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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义平在2011年5月6日《光明日报》发文指出，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和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新的发展方式要求：1.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强调富民，保障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点。2.特别强调内需，认为内需是拉动经济的长效机制。3.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淘汰落后产能，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4.强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5.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强调公平正义，强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调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要切实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要求以及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出发，就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政府不应当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政府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考核标准服从于经济社会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既然“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应当按照新的要求设计各级干部的考核标准，并且在党管干部的前提下，让人民群众在干部选拔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相关制度约束的变化，才能校正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维行为，克服经济增长主义，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延迟退休条件尚未成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唐钧在2011年5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文指出，中国的人口规模极其庞大，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中国到老龄化高峰时还会增加2亿人，总规模可能达到15亿。届时，如果以60岁为限计算劳动力人口，还有6亿多劳动力。
在可以想见的今后几十年中，中国也许并不需要普遍地延迟退休年龄。因为我们和发达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延迟退休年龄的结果可能不是“双赢”，而是在就业和养老之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更何况30年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年龄偏大，这对经济发展似乎是一个不利因素，而延持退休年龄只会使这个问题加剧。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就业问题始终是影响最大的社会经济压力。人们常说“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了参与初次分配的资格。在现代社会中，这是一个人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也是社会不安定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有专家一直争辩，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与就业无关。近十多年来，人保部提供的数据基本如此：中国每年都有新生劳动力2000万～2400万人，但新增加的工作岗位却只有1000万～1200万个。在新增加的工作岗位中，有30%是“自然更新”，即其中绝大部分是退休“让”出来的位子。据此可以设想，这种状况不会很快改变。在讨论延退时，专家时常提到当下实际的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3岁，以此来证明延退的正确性。其实，这个证据恰好证明了延退的不切实际。因为连现行政策规定的退休年龄都执行不了，何以再谈推迟？因此，如何理性地设计政策，按现行规定的退休年龄执行政策，才是应该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怎样看待用工成本上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厉以宁在2011年5月16日《北京日报》发文指出，用工成本上升将加快城镇化的速度，而不是起阻碍作用。这次用工成本的上升是这样的：生活费上涨在前，用工成本的上涨在后，所以用工成本的上升是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广东调查时，有农民工跟我们讲，十年了工资都没变，该不该涨？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要求，是对的、合理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用工成本的上升是刚性的，只要上去就不会下来，物价降低也不会下来。现在的工厂，特别是大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要招工的话，除了工资以外必须有福利待遇，管不管吃住？有没有探亲路费？医疗怎么样？福利也是有刚性的，能上不能下，能增不能减。所以说，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虽然现在还谈不上高价劳动力时代，但至少想回到过去那种廉价水平是不可能的。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适度消费观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时继锋在2011年5月17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适度消费是一种综合型的消费，鼓励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享受的物质消费空前增多，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形成高消费就是幸福的观念。艾伦·杜宁曾说:“当大多数人看到一辆豪华的汽车首先想到它污染空气而不是它社会地位的象征的时候，环境道德就到来了。”因此，人类亟须纠正这种扭曲的高消费的消费观念，在生态文明的指导下，遵循适度消费的理念。适度消费提倡人们降低物质需求，形成正确的幸福观念，反对把纵欲消费当成幸福的目的，主张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
当今许多国家将经济增长寄托在扩大内需上，主张刺激国人的物欲，鼓励其尽可能的消费。然而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把握好度，不能让消费突破生态容量的底线，我们必须坚持适度消费观，在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引导下，倡导适度消费以及建设节约型社会，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在生态文明的框架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十二五”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几点思考
国家发改委运输所李连成在2011年第5期《中国发展观察》杂志发文强调了“十二五”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目标及发展主线。
发展目标：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基本上是“经济发展－交通滞后，加快交通发展－经济继续增长－交通再次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瓶颈－加大交通投资促进交通运输发展－经济继续发展”的交通追赶型发展路径。“十二五”交通运输发展必须主动承担起支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责任，继续加快发展，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适应，由自发满足需求转向自觉满足需求，由追随发展转向引领发展，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发展主线：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十二五”时期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同时土地、能源、气候环境对交通运输发展的约束进一步增强，国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转变是交通运输业适应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战略抉择。要协调各种运输方式发展，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从独立发展为主转向综合协调发展。要加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发展一体化运输，实现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化衔接。
投资模式转型是必然趋势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2011年5月16日《北京日报》撰文认为，投资模式要在“多种所有制”和“多层次”上下功夫。多种所有制，即允许民间资本组建股份制的区域性银行，或“草根银行”。专门在当地为小型、微型企业服务。不要低估民间理财高手，也不要低估民间资本的变通能力。尽管国家没有放开民间金融，但民间资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进入金融领域。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0年底，投资于金融服务业的人数已达到85086人，民办金融企业达到29981家，注册资金达到5966亿元。尽管这些民办金融机构多为当铺、保险辅助业务机构、金融信托与管理企业以及担保公司，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融资服务。与其让他们偷偷摸摸地干，不如让他们公开，更便于监管。多层次，即间接融资以外的直接融资。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公平分配上市资源，建立公平高效的股票发行体制，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放开三板市场，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行场外交易。放宽债券市场，让更多的民营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或集合债)直接融资，等等。这多层次的融资渠道，形成了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的对接、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结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有机结合。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政府不应当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政府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考核标准服从于经济社会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既然“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应当按照新的要求设计各级干部的考核标准，并且在党管干部的前提下，让人民群众在干部选拔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相关制度约束的变化，才能校正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维行为，克服经济增长主义，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延迟退休条件尚未成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唐钧在2011年5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文指出，中国的人口规模极其庞大，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中国到老龄化高峰时还会增加2亿人，总规模可能达到15亿。届时，如果以60岁为限计算劳动力人口，还有6亿多劳动力。
在可以想见的今后几十年中，中国也许并不需要普遍地延迟退休年龄。因为我们和发达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延迟退休年龄的结果可能不是“双赢”，而是在就业和养老之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更何况30年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年龄偏大，这对经济发展似乎是一个不利因素，而延持退休年龄只会使这个问题加剧。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就业问题始终是影响最大的社会经济压力。人们常说“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了参与初次分配的资格。在现代社会中，这是一个人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也是社会不安定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有专家一直争辩，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与就业无关。近十多年来，人保部提供的数据基本如此：中国每年都有新生劳动力2000万～2400万人，但新增加的工作岗位却只有1000万～1200万个。在新增加的工作岗位中，有30%是“自然更新”，即其中绝大部分是退休“让”出来的位子。据此可以设想，这种状况不会很快改变。在讨论延退时，专家时常提到当下实际的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3岁，以此来证明延退的正确性。其实，这个证据恰好证明了延退的不切实际。因为连现行政策规定的退休年龄都执行不了，何以再谈推迟？因此，如何理性地设计政策，按现行规定的退休年龄执行政策，才是应该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怎样看待用工成本上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厉以宁在2011年5月16日《北京日报》发文指出，用工成本上升将加快城镇化的速度，而不是起阻碍作用。这次用工成本的上升是这样的：生活费上涨在前，用工成本的上涨在后，所以用工成本的上升是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广东调查时，有农民工跟我们讲，十年了工资都没变，该不该涨？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要求，是对的、合理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用工成本的上升是刚性的，只要上去就不会下来，物价降低也不会下来。现在的工厂，特别是大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要招工的话，除了工资以外必须有福利待遇，管不管吃住？有没有探亲路费？医疗怎么样？福利也是有刚性的，能上不能下，能增不能减。所以说，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虽然现在还谈不上高价劳动力时代，但至少想回到过去那种廉价水平是不可能的。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适度消费观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时继锋在2011年5月17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适度消费是一种综合型的消费，鼓励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享受的物质消费空前增多，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形成高消费就是幸福的观念。艾伦·杜宁曾说:“当大多数人看到一辆豪华的汽车首先想到它污染空气而不是它社会地位的象征的时候，环境道德就到来了。”因此，人类亟须纠正这种扭曲的高消费的消费观念，在生态文明的指导下，遵循适度消费的理念。适度消费提倡人们降低物质需求，形成正确的幸福观念，反对把纵欲消费当成幸福的目的，主张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
当今许多国家将经济增长寄托在扩大内需上，主张刺激国人的物欲，鼓励其尽可能的消费。然而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把握好度，不能让消费突破生态容量的底线，我们必须坚持适度消费观，在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引导下，倡导适度消费以及建设节约型社会，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在生态文明的框架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十二五”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几点思考
国家发改委运输所李连成在2011年第5期《中国发展观察》杂志发文强调了“十二五”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目标及发展主线。
发展目标：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基本上是“经济发展－交通滞后，加快交通发展－经济继续增长－交通再次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瓶颈－加大交通投资促进交通运输发展－经济继续发展”的交通追赶型发展路径。“十二五”交通运输发展必须主动承担起支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责任，继续加快发展，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适应，由自发满足需求转向自觉满足需求，由追随发展转向引领发展，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发展主线：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十二五”时期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同时土地、能源、气候环境对交通运输发展的约束进一步增强，国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转变是交通运输业适应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战略抉择。要协调各种运输方式发展，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从独立发展为主转向综合协调发展。要加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发展一体化运输，实现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化衔接。
投资模式转型是必然趋势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2011年5月16日《北京日报》撰文认为，投资模式要在“多种所有制”和“多层次”上下功夫。多种所有制，即允许民间资本组建股份制的区域性银行，或“草根银行”。专门在当地为小型、微型企业服务。不要低估民间理财高手，也不要低估民间资本的变通能力。尽管国家没有放开民间金融，但民间资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进入金融领域。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0年底，投资于金融服务业的人数已达到85086人，民办金融企业达到29981家，注册资金达到5966亿元。尽管这些民办金融机构多为当铺、保险辅助业务机构、金融信托与管理企业以及担保公司，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融资服务。与其让他们偷偷摸摸地干，不如让他们公开，更便于监管。多层次，即间接融资以外的直接融资。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公平分配上市资源，建立公平高效的股票发行体制，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放开三板市场，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行场外交易。放宽债券市场，让更多的民营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或集合债)直接融资，等等。这多层次的融资渠道，形成了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的对接、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结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