，那么，这样的大城市带对于加快消除贫困的步伐可以有哪些贡献，是否更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并消除社会不公平现象，是否有利于卫生与环境保护，是否真正建构起了小政府大社会等等。如果能够从这些角度提炼论坛的主题，将使论坛真正具有“国际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市长们真正具有国际声望。
要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有一个笑话说，一位外国专家与中国同事一起努力工作，解决了某项技术难题。在总结会上，他听见每个同事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成绩时都要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甚感大惑不解。在他看来，所谓的领导并未参与具体工作，既看不出怎么领导，也没有具体的贡献。但是同事告诉他，会议发言必须如此。轮到该专家发言时，他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我在工作中出现了几个差错。
这个段子之所以可笑，就是因为它的确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普遍存在的“发言模式”，叫做“穿衣戴帽，冠冕堂皇”。基本上，离开了这类模式，官员们便不会讲话。又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行政主导和官本位的体制下，流风所及，普通人一旦离开：这类模式，也变得不会讲话。而在局外人看来，这种不管什么话题，一律先罩上一顶大帽子的做法，是很可笑的。
在这种“发言模式”下，大小会议的讲话、发言和讨论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词”，例如国家、民族、社会、纲领、方针、领导等等。从在学校里学习的学生，到位高权重的官员，只要是稍微正式一点的发言，无不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词”。在有限的时间里，“大词”讲得太多，造成的后果就是讲 出来的话没有人爱听，一是人人讲话都千篇一律，二是实际的信息含量很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党政官员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形成了一种新的套路和模式，就是列举数字。不论讲什么问题，一上来就是土地面积、人口数量之类，接着是CDP、财政收入、项目投资额等等，然后是同比、横比、全国排名第几、本地排名第几等等。本来，列举数字的好处是有助于形成宏观的整体把握。但是做得过分，也会有不好的效果。笔者曾出席有中外两国市政府负责官员的小型座谈。记得当时外国官员很佩服中国官员能够将那么多数字倒背如流，而中国官员一再询问对方的相应数字时，对方官员不无尴尬地回答说，他不能准确地记得数字，但是如果需要，可以让秘书或统计人员提供。对方官员多少有些疑惑，为什么中国官员对数字那么感兴趣．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理解所要面对的公共问题，把握问题的争议，说明问题的性质，找出后面的因果关系等等。换言之，数字的重要性只在于，它必须有利于我们理解问题。一般地，只要不是做工作报告，数字的整理和统计只是一项常规的秘书工作或专业人员的工作。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氛围中，通常是在竞选中的政客才需要用一堆数字证明自己的政绩，也总有许多挑战者使用不同的统计数据试图揭示某些隐藏于深处的问题。然而中国官员容易踏入的误区，就是以千篇一律的方式使用数字，目的只在于展示和推销自己。因此，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的效果，未必如我们自己一厢情愿所以为的那样好。
简而言之，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套话，炫耀性的列举数字以宣传自己，这都与通行的国际会议惯例不相符合。所谓提高官员的说话水平，必须下决心戒除说套话的不良习惯，以实事求是之心，直截了当地谈论问题，并且要有自己的见解。相应地，要改变对群众做报告的方式，学会平等讨论。坦率面对问题，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能够兼听并容纳他人意见，才有可能在国际场合中与别人建立良好的沟通。
总体来说，要提高市长们在国际讲坛上的发言水平，首先有赖于我们对整体的国际问题的了解。应当说，这还需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无论如何，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不可逆转，我们在总体上有了良好的开端。过去官员们只习惯于在一个封闭的体制环境下按照既定模式讲话，当面对一个完全开放的外部世界时，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换过程是必不可免的。但愿某种程度的“失语”只是过渡性的现象。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城市，将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具有国际交往能力的市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