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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南开系列学校（大、中、小学）的创办，主要得益于严修（字范孙）的声望、人脉和实力，校长张伯苓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南开元老黄钰生直言：严、张二人的关系“一为东家，一为西席”，即是说，张最初乃严氏聘请的家庭教师。当南开的事业越做越大，严、张间的合作共事就具有了不可分离的伙伴效应。及至南开学校校庆四十年时，重庆《大公报》社评称：南开乃张校长所一手缔造，距史实已远。实则，张伯苓本人早在1931年校庆二十七周年之际，即就此作过十分恰切的表述：本校创办人是严范孙先生，承办人是我。他强调说，南开前期靠严先生，“他的伟大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所谓前期，应是严修在世的1929年以前。后期呢？1948年张伯苓在浙江大学介绍南开办学经验，称南开“后期靠基督教”。听者不免感觉突兀，不明所以，然究其所言，似指美国教会势力的资助。美国“洛克菲洛基金会”曾一再提供资金赞助南开，张本人早年加入教籍，其荣获的两个名誉博士学位均得自有美国圣公会背景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不过张氏这一说辞，似在谦逊回避他个人的办学业绩，事实上，严修故去后的二十年间，承办人张伯苓将南开推向了事业的峰巅。
严修在世的最后几年，张伯苓已经展现出很强的办事能力，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大总统黎元洪曾以教育总长一职相许；少帅张学良则视其为良师益友，在东北大学草创阶段更是多有借重。极具实力的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中方董事不仅有张伯苓，在董事长范源廉病逝后，进而接替此职。不过，这些荣耀的取得，均来自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随着1928年夏季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京津一带再次迎来“改朝换代”。6月12日，南开中学期末考试最后一天，天津城西马路一带枪声大作，革命军进城，奉系督军褚玉璞退兵。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张伯苓，面对南方革命政府，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前朝旧人”色彩。毕竟他跟随严修“化缘”兴学，与北洋军政势力结缘不浅，属革命党秉政之初须排斥之列。
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界实施的大动作，首先是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其美方董事基本留任，而原中方董事大部分被撤换。南京方面认为，该机构由贿选总统曹锟任命，“现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此种贿选乱命自当根本取消。且所任命之董事中，有为国民政府所通缉者，有为拥护贿选之官僚与学阀者，皆不当任其主持国民政府之教育文化事业”。颇有些书生气的胡适对此举持异议，致函主持其事的蔡元培，希望将享有“清誉”的周诒春（前清华校长）、张伯苓留任，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辞职换取张的留下。蔡元培回函予以“峻拒”。显然，国民党政权此时对所谓北洋旧人尚不肯包容……
不过，张伯苓不同于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他处世显然更加现实和灵活。南开学校每年几十万支出的费用等待着他设法筹措，而这倘离开了当权者几乎不可想象。好在蒋介石委派秘书钱昌照遍访京津各校，对南开印象颇佳，而张伯苓也不失时机地表露对新当政者的拥戴，这些归结为一个尚好的回报：蒋命令已经“易帜”的张学良给予南开一定力度的常年资助。无疑，此举大大拉近了张伯苓与新政权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当南方二次北伐大局已定，张伯苓就通过故交孔祥熙的关系，在上海拜访了主管财政的宋子文，为进一步结纳最高当局埋下了伏笔。
1929年的前九个月，张伯苓在美欧旅行，其目的在考察教育和募集经费。这期间，年届古稀的严修于3月中旬辞世，数月后，南开大学五位重要教授纷纷离校他往。面对校内多事之秋，张伯苓并未中断行程。他在海外屡屡发表高论，向国民政府示好。在斯坦福大学演讲，谈及国内形势，他说：“今革命幸告成功，不啻去云翳而见天日，全国气象焕然一新。”在另一次演讲中，他称“中山先生之建国大纲由军政而训政，再次为宪政，步骤井然，如能行之不误，定能进入承平之世”。在伦敦的一个欢迎会上，有人质问：南京大兴土木修中山陵，是否虚糜金钱？张伯苓应声答道：“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至少可说是最近四百年来第一人，无论用多少金钱，以纪念孙先生，十分正当，十分应该。”在政治归属上，伯苓先生可谓做足了姿态。
少帅张学良应允资助南开二十万元，分十年付清，可是首年拨付二万元后，第二年仅交付四千元，其余便迟迟无下文。张伯苓归国后，迭函东北要员王维宙等人催促续拨，看来并不顺利。他又联系当年与严修有些交谊而今已成党国“新贵”的李石曾，希图得到其主持的俄国退还庚款的补助。晋系将领傅作义时任天津警备司令，对于张伯苓办学之艰难有所体认，主动提议将所辖南郊小站营田交由南开大学经营，以其所得用于办学。傅、张之间的交情由此开启，后来傅将军在长城一线抗战，收复百灵庙，张伯苓赞为民族英雄，发动民间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将士。厦门大学的有关捐助即是经由南开张伯苓之手转交。全面抗战开始后，傅作义的家眷被安置于重庆南开中学校内，由张校长特别关照。当然，这已是后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时局动荡，南开各校经费拮据，仅南开中学即负债达三十万元，可谓靠赤字维持运作。四川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由丁文江介绍，造访南开，张伯苓向其大吐苦水。1930年12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因张学良的介入援蒋而终见分晓，东北军再度入关，接管平津地区。作为老朋友，少帅坚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长一职，显然也顺乎情理。可是，张校长“在兹念兹”的重心在南开，缓解办学难局乃首要急务，哪有心思“更上层楼”？他极其热情地接待来校视察的张副总司令夫妇，却以校务羁绊、“不愿放弃二十六年教育生涯而卷入政治漩涡”为由婉拒了其盛情相邀。
此时，张伯苓真正心仪的领袖人物是南京的蒋介石。就在接待少帅夫妇一周之后，张伯苓偕心腹秘书伉乃如来到南京，于12月24日首次拜见蒋介石。蒋对张三十年如一日专心办学大表钦佩，对于南开校风称誉不已，了解并同情南开的经济状况，允诺设法予以补助。张伯苓对于最高当局重视教育的表态印象极深，在其后写给宋子文的信函中特别提及。显然，宋应是此次会面的牵线人。此后，张伯苓又几次致电致函蒋介石，陈述学校经费困难各节，进而提出由英国退还庚款委员会每月指配二万元补助南开的请求。也就是在此前后，张校长罕见地对已经从政的校友田炯锦表示：自己虽以专心办理教育为职志，但南开造就的学生应在政治上有所贡献，因为政治实一切事业之重心。他期望南开人在政治领域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此一变化未可小视，潜心办学者开始萌发政治进取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北平组建华北政务委员会，张伯苓被任命为委员之一。两年后又组成由黄郛领衔的政务整理委员会，张仍任委员之职。这期间，已决意弃学从政的翁文灏在庐山向蒋介石进言：国家危难之际，急应延揽人才，不宜过分拘泥于党派，而应扩大用人范围，并举荐了胡适、张嘉璈、吴鼎昌、张伯苓等多位非国民党人士，蒋表示愿意延揽借重。从后来的事态观察，蒋基本采纳了翁的建议。张伯苓虽然时常向外界表示，自己对政治完全是外行，但对于华北事务亦曾热心参与和建言。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赴山东，尽力调解韩复榘与刘珍年部的战事，效果尚佳；当华北形势日益危殆时，他大胆向南京当局直言：为了防止日本使华北特殊化的预谋，中央应尽力支持宋哲元等华北将领，以增加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向心力。蒋介石闻言，颇为重视。
面对三十年代前期华北错综复杂的局势，蒋介石对于像张伯苓这样在地方上深具影响的人士特别倚重，不但发函征询方策，还附来密电本，嘱可直接向其建言。张复函称：“承颁给电本，谨当密藏待用”，“苓遇事勉竭愚蒙用供采择，但不愿一知半解动扰聪听。”可知，此时二人关系已非泛泛。1933年7月，具有南开背景的青岛市长沈鸿烈因权力摩擦提出辞职，张伯苓为此一再函电蒋氏，力言“不宜听其高蹈远行以去”，“甚盼中央处置此事加以审慎”。不久，蒋复电：“沈市长由威（海）返青复任，乃中央恳切慰留之结果，报载易人之说不足据也。”对于张伯苓涉及人事安排的意见，蒋予以最大程度的关照。
这个时期，罗隆基任教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并主笔天津《益世报》，该报对南京当局若干外交举措多有抨击。蒋介石最初对这位自由知识分子施以笼络，请张校长告知罗，蒋邀其南下并将亲自接见云云。可是，其后《益世报》的言论并未“收敛”，南京方面即勒令其停刊。为此，蒋委托黄郛电告张伯苓：平、津各报年来颇多持论偏激，行营认为莠言乱政，主以切实制裁。《益世报》未知审慎，因而获咎，据闻尚系最宽大之处分，只须该报能了解国家立场，认识地方环境，持平立论，不难力谋恢复。显然，蒋希望张起到配合和缓冲作用。张伯苓深得最高当局倚重，昔日友人不免有所请托，而张却回应：“最近虽于国务时有参与，但俱属虚名，与政界并无切实联络。”可谓虚实之间，应付裕如。
张伯苓政治地位的上升，有力缓解了南开办学经费困局，来自国民政府的资助，也使学校的私立性质越来越名不副实。一个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愈加明显，即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已危若累卵。张伯苓眼光超前，很早便做出在西部建立分校的决策，而到了1935年初，南开董事会正式讨论将大学部改为国立的议案，此前，张已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长王世杰通报此事。随后，他又派何廉教授赴宁向教育部交涉改转国立具体事宜。6月间在南开大学毕业典礼上，张伯苓宣布，将学校献给政府，称“现在政府领袖真能埋头苦干，我们应当改变从来怀疑政府的心理，依赖他们，所以愿把毕生心血结晶的最高教育事业奉之政府，化私为公”。其后，张伯苓当面向蒋介石表明了此一心愿。几乎同时，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陈嘉庚先生终于卸下沉重负担。张伯苓有否同样心理，尚不得而知，他对国民政府高度信赖确乎无可置疑。政府方面对于南开的国立诉求虽未即刻接受，但并入西南联大之后的南开，实际上已属国立性质，尽管正式赋予国立名义延后到1946年复员返津时。
在西部设立南开分校的设想，得到蒋介石鼎力赞助，他允拨五万元作建校经费，这笔款项很快到账。张伯苓遣人速购重庆杜家坪地段建筑校舍，此处“无城市之喧嚣，有山水之清幽”，靠近重庆大学，具有地利之便。这便是后来的重庆南开中学。蒋赞助南开渝校之举，产生带动效应，四川省主席刘湘亦捐款相助。不久，王世杰秉承蒋介石之意，任命张伯苓担任四川大学校长。张以与严修有誓约终身办理南开为由，予以婉拒。
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伯苓惊愕之余，拍发私人电报给张学良，痛陈利弊，呼吁放蒋！后来美国《亚洲与美洲》杂志刊文称：“当委员长在西安被绑架的时候，张博士给少帅的私人电报在后来的释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孔祥熙急电张伯苓：“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请兄飞赴南京或西安，斡旋“陕变”。张随即赴宁候命。南开大学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会在得知事变消息后，或通电全国，或发表时局宣言，痛责兵变，维护领袖，重申法纪，敦促放蒋。在西安各方谈判过程中，曾酝酿改组“内阁”，张伯苓被列为教育部长人选。蒋介石获释返宁，南开师生致电庆贺，学校为此特放假三天，其喜庆气氛犹如节日。张伯苓称此次事件为“逢大凶化大吉”。蒋氏随后复电张校长：“陕变发生后贵校师生备极关念，甚为感慰，特谢！”事变和平解决，各地欣喜之状，不独南开为然，然该校与事件当事者关系之特殊，引人关注。张校长与蒋的互信更加牢固，而与少帅的交谊则戛然而止。
1937年夏，张伯苓参加庐山谈话会，在南方逗留期间，平、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张临大难而不惊，他向报界表示：毁掉的是校园，不死的是精神。《中央日报》刊发社评盛赞“南开精神”。作为最高当局的蒋介石为此作出“有中国就有南开”的明确表态，既是豪言，也是承诺。这似乎也预示着张伯苓将跟随蒋氏在政治上走得更远。此后，南开大学与另两所国立名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春城昆明度过艰难的抗战岁月；而重庆南开中学则成为战时陪都文化教育的一个亮点。张伯苓常驻渝校，办学一如往昔的井井有条，声誉卓著。校内聚集了不少社会名流或其家属，如翁文灏、马寅初、谭熙鸿、段茂澜、郝更生、张平群等均借住校内宿舍。为数不少的各界要人的子弟进入该校就学，如卢作孚、曽养甫（战时交通部长）、陈调元等人的子女。知名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吴国桢、梅贻琦等不时造访，而蒋介石亦多次来校，看望张校长。此时，南开的经济状况已有保障。据喻传鉴、黄钰生等南开元老忆述：南开被炸后，尚有资金百万元之谱，汇至重庆，作为基金，投入在渝各实业部门，诸如水、电、水泥、民生、华西等公司，“莫不有南开肥本”。只可惜，抗战中期以后，大后方经济陷入困境，南开资金所剩无几。
一
严修在世的最后几年，张伯苓已经展现出很强的办事能力，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大总统黎元洪曾以教育总长一职相许；少帅张学良则视其为良师益友，在东北大学草创阶段更是多有借重。极具实力的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中方董事不仅有张伯苓，在董事长范源廉病逝后，进而接替此职。不过，这些荣耀的取得，均来自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随着1928年夏季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京津一带再次迎来“改朝换代”。6月12日，南开中学期末考试最后一天，天津城西马路一带枪声大作，革命军进城，奉系督军褚玉璞退兵。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张伯苓，面对南方革命政府，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前朝旧人”色彩。毕竟他跟随严修“化缘”兴学，与北洋军政势力结缘不浅，属革命党秉政之初须排斥之列。
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界实施的大动作，首先是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其美方董事基本留任，而原中方董事大部分被撤换。南京方面认为，该机构由贿选总统曹锟任命，“现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此种贿选乱命自当根本取消。且所任命之董事中，有为国民政府所通缉者，有为拥护贿选之官僚与学阀者，皆不当任其主持国民政府之教育文化事业”。颇有些书生气的胡适对此举持异议，致函主持其事的蔡元培，希望将享有“清誉”的周诒春（前清华校长）、张伯苓留任，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辞职换取张的留下。蔡元培回函予以“峻拒”。显然，国民党政权此时对所谓北洋旧人尚不肯包容……
不过，张伯苓不同于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他处世显然更加现实和灵活。南开学校每年几十万支出的费用等待着他设法筹措，而这倘离开了当权者几乎不可想象。好在蒋介石委派秘书钱昌照遍访京津各校，对南开印象颇佳，而张伯苓也不失时机地表露对新当政者的拥戴，这些归结为一个尚好的回报：蒋命令已经“易帜”的张学良给予南开一定力度的常年资助。无疑，此举大大拉近了张伯苓与新政权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当南方二次北伐大局已定，张伯苓就通过故交孔祥熙的关系，在上海拜访了主管财政的宋子文，为进一步结纳最高当局埋下了伏笔。
1929年的前九个月，张伯苓在美欧旅行，其目的在考察教育和募集经费。这期间，年届古稀的严修于3月中旬辞世，数月后，南开大学五位重要教授纷纷离校他往。面对校内多事之秋，张伯苓并未中断行程。他在海外屡屡发表高论，向国民政府示好。在斯坦福大学演讲，谈及国内形势，他说：“今革命幸告成功，不啻去云翳而见天日，全国气象焕然一新。”在另一次演讲中，他称“中山先生之建国大纲由军政而训政，再次为宪政，步骤井然，如能行之不误，定能进入承平之世”。在伦敦的一个欢迎会上，有人质问：南京大兴土木修中山陵，是否虚糜金钱？张伯苓应声答道：“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至少可说是最近四百年来第一人，无论用多少金钱，以纪念孙先生，十分正当，十分应该。”在政治归属上，伯苓先生可谓做足了姿态。
少帅张学良应允资助南开二十万元，分十年付清，可是首年拨付二万元后，第二年仅交付四千元，其余便迟迟无下文。张伯苓归国后，迭函东北要员王维宙等人催促续拨，看来并不顺利。他又联系当年与严修有些交谊而今已成党国“新贵”的李石曾，希图得到其主持的俄国退还庚款的补助。晋系将领傅作义时任天津警备司令，对于张伯苓办学之艰难有所体认，主动提议将所辖南郊小站营田交由南开大学经营，以其所得用于办学。傅、张之间的交情由此开启，后来傅将军在长城一线抗战，收复百灵庙，张伯苓赞为民族英雄，发动民间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将士。厦门大学的有关捐助即是经由南开张伯苓之手转交。全面抗战开始后，傅作义的家眷被安置于重庆南开中学校内，由张校长特别关照。当然，这已是后话。
二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时局动荡，南开各校经费拮据，仅南开中学即负债达三十万元，可谓靠赤字维持运作。四川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由丁文江介绍，造访南开，张伯苓向其大吐苦水。1930年12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因张学良的介入援蒋而终见分晓，东北军再度入关，接管平津地区。作为老朋友，少帅坚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长一职，显然也顺乎情理。可是，张校长“在兹念兹”的重心在南开，缓解办学难局乃首要急务，哪有心思“更上层楼”？他极其热情地接待来校视察的张副总司令夫妇，却以校务羁绊、“不愿放弃二十六年教育生涯而卷入政治漩涡”为由婉拒了其盛情相邀。
此时，张伯苓真正心仪的领袖人物是南京的蒋介石。就在接待少帅夫妇一周之后，张伯苓偕心腹秘书伉乃如来到南京，于12月24日首次拜见蒋介石。蒋对张三十年如一日专心办学大表钦佩，对于南开校风称誉不已，了解并同情南开的经济状况，允诺设法予以补助。张伯苓对于最高当局重视教育的表态印象极深，在其后写给宋子文的信函中特别提及。显然，宋应是此次会面的牵线人。此后，张伯苓又几次致电致函蒋介石，陈述学校经费困难各节，进而提出由英国退还庚款委员会每月指配二万元补助南开的请求。也就是在此前后，张校长罕见地对已经从政的校友田炯锦表示：自己虽以专心办理教育为职志，但南开造就的学生应在政治上有所贡献，因为政治实一切事业之重心。他期望南开人在政治领域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此一变化未可小视，潜心办学者开始萌发政治进取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北平组建华北政务委员会，张伯苓被任命为委员之一。两年后又组成由黄郛领衔的政务整理委员会，张仍任委员之职。这期间，已决意弃学从政的翁文灏在庐山向蒋介石进言：国家危难之际，急应延揽人才，不宜过分拘泥于党派，而应扩大用人范围，并举荐了胡适、张嘉璈、吴鼎昌、张伯苓等多位非国民党人士，蒋表示愿意延揽借重。从后来的事态观察，蒋基本采纳了翁的建议。张伯苓虽然时常向外界表示，自己对政治完全是外行，但对于华北事务亦曾热心参与和建言。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赴山东，尽力调解韩复榘与刘珍年部的战事，效果尚佳；当华北形势日益危殆时，他大胆向南京当局直言：为了防止日本使华北特殊化的预谋，中央应尽力支持宋哲元等华北将领，以增加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向心力。蒋介石闻言，颇为重视。
面对三十年代前期华北错综复杂的局势，蒋介石对于像张伯苓这样在地方上深具影响的人士特别倚重，不但发函征询方策，还附来密电本，嘱可直接向其建言。张复函称：“承颁给电本，谨当密藏待用”，“苓遇事勉竭愚蒙用供采择，但不愿一知半解动扰聪听。”可知，此时二人关系已非泛泛。1933年7月，具有南开背景的青岛市长沈鸿烈因权力摩擦提出辞职，张伯苓为此一再函电蒋氏，力言“不宜听其高蹈远行以去”，“甚盼中央处置此事加以审慎”。不久，蒋复电：“沈市长由威（海）返青复任，乃中央恳切慰留之结果，报载易人之说不足据也。”对于张伯苓涉及人事安排的意见，蒋予以最大程度的关照。
这个时期，罗隆基任教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并主笔天津《益世报》，该报对南京当局若干外交举措多有抨击。蒋介石最初对这位自由知识分子施以笼络，请张校长告知罗，蒋邀其南下并将亲自接见云云。可是，其后《益世报》的言论并未“收敛”，南京方面即勒令其停刊。为此，蒋委托黄郛电告张伯苓：平、津各报年来颇多持论偏激，行营认为莠言乱政，主以切实制裁。《益世报》未知审慎，因而获咎，据闻尚系最宽大之处分，只须该报能了解国家立场，认识地方环境，持平立论，不难力谋恢复。显然，蒋希望张起到配合和缓冲作用。张伯苓深得最高当局倚重，昔日友人不免有所请托，而张却回应：“最近虽于国务时有参与，但俱属虚名，与政界并无切实联络。”可谓虚实之间，应付裕如。
三
张伯苓政治地位的上升，有力缓解了南开办学经费困局，来自国民政府的资助，也使学校的私立性质越来越名不副实。一个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愈加明显，即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已危若累卵。张伯苓眼光超前，很早便做出在西部建立分校的决策，而到了1935年初，南开董事会正式讨论将大学部改为国立的议案，此前，张已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长王世杰通报此事。随后，他又派何廉教授赴宁向教育部交涉改转国立具体事宜。6月间在南开大学毕业典礼上，张伯苓宣布，将学校献给政府，称“现在政府领袖真能埋头苦干，我们应当改变从来怀疑政府的心理，依赖他们，所以愿把毕生心血结晶的最高教育事业奉之政府，化私为公”。其后，张伯苓当面向蒋介石表明了此一心愿。几乎同时，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陈嘉庚先生终于卸下沉重负担。张伯苓有否同样心理，尚不得而知，他对国民政府高度信赖确乎无可置疑。政府方面对于南开的国立诉求虽未即刻接受，但并入西南联大之后的南开，实际上已属国立性质，尽管正式赋予国立名义延后到1946年复员返津时。
在西部设立南开分校的设想，得到蒋介石鼎力赞助，他允拨五万元作建校经费，这笔款项很快到账。张伯苓遣人速购重庆杜家坪地段建筑校舍，此处“无城市之喧嚣，有山水之清幽”，靠近重庆大学，具有地利之便。这便是后来的重庆南开中学。蒋赞助南开渝校之举，产生带动效应，四川省主席刘湘亦捐款相助。不久，王世杰秉承蒋介石之意，任命张伯苓担任四川大学校长。张以与严修有誓约终身办理南开为由，予以婉拒。
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伯苓惊愕之余，拍发私人电报给张学良，痛陈利弊，呼吁放蒋！后来美国《亚洲与美洲》杂志刊文称：“当委员长在西安被绑架的时候，张博士给少帅的私人电报在后来的释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孔祥熙急电张伯苓：“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请兄飞赴南京或西安，斡旋“陕变”。张随即赴宁候命。南开大学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会在得知事变消息后，或通电全国，或发表时局宣言，痛责兵变，维护领袖，重申法纪，敦促放蒋。在西安各方谈判过程中，曾酝酿改组“内阁”，张伯苓被列为教育部长人选。蒋介石获释返宁，南开师生致电庆贺，学校为此特放假三天，其喜庆气氛犹如节日。张伯苓称此次事件为“逢大凶化大吉”。蒋氏随后复电张校长：“陕变发生后贵校师生备极关念，甚为感慰，特谢！”事变和平解决，各地欣喜之状，不独南开为然，然该校与事件当事者关系之特殊，引人关注。张校长与蒋的互信更加牢固，而与少帅的交谊则戛然而止。
1937年夏，张伯苓参加庐山谈话会，在南方逗留期间，平、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张临大难而不惊，他向报界表示：毁掉的是校园，不死的是精神。《中央日报》刊发社评盛赞“南开精神”。作为最高当局的蒋介石为此作出“有中国就有南开”的明确表态，既是豪言，也是承诺。这似乎也预示着张伯苓将跟随蒋氏在政治上走得更远。此后，南开大学与另两所国立名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春城昆明度过艰难的抗战岁月；而重庆南开中学则成为战时陪都文化教育的一个亮点。张伯苓常驻渝校，办学一如往昔的井井有条，声誉卓著。校内聚集了不少社会名流或其家属，如翁文灏、马寅初、谭熙鸿、段茂澜、郝更生、张平群等均借住校内宿舍。为数不少的各界要人的子弟进入该校就学，如卢作孚、曽养甫（战时交通部长）、陈调元等人的子女。知名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吴国桢、梅贻琦等不时造访，而蒋介石亦多次来校，看望张校长。此时，南开的经济状况已有保障。据喻传鉴、黄钰生等南开元老忆述：南开被炸后，尚有资金百万元之谱，汇至重庆，作为基金，投入在渝各实业部门，诸如水、电、水泥、民生、华西等公司，“莫不有南开肥本”。只可惜，抗战中期以后，大后方经济陷入困境，南开资金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