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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国家要试点放开三孩政策，他建议优先选择广东作为试点。
此前，搜狐网旗下搜狐城市选取2009-2018年共10年间的户籍人口官方统计数据作为样本，盘点了包含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40个城市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人数和老龄化程度。数据显示，2009-2018年，全国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2.07‰，高于此水平的城市共有14个，包括深圳、广州两个一线城市以及佛山等五个新一线城市，深圳以19.07‰的平均人口出生率高居第一。回顾人口发展史，一般的趋势是随着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生育率会下降。然而在生育率上，广东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却是个“特殊的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凭借着其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全国经济强省，在经济总量、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势等方面都居于全国前列。同时，广东省的生育率也始终在全国名列前茅。
近三年，广东的新生儿数量是2017年151.63万人，2018年143.98万人，2019年143.38万人，三年持续处于全国前列。
广东人，为什么愿意生？
付宇弘说，潮汕地区许多“80后”是在兄弟姐妹陪伴下成长起来的，进而影响到他们长大后的生育观。
哪些人拉高了生育率？
在广州工作的潮州人付宇弘最近喜得二胎，一儿一女的人生夙愿实现了。“虽然在广州养育两个孩子成本不低，但想到他们能够相伴长大，做父母的辛苦一点也值得。”
潮汕地区生育率普遍偏高。究其原因，与当地历史文化有很大关系。
汕头大学学报刊登的《潮汕文化对生育观念的影响》一文对此作了分析：潮汕地处“国角省尾”，是旧时中原流民主要流落之地。而潮汕地少又有大量流民涌入，因此，人们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群落，共同抵御外敌。在这种宗族文化的影响下，潮汕人非常重视子嗣的传承，为了家族后继有人与自身家族的壮大，逐渐形成了“多子多福”“生孩须生男”的生育观念。
付宇弘说，潮汕地区许多“80后”是在兄弟姐妹陪伴下成长起来的，进而影响到今后的生育观。
从数据上看，相对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而言，广东省较高的生育水平主要是由农村地区的高生育水平拉动所致。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万方分析，广东省内不同地区的生育水平存在较大差别。珠三角一带，不管是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相对较低，和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类似。而在其他非珠三角城市，特别是粤西北地区及潮汕地区，户籍人口基数大，农村户口占比重，生育水平普遍较高，生育观较为传统，并体现出早婚早育偏好。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董玉整在《广东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实践的基本特征》一文中指出，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至2016年12月15日，广东地区新增二孩中，大部分是非独生子女家庭和农业人口。其中，43.87%来自于夫妻均属农业户口，且一胎为男孩的家庭;52.23%来自于夫妻中一方为农业户口，双方均非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胎的家庭，上述两项家庭模式生育二孩合计占96.11%。更值得分析的是，农业人口的、不是独生子女的已育一孩家庭，生育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家庭。
客家人也是高生育群体。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李涌平曾带团队去广东客家群体中做调研，结果显示，除了客家农民本身生育率高外，婚龄较早也是生育率高的重要原因。
2020年12月， 广州发布《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提出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的人才入户积分，在广州可获累计认可， 形成吸引和培育人才的“ 广州方案”。广州由此成为国内第一个实现跨地区落户积分累计认可的城市。
“客家人作为从古时中原流迁到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的汉文化汉民族的分支，为了保持对入侵的反击与抗衡能力，除了勤奋劳动外，生育是一种有效方法。‘人多力量大’是客家人在长期迁移生活中体会最深的东西，因此，客家人对妇女是很尊敬的，我们去的村中都有母亲堂。”李涌平说。
“广东的家族文化对提升生育率很可能有直接影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王军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广东人很重视家族的传承网络，在家族有力支撑的背景下，同族的亲戚会帮忙照顾和扶养孩子，可以说家族是家庭想生和敢生的重要保障。基于代际传承，在这样背景下长大的青年，与其他地区的独生子女相比，生育热情和实际生育水平也可能會更高一些。
生育政策调整迅速
基于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广东省的生育政策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长期以来也是相对更宽松的。
据1982年人口普查进行回推，广东省1979年、1980年、1981年的总和生育率为3.0、3.0、2.9，而全国为2.7、2.4、2.3。
在全国范围内，广东也是推行“双独二孩”政策较早的省份。
广东于1980年2月2日出台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明确允许生育二胎。
1986年，广东省对1980年的《条例》进行修改，在将城市人口政策收紧为“一胎化”的同时，仍保留了农村的“二孩”政策，1992年版、1997年版的《条例》也都保留了农村的“二孩”政策。“也就是说，广东的人口政策相比其他地区要更为宽松一些，在全国农村相继实行“一孩半”政策时，广东农村已经实行“二孩”政策了。”王军说。2009年广东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修订，在全国首次将二孩生育的间隔时间取消。 2016年，全国范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广东同步推行。全面二孩实施后，2016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15日广东省新增二孩出生40.78万人。
据广东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段宇飞介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广东调整完善了特殊情况再生育政策、延长合法生育奖励假期、生育登记和再生育审批实行网上办理等多项措施，受到社会好评。2016年共发放计生奖励扶助金18.27亿元，受惠群众105.5万人次。
除了政策包容性强，广东的社会文化对生育也相对友好。
“广州是典型的市民社会，城市包容度较强。老百姓热爱生活，在广州你能吃很贵的东西，也能吃很便宜的东西，能住CBD也能住城中村，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经济基础的生活方式。有钱没钱在广州都能生活得还不错，这种城市生活给予的安全感、归属感，也能从心理上缓解当地人的生育焦虑。”王军说。
人口结构助力
广东的大城市以发达的经济吸引人口，使得全省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不断提高。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也是广东的经济活力长期在全国领先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广东省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9年广东人口发展状况分析报告显示，2019 年末，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主要年龄段人数分别为：0-14周岁1875.62 万人、15-64周岁8608.49万人、65周岁及以上1036.89万人，分别占常住人口总量的16.28%、74.72%和9.00%。从人口年龄结构看，表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明显特征。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分析，广东省有比其他省份更多的省外流动人口，大量青壮年人口流入到广东，这部分群体也是生育的主力。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大举入粤成为潮流，到了90年代他们已成为珠三角众多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上有个形象的说法叫“三分天下有其一”，意思是外来工占广东全省劳动力人数的三分之一。除了流动人口的总数多之外，由于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手工制造业和服务业，20-29岁的年轻劳动力占有很大的比重（接近70%），而20-29岁是生育的黄金年龄，因此流动人口的高生育率又拉高了广东省整体的生育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引进高素质人才是各大城市的需求。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城市更需要年轻人，年轻人是最有创造力的，生产能力最强的。”王军说。
如今，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在招才政策上不断加码，都在努力吸引更多有创造力的年轻人。
以广州为例，2020年，各区陆续实行吸引人才特色举措。天河区、南沙区等区在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申请人才绿卡的学历要求，扩大了可申请人才绿卡人群的覆盖范围。白云区则安排600个入户指标用于重点企业人才引进，并且规定人才家属可随迁。
更重磅的是，2020年12月，广州发布《广州市優化营商环境条例》，提出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的人才入户积分，在广州可获累计认可，形成吸引和培育人才的“广州方案”。广州由此成为国内第一个实现跨地区落户积分累计认可的城市。
除了把年轻人才吸引进来，广东也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降低生育成本上积极施策。
例如，2020年3月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生育支持政策，为鼓励生育创造条件。
付宇弘的大儿子已经上幼儿园了，社区最近正在建设新的托育中心，他已经计划好，等二女儿1岁半的时候送过来。两个孩子相继出生，从普惠幼儿园的高性价比到托育中心的数量，他感受到了这座城市鼓励生育的切实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