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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卫芳一看就是个好人。他的急躁、软弱和善良，全挂在脸上。
父亲因其自杀带来的道德舆论双重压力，似乎没让他变得沮丧或者不堪一击。多数时间里他处在一种放空状态：恬静，友善，随遇而安。秋末校园的阳光，街头的熙熙攘攘，出租屋外打桩机的轰鸣，连同网上铺天盖地关于他的争论，一齐被他屏蔽在视线之外。接受各路媒体采访时，他那本教师资格考试辅导教材一直没离身，仿佛他只是不小心被“你幸福吗”栏目记者随机抓到的路人甲。午饭时间，他小心翼翼打开手机——两年前花一百块钱买来的诺基亚1110，收了几条短信，连忙按了关机键。这样，世界就被他关在外面了。
“找我的人太多啦，全乱套了。”他用幸存者的口气说道，那种神情意味着形势有些意外，但局面仍在掌控中。显然这样会错失很多：熟人的联络，更多的曝光率，甚至是一些可能的帮助。但他觉得电话多就是该关机——对他而言挂断陌生来电太过粗暴，相比之下，关机就显得温和些。
他挑选了一些媒体——在他看来“有诚意”，或者运气很好碰巧在他开机时间打进电话的媒体——接受采访。即便如此，那些重复的问题还是让他累得够呛，但他始终保持友善的微笑。他的经历以及与他相处的经验表明，那不是新闻发言人的职业训练，而是害怕自己不经意间的怠慢伤害到他人的同理心。他害怕得罪人，更确切地说，是怕伤害别人。他心软，一次次地被路边乞讨者的故事打动。“朋友都说那是骗子，可是当时我拒绝不了。”
他一样害怕被伤害。他在农村长大，但在出租屋外听到狗叫时的下意识反应仍然是想逃回屋里。采访时我开了个玩笑称他“大叔”，他黯然的眼神告诉我这句话刺到了他。工作无定，被人嘲笑，家人受辱，父亲自杀，他的一切悲哀都是因为该死的年龄。
今年他41岁，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一年，没有工作。
他很明白自己已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他正是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及策划者。当父亲还戴着呼吸机躺在病床上时，他请朋友到医院拍摄视频放到网上。这样就有了《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 老父气绝服毒》的新闻。
朋友发短信告诉他：现在网上对你炒作的议论很大，对你很不利。“我不否认希望通过此事引起社会的关注，”他对记者们一遍遍地强调，拍摄视频时父亲实际上已经脱离危险，“我没有炒作。”
“农民就不能吃安眠药？”
苗卫芳已不是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就在去年5月，他的朋友拍摄了一段他与父亲犁地种花生的镜头，广东卫视注意到这段后来发布在网上的视频，便邀请他去上海做了一期访谈节目，题目是“种地的研究生”。
那次节目之后，一些南方的企业曾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可以来这里工作。他含糊地表示“考虑考虑”，对方没再联系他。当然他也没打算去，“都是些电子、珠宝之类的。我不是鄙视这些工作，而是无能为力。”
一年后他仍然没有工作。显然，守候在父亲病床前时，去年的经历给了他一些启发。
苗卫芳的父亲苗风山今年67岁，他和老伴住在距离保定市区一百多公里的阜平县柳树沟村。在那个没有楼房的小山村里，苗家的住宅是四间黑黢黢的土坯房。家中惟一的电器，是一台用来冷藏胰岛素的冰箱。苗卫芳的母亲患有糖尿病，长年卧床。
记者找到苗风山时，他正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毛衣在地里收白菜。去年冬天动过腰椎手术后，他也在床上躺了4个月，现在走起路来仍不很灵便，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劳作。
患病前的苗风山是村里的干活能手。苗卫芳说，父亲是个不会出巧劲的“苦力”。对于前劳动能手来说，比丧失劳动能力更让他伤心的，是儿子苗卫芳去年读完研究生至今没找到工作，这让他在村里感到丢脸。今年5月25日晚临睡前，他悄悄吞下一瓶100片的安定。
几小时后，一觉醒来的老伴发现丈夫状况不对。苗风山被送往阜平县中医院，而后又转往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抢救。检测结果显示，他的血液中安眠药成分≥3.9mg/L，而达到2.0mg/L即为中毒。
此次抢救前后花去的一万多元无疑让家里雪上加霜。苗风山并不知道如今100片安定已很难致死，这种在农村并不常见的自杀方式甚至一度迷惑了县中医院的医生，他暗示中毒的病人可能已经垂危，家属们应做好办后事的心理准备。在县里做面条生意的苗卫芳赶到医院，他坚持主张送石家庄抢救。
事后苗卫芳对县中医院的医生颇有不满：“他怀疑可能是农药中毒。”实际上医生这样判断也不算奇怪，但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歧视：“农民就不能吃安眠药？”
“没人说我坏，但也没有人尊重我。”
10月19日，苗卫芳出现在河北大学校园里的人工湖边。营养摄入不足和阳光摄入过量导致他面色欠佳，而他偏偏又穿了件跟他脸色一样晦暗的夹克，还好这天阳光不错。他架起二郎腿，对着央视的镜头侃侃而谈。他做出各种手势，尽力让自己像电视里的那些学者一样温和儒雅。第二天晚上，他将出现在白岩松的节目里，全国观众都可以看到他了。但他没打算告诉父母收看这个节目。
苗卫芳生性软弱，却并不随大流。在考研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凭着一种植物般的韧性，他让人生已经拐了好几道弯。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善良、急躁，还有勤奋。他记性好，小学时成绩优异。到初中却慢慢掉队，中考失利。
很多农村打工者聊起往事时都会说：“我小时候成绩很好，只是后来……”苗卫芳原本也应跟他们一样，毫无留恋地告别校园，回家务农或者出外打工，成为新一代农民。但在工地摸爬滚打几年后，他又通过关系上了高中。此时他已是20出头的青年，在一群少年中显得扎眼。理科的课程让他头疼，高二时他再度放弃学业。他当过工地小工，做过豆芽、豆腐等好几种亏钱的小买卖。再后来他到呼和浩特打工，知道了还有成人高考这条道。他崇拜作家路遥，并像《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一样，白天拼命做工，晚上坚持读书。1998年，他考上了呼和浩特管理干部学院。
两年后他如期完成学业，却因为学费欠费没拿到文凭。2002年他回到保定，又开始准备自考。2004年6月，他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并顺利应聘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一篇关于他的通讯写道：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他完成了他人生的两个嬗变：从一个社会青年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从一个工地上的打工仔转变成了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几年后，他又拿下了自学本科考试。
这些考试都是在教书之余准备的，他在一点点地给自己增加筹码。他是个善于利用时间的人，在研一时他又用课余时间写了本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二月兰》。那是一本以自己代课经历为原型的自传体小说。书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很享受这份工作。他曾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信奉者，相信赞美能感化顽劣的学生，但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学生太难管，”他说，在私立学校里学生是上帝，老师却没有尊严。学生们当着他的面交头接耳，在课堂上捣乱，跟他顶撞，无视他的存在。他却无计可施。
“后来我也管，体罚，但他们不怕。”他说，“我个性软弱，学生能看得出来。”他也说过宁可回家种田也不愿教书，但这终究是气话。
村里人也没把他当老师看，因为他像那些打工者一样漂泊不定。几年间他换过4次学校。他说：“没人说我坏，但没有人尊重我。”在关于他的看法上，他相信学生和村民或者外面人都是一致的。
2006年冬天，他与一位代课女老师结婚。对方比他大3岁，带着与前夫生的两个男孩。“老苗家可真能耐，一结婚就添了3口人！”村民冷言冷语道。
“富士康里能搞研究吗”
如果不读研，现在是否更好？
“很难用yes或者no来回答。”他说。
苗卫芳考上研究生多少有些偶然。2007年夏天，一位教英语的同事抱回一摞资料，兴冲冲告诉他自己要报考河北大学历史学研究生。他觉得这是“挑衅”。“教英语的都能考历史学，我教历史为什么不能考？”
那位同事未能通过笔试，而37岁的苗卫芳却“阴差阳错”考上了。他颇为得意地在文章中写道：“多年读书的积淀，八年自考的经历，使我答起卷来如行云流水一样自如。尽管考前我根本没有复习，更没有参加考研补习班。”
复试时，老师随口感叹了一句：这么大岁数，将来找工作会很难啊。“我当时不知道。进了研一就知道了，上届师兄好多都没找到工作。这个专业是偏学术性的，不好适应社会要求。”他说。
但研究生的3年是他迄今最惬意的时光。在他的小说里，主人公默念着“高级知识分子”这个词无数遍。“最终，‘高级知识分子’这个意念如同充足了气的热气球，再也无法压抑，气势冲天地向空中升去。”
那些“年轻得让他无法忍受”的同学在通宵达旦喝酒搓麻上网，苗卫芳则坚持每天上晚自习，学英语，写小说。研二开学时，他东拼西凑筹来一万元，自费印刷了1000册《二月兰》，在校园里摆摊售卖。卖掉了百八十本。这个成绩他已经很满意了，并且校园里还赚来了一些粉丝。如今想起来他仍然嘴角带着笑意，“说真的，这事还挺有意思的。”
大龄研究生并非只他一人。同级同学里，他发现一个比他还大一岁的，这很是让他感到安慰。与苗卫芳一穷二白不同的是，这些人到中年的老学生们入学前多在体制内有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也希望通过读研，试图给困顿的人生寻找一次转机。
直到参加面试前，苗卫芳才把考研的事告诉家里，父亲并不在意——对他来说，成考，自考，考研应该都差不多。直到要办理户口迁移时，苗风山才反应过来：儿子要离开柳树沟，变成“国家的人”了。在柳树沟，虽然大学生并不稀奇，但研究生还是历史上头一回。“这回是正儿八经的学校，不是过去那些杂牌军！”父亲跟村人说。在乡邻面前，他夸下海口：“公办学校里老师的学历还不如我儿子，他将来前途肯定差不了！”
村人的眼神里开始有了些“小小敬畏”。“但他们是在观望，你好起来就巴结你，不好的话就踩你。”苗卫芳分析。他也听到一些在外见过世面的人的评论：考上也白考，大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
苗卫芳早就知道3年后的就业将是个难题。企业招聘30岁是道坎，公务员的线则划在35岁。而他毕业时却已年逾不惑。每次回到家里，看到父亲还蒙在鼓里替他高兴，他就有些难过。他有意不提就业的事。再后来，父亲也不说了。
他的婚姻却在日趋窘迫的财务中走到了尽头。“不挣钱没收入，读研还花家里钱。”前妻提出了离婚，并退还了当初的彩礼。
对于老之将至的父母而言，40岁的儿子考上研究生不知是喜是悲。喜的是人生有了转机，也许不用再“打工”；悲的是不知毕业后的运气如何，而且研究生读下来也得花费不少——虽然没花他们的钱，但在他们看来，儿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那也便是他们的钱。
研三毕业前，形势已经明朗了，苗卫芳班上19人中仅有4人确定去向，大家在一片愁眉苦脸中毕了业。那几位“大龄同学”也多在一番碰壁后料定“转机无望”，各自回了原单位。
苗卫芳对公司没有兴趣，那不是他要的能搞创作和研究的“理想软环境”：“老板天天逼着你，每天多少个M（剩余价值）给我创造出来！富士康里能搞研究吗？不能，会自杀的。”
因为《二月兰》和之前一些作品，苗卫芳在保定文坛已小有名气。他想找个“文联或者作协”的工作，因为“清闲，没人管，还可以自己搞搞创作”。但那些作协的文友们告诉他：交流可以，工作没戏——公务员招考35周岁的硬指标谁也动不了。
2011年春夏之交，他写完论文回老家种花生。村里人已经知道苗风山夸下的海口无法兑现，对苗卫芳的不屑也公开化了。他走在路上，别人看着他远远地笑。他去找人借东西，没人搭理他。“我自己没听人家说什么，但是父亲都听到了。”
苗卫芳对村人的不善早有准备，他觉得自己与他们不一样，不值得计较。但那些讥笑和言辞却深深地戳痛了父亲苗风山，他坐立难安。
苗卫芳曾说过自己可以当陶渊明：“如果我有工作回去种地，他不会说什么；可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路被堵死了。”他又自我安慰道，“我有精神，有追求，可是他（父亲）什么都没有。”
苗风山后悔支持儿子去读研，因为没有期望也便没有失望。“他之前说过好多次，‘我不想看见你，我不想活了。’我们都没当真。”苗卫芳说，“没想到他真的做了。”
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后，俩人间的对话更加小心翼翼。没过几天苗卫芳就知趣地出门了，他仍然只能在私立学校里寻找一些短期辅导班的机会。如今家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各类农具迅速占领了原本属于他的那间厢房。从去年6月到现在，苗卫芳乃至苗家在柳树沟就像一个笑话。
在苗卫芳几十万字的各种小说中，主角原型都是一个个自卑善良又敏感拘谨的人，就像他一样。他写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甚至写到终极问题，对人生的变幻莫测感到怀疑。
他的作品中很少写到村民，因为他们不在他的视野内。他也很少写到父亲。苗风山话不多，按儿子的说法是“跟他一样说话太直”。前来寻访的的记者都被苗风山带到苗卫芳的婶婶家，这个精明的婶婶看上去是苗家的代言人，但对侄儿不恭的评价使她听起来更像是柳树沟村民的代言人。“他不务正业，不负责任。”苗卫芳的婶婶说，“他父母亲年纪那么大了，躺在床上没人管。他不正儿八经找个工作挣钱，还要写东西，脑子有问题。”
一旁的苗风山面无表情地听着——之前他每次想开口说些什么总是被她制止。在私下里，他还是会夸苗卫芳小时候作文写得棒，他说苗卫芳是个善良的人。儿子依然是他的骄傲，只是在村里他没法理直气壮地引以为豪。虽然只读过小学，但他还是很关心研究生儿子的著作。他说看不懂苗卫芳的第二本书《大清河水系与津保内河航运研究》（言下之意他读过《二月兰》），那是他儿子的硕士论文。
他没有提出想见见儿子，而躲在保定市内出租屋里准备报考阜宁县中学教师的苗卫芳也拒绝了随记者回阜平老家的提议。舆论对他的关注程度让他惊讶，他总结说：“这说明知识分子在关心这个事。而且他们中间肯定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农村出身，在外漂着。他们都有一个回不去的家乡，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共鸣。”
记者们还在陆续奔向柳树沟，这让苗风山不胜其扰。最新的消息是他已经和老伴住到隔壁镇的女儿家，他们希望避过这阵风头。而苗卫芳的电话依旧打不通，只是提示音从关机变成了停机。
（感谢《半岛都市报》记者朱艳丽对本文的帮助）
父亲因其自杀带来的道德舆论双重压力，似乎没让他变得沮丧或者不堪一击。多数时间里他处在一种放空状态：恬静，友善，随遇而安。秋末校园的阳光，街头的熙熙攘攘，出租屋外打桩机的轰鸣，连同网上铺天盖地关于他的争论，一齐被他屏蔽在视线之外。接受各路媒体采访时，他那本教师资格考试辅导教材一直没离身，仿佛他只是不小心被“你幸福吗”栏目记者随机抓到的路人甲。午饭时间，他小心翼翼打开手机——两年前花一百块钱买来的诺基亚1110，收了几条短信，连忙按了关机键。这样，世界就被他关在外面了。
“找我的人太多啦，全乱套了。”他用幸存者的口气说道，那种神情意味着形势有些意外，但局面仍在掌控中。显然这样会错失很多：熟人的联络，更多的曝光率，甚至是一些可能的帮助。但他觉得电话多就是该关机——对他而言挂断陌生来电太过粗暴，相比之下，关机就显得温和些。
他挑选了一些媒体——在他看来“有诚意”，或者运气很好碰巧在他开机时间打进电话的媒体——接受采访。即便如此，那些重复的问题还是让他累得够呛，但他始终保持友善的微笑。他的经历以及与他相处的经验表明，那不是新闻发言人的职业训练，而是害怕自己不经意间的怠慢伤害到他人的同理心。他害怕得罪人，更确切地说，是怕伤害别人。他心软，一次次地被路边乞讨者的故事打动。“朋友都说那是骗子，可是当时我拒绝不了。”
他一样害怕被伤害。他在农村长大，但在出租屋外听到狗叫时的下意识反应仍然是想逃回屋里。采访时我开了个玩笑称他“大叔”，他黯然的眼神告诉我这句话刺到了他。工作无定，被人嘲笑，家人受辱，父亲自杀，他的一切悲哀都是因为该死的年龄。
今年他41岁，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一年，没有工作。
他很明白自己已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他正是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及策划者。当父亲还戴着呼吸机躺在病床上时，他请朋友到医院拍摄视频放到网上。这样就有了《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 老父气绝服毒》的新闻。
朋友发短信告诉他：现在网上对你炒作的议论很大，对你很不利。“我不否认希望通过此事引起社会的关注，”他对记者们一遍遍地强调，拍摄视频时父亲实际上已经脱离危险，“我没有炒作。”
“农民就不能吃安眠药？”
苗卫芳已不是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就在去年5月，他的朋友拍摄了一段他与父亲犁地种花生的镜头，广东卫视注意到这段后来发布在网上的视频，便邀请他去上海做了一期访谈节目，题目是“种地的研究生”。
那次节目之后，一些南方的企业曾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可以来这里工作。他含糊地表示“考虑考虑”，对方没再联系他。当然他也没打算去，“都是些电子、珠宝之类的。我不是鄙视这些工作，而是无能为力。”
一年后他仍然没有工作。显然，守候在父亲病床前时，去年的经历给了他一些启发。
苗卫芳的父亲苗风山今年67岁，他和老伴住在距离保定市区一百多公里的阜平县柳树沟村。在那个没有楼房的小山村里，苗家的住宅是四间黑黢黢的土坯房。家中惟一的电器，是一台用来冷藏胰岛素的冰箱。苗卫芳的母亲患有糖尿病，长年卧床。
记者找到苗风山时，他正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毛衣在地里收白菜。去年冬天动过腰椎手术后，他也在床上躺了4个月，现在走起路来仍不很灵便，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劳作。
患病前的苗风山是村里的干活能手。苗卫芳说，父亲是个不会出巧劲的“苦力”。对于前劳动能手来说，比丧失劳动能力更让他伤心的，是儿子苗卫芳去年读完研究生至今没找到工作，这让他在村里感到丢脸。今年5月25日晚临睡前，他悄悄吞下一瓶100片的安定。
几小时后，一觉醒来的老伴发现丈夫状况不对。苗风山被送往阜平县中医院，而后又转往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抢救。检测结果显示，他的血液中安眠药成分≥3.9mg/L，而达到2.0mg/L即为中毒。
此次抢救前后花去的一万多元无疑让家里雪上加霜。苗风山并不知道如今100片安定已很难致死，这种在农村并不常见的自杀方式甚至一度迷惑了县中医院的医生，他暗示中毒的病人可能已经垂危，家属们应做好办后事的心理准备。在县里做面条生意的苗卫芳赶到医院，他坚持主张送石家庄抢救。
事后苗卫芳对县中医院的医生颇有不满：“他怀疑可能是农药中毒。”实际上医生这样判断也不算奇怪，但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歧视：“农民就不能吃安眠药？”
“没人说我坏，但也没有人尊重我。”
10月19日，苗卫芳出现在河北大学校园里的人工湖边。营养摄入不足和阳光摄入过量导致他面色欠佳，而他偏偏又穿了件跟他脸色一样晦暗的夹克，还好这天阳光不错。他架起二郎腿，对着央视的镜头侃侃而谈。他做出各种手势，尽力让自己像电视里的那些学者一样温和儒雅。第二天晚上，他将出现在白岩松的节目里，全国观众都可以看到他了。但他没打算告诉父母收看这个节目。
苗卫芳生性软弱，却并不随大流。在考研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凭着一种植物般的韧性，他让人生已经拐了好几道弯。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善良、急躁，还有勤奋。他记性好，小学时成绩优异。到初中却慢慢掉队，中考失利。
很多农村打工者聊起往事时都会说：“我小时候成绩很好，只是后来……”苗卫芳原本也应跟他们一样，毫无留恋地告别校园，回家务农或者出外打工，成为新一代农民。但在工地摸爬滚打几年后，他又通过关系上了高中。此时他已是20出头的青年，在一群少年中显得扎眼。理科的课程让他头疼，高二时他再度放弃学业。他当过工地小工，做过豆芽、豆腐等好几种亏钱的小买卖。再后来他到呼和浩特打工，知道了还有成人高考这条道。他崇拜作家路遥，并像《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一样，白天拼命做工，晚上坚持读书。1998年，他考上了呼和浩特管理干部学院。
两年后他如期完成学业，却因为学费欠费没拿到文凭。2002年他回到保定，又开始准备自考。2004年6月，他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并顺利应聘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一篇关于他的通讯写道：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他完成了他人生的两个嬗变：从一个社会青年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从一个工地上的打工仔转变成了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几年后，他又拿下了自学本科考试。
这些考试都是在教书之余准备的，他在一点点地给自己增加筹码。他是个善于利用时间的人，在研一时他又用课余时间写了本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二月兰》。那是一本以自己代课经历为原型的自传体小说。书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很享受这份工作。他曾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信奉者，相信赞美能感化顽劣的学生，但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学生太难管，”他说，在私立学校里学生是上帝，老师却没有尊严。学生们当着他的面交头接耳，在课堂上捣乱，跟他顶撞，无视他的存在。他却无计可施。
“后来我也管，体罚，但他们不怕。”他说，“我个性软弱，学生能看得出来。”他也说过宁可回家种田也不愿教书，但这终究是气话。
村里人也没把他当老师看，因为他像那些打工者一样漂泊不定。几年间他换过4次学校。他说：“没人说我坏，但没有人尊重我。”在关于他的看法上，他相信学生和村民或者外面人都是一致的。
2006年冬天，他与一位代课女老师结婚。对方比他大3岁，带着与前夫生的两个男孩。“老苗家可真能耐，一结婚就添了3口人！”村民冷言冷语道。
“富士康里能搞研究吗”
如果不读研，现在是否更好？
“很难用yes或者no来回答。”他说。
苗卫芳考上研究生多少有些偶然。2007年夏天，一位教英语的同事抱回一摞资料，兴冲冲告诉他自己要报考河北大学历史学研究生。他觉得这是“挑衅”。“教英语的都能考历史学，我教历史为什么不能考？”
那位同事未能通过笔试，而37岁的苗卫芳却“阴差阳错”考上了。他颇为得意地在文章中写道：“多年读书的积淀，八年自考的经历，使我答起卷来如行云流水一样自如。尽管考前我根本没有复习，更没有参加考研补习班。”
复试时，老师随口感叹了一句：这么大岁数，将来找工作会很难啊。“我当时不知道。进了研一就知道了，上届师兄好多都没找到工作。这个专业是偏学术性的，不好适应社会要求。”他说。
但研究生的3年是他迄今最惬意的时光。在他的小说里，主人公默念着“高级知识分子”这个词无数遍。“最终，‘高级知识分子’这个意念如同充足了气的热气球，再也无法压抑，气势冲天地向空中升去。”
那些“年轻得让他无法忍受”的同学在通宵达旦喝酒搓麻上网，苗卫芳则坚持每天上晚自习，学英语，写小说。研二开学时，他东拼西凑筹来一万元，自费印刷了1000册《二月兰》，在校园里摆摊售卖。卖掉了百八十本。这个成绩他已经很满意了，并且校园里还赚来了一些粉丝。如今想起来他仍然嘴角带着笑意，“说真的，这事还挺有意思的。”
大龄研究生并非只他一人。同级同学里，他发现一个比他还大一岁的，这很是让他感到安慰。与苗卫芳一穷二白不同的是，这些人到中年的老学生们入学前多在体制内有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也希望通过读研，试图给困顿的人生寻找一次转机。
直到参加面试前，苗卫芳才把考研的事告诉家里，父亲并不在意——对他来说，成考，自考，考研应该都差不多。直到要办理户口迁移时，苗风山才反应过来：儿子要离开柳树沟，变成“国家的人”了。在柳树沟，虽然大学生并不稀奇，但研究生还是历史上头一回。“这回是正儿八经的学校，不是过去那些杂牌军！”父亲跟村人说。在乡邻面前，他夸下海口：“公办学校里老师的学历还不如我儿子，他将来前途肯定差不了！”
村人的眼神里开始有了些“小小敬畏”。“但他们是在观望，你好起来就巴结你，不好的话就踩你。”苗卫芳分析。他也听到一些在外见过世面的人的评论：考上也白考，大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
苗卫芳早就知道3年后的就业将是个难题。企业招聘30岁是道坎，公务员的线则划在35岁。而他毕业时却已年逾不惑。每次回到家里，看到父亲还蒙在鼓里替他高兴，他就有些难过。他有意不提就业的事。再后来，父亲也不说了。
他的婚姻却在日趋窘迫的财务中走到了尽头。“不挣钱没收入，读研还花家里钱。”前妻提出了离婚，并退还了当初的彩礼。
对于老之将至的父母而言，40岁的儿子考上研究生不知是喜是悲。喜的是人生有了转机，也许不用再“打工”；悲的是不知毕业后的运气如何，而且研究生读下来也得花费不少——虽然没花他们的钱，但在他们看来，儿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那也便是他们的钱。
研三毕业前，形势已经明朗了，苗卫芳班上19人中仅有4人确定去向，大家在一片愁眉苦脸中毕了业。那几位“大龄同学”也多在一番碰壁后料定“转机无望”，各自回了原单位。
苗卫芳对公司没有兴趣，那不是他要的能搞创作和研究的“理想软环境”：“老板天天逼着你，每天多少个M（剩余价值）给我创造出来！富士康里能搞研究吗？不能，会自杀的。”
因为《二月兰》和之前一些作品，苗卫芳在保定文坛已小有名气。他想找个“文联或者作协”的工作，因为“清闲，没人管，还可以自己搞搞创作”。但那些作协的文友们告诉他：交流可以，工作没戏——公务员招考35周岁的硬指标谁也动不了。
2011年春夏之交，他写完论文回老家种花生。村里人已经知道苗风山夸下的海口无法兑现，对苗卫芳的不屑也公开化了。他走在路上，别人看着他远远地笑。他去找人借东西，没人搭理他。“我自己没听人家说什么，但是父亲都听到了。”
苗卫芳对村人的不善早有准备，他觉得自己与他们不一样，不值得计较。但那些讥笑和言辞却深深地戳痛了父亲苗风山，他坐立难安。
苗卫芳曾说过自己可以当陶渊明：“如果我有工作回去种地，他不会说什么；可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路被堵死了。”他又自我安慰道，“我有精神，有追求，可是他（父亲）什么都没有。”
苗风山后悔支持儿子去读研，因为没有期望也便没有失望。“他之前说过好多次，‘我不想看见你，我不想活了。’我们都没当真。”苗卫芳说，“没想到他真的做了。”
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后，俩人间的对话更加小心翼翼。没过几天苗卫芳就知趣地出门了，他仍然只能在私立学校里寻找一些短期辅导班的机会。如今家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各类农具迅速占领了原本属于他的那间厢房。从去年6月到现在，苗卫芳乃至苗家在柳树沟就像一个笑话。
在苗卫芳几十万字的各种小说中，主角原型都是一个个自卑善良又敏感拘谨的人，就像他一样。他写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甚至写到终极问题，对人生的变幻莫测感到怀疑。
他的作品中很少写到村民，因为他们不在他的视野内。他也很少写到父亲。苗风山话不多，按儿子的说法是“跟他一样说话太直”。前来寻访的的记者都被苗风山带到苗卫芳的婶婶家，这个精明的婶婶看上去是苗家的代言人，但对侄儿不恭的评价使她听起来更像是柳树沟村民的代言人。“他不务正业，不负责任。”苗卫芳的婶婶说，“他父母亲年纪那么大了，躺在床上没人管。他不正儿八经找个工作挣钱，还要写东西，脑子有问题。”
一旁的苗风山面无表情地听着——之前他每次想开口说些什么总是被她制止。在私下里，他还是会夸苗卫芳小时候作文写得棒，他说苗卫芳是个善良的人。儿子依然是他的骄傲，只是在村里他没法理直气壮地引以为豪。虽然只读过小学，但他还是很关心研究生儿子的著作。他说看不懂苗卫芳的第二本书《大清河水系与津保内河航运研究》（言下之意他读过《二月兰》），那是他儿子的硕士论文。
他没有提出想见见儿子，而躲在保定市内出租屋里准备报考阜宁县中学教师的苗卫芳也拒绝了随记者回阜平老家的提议。舆论对他的关注程度让他惊讶，他总结说：“这说明知识分子在关心这个事。而且他们中间肯定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农村出身，在外漂着。他们都有一个回不去的家乡，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共鸣。”
记者们还在陆续奔向柳树沟，这让苗风山不胜其扰。最新的消息是他已经和老伴住到隔壁镇的女儿家，他们希望避过这阵风头。而苗卫芳的电话依旧打不通，只是提示音从关机变成了停机。
（感谢《半岛都市报》记者朱艳丽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