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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的土耳其少女玛丽被大伯强暴了。根据家乡的陋习,她必须被除掉,才能保住家族的荣誉。玛丽从小的玩伴,从军队退役的表哥西玛尔奉命完成此项任务。他带着玛丽来到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准备在这陌生之地杀掉玛丽。
——这是在土耳其东南部乡村普遍存在的“荣誉谋杀”现象。土耳其作家李凡纳利的小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为少女玛丽塑造了这样一条觉醒之路:从东部内陆到西部海岸,从传统到现代,从蒙昧封闭到豁然开朗。包头巾、穿黑色塑料凉鞋和乡村蓝布长裙的玛丽从第一次坐上火车,邻座的时髦女郎好心递给她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卫生巾开始,就踏上了人生中的重要之旅,告别乡村,遭遇这个现代的世界。
除了“荣誉谋杀”之外,这种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故事,让中国读者似曾相识。而作者笔下展现的土耳其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矛盾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陌生。教授伊凡是作者李凡纳利着力描述的另一个主角。他因为娶了一个富豪的女儿,得以过上时尚奢靡的生活。土耳其富人的生活让出身贫寒的伊凡大开眼界:他们出入欧美的上流社会,是富豪俱乐部的贵宾,随便一顿晚餐的花费比一家书店收银员三个月的薪水还多。
另一方面,西玛尔的哥哥在伊斯坦布尔郊区的贫民窟里,却过着比乡村还要穷苦、拥挤和肮脏的生活。即便如此他也不愿回到乡村。他唯一的梦想就是在城市的边缘坚持下去,等待不断膨胀的城市扩建工程将这些贫民区纳入,从而成为真正的伊斯坦布尔市民,“获得市民的身份,就能过上好日子了。”难怪作家余世存在读过此书之后感叹,这与中国的现实是“何其相似尔”。
处于东西方地缘交界的土耳其,历来是一片矛盾交织之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些巨大的命题将这片土地作为实验场,在此冲撞交融。土耳其的精英分子大多接受西方教育,接纳现代文明;而在东南部的落后地区,封建传统的束缚却极其深厚,一些政党出于政治利益考量也鼓励年轻人复古。可以看出作者李凡纳利对这些现实有太深的感触,在《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中,社会的种种矛盾都有突出的表现。
笔者曾与李凡纳利讨论女生包头巾的问题,他称这是政客们为了政治利益而鼓动年轻人的做法,年轻人则多半是受到来自传统家庭的压力。在小说里伊凡是这样理解的:“青年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叛逆。实际上,这些女孩为包头巾而战斗,她们示威的对象是父母、学校、政治制度,以显示她们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如果这些女孩生在伊朗,她们就会为不包头的权力而斗争。”
如果说整个小说展现了现代和传统交织,充满矛盾的土耳其社会,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则牵起了这个矛盾之网:西玛尔参加国家军队,在山区与库尔德游击队作战,他的对手就是从小村里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童年时代乡村里能够和平共处的不同族群,此时成了彼此攻战的敌人。教授伊凡作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常常现身于电视节目、报纸专栏,生活富足无忧,却感到失去了灵魂和真实的自我,最终逃离俗世,出走海上。
李凡纳利说,伊凡的精神困境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人共同面临的,无论东方西方。乡村来的穷人渴望富足的生活,而已经过着富足生活的人却发现精神世界的失落和空虚。人生就是在这些悖论当中的不断循环,缺乏幸福感、现实的存在感,是现代人无法逃离的“老鼠屋”。
小说中呈现的种种现实问题,都会让读者忍不住联想到中国的当下。而李凡纳利把这种异与同提高到了“人”的共性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吃饭、喝茶、结婚、做爱、死亡,都是一样的。”因为这种思想,他的小说中才会不断出现那种教授与乡村少女,贵族老太太和HIP-HOP女孩相遇这样的情景,让现实中毫无可能相遇的人相遇、冲突,最后走向和解、融合,是他文学创作的母题。
在此很有必要介绍一下作者李凡纳利的身份。他是个传奇性的人物,被土耳其人誉为“国民偶像”。除了外形帅气,思想犀利之外,李凡纳利是一个近乎“全才”式的艺术家,身兼音乐家、电影导演和作家于一身:他为土耳其电影《自由之路》配乐的曲子,曾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在土耳其几乎妇孺皆知。他执导的电影,如《铁地铜天》、《迷雾》、《Veda》等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屡屡获奖。他写的小说也畅销各国,这次在中国出版的《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曾让他2009年获得土耳其文学中有最高声誉的OrhanKemal文学奖。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获得有“土耳其奥斯卡”之称的安纳托利亚金橙电影节九项大奖,由李凡纳利担任电影的编剧和作曲。
李凡纳利的政治身份也值得一提,他参与过1968年欧洲左派学生运动,1971年的一场政变中,他被投进军事监狱,并流亡国外八年。曾担任土耳其国会议员。李凡纳利不喜欢别人提及他的政治身份,他否认自己是政治人物,因为“艺术家会把内心很深处的感觉拿出来给别人看;但是政治家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心里。”。在土耳其,他不断写文章,发表演讲,对社会问题发言。这使他的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关注诸多社会问题,“这(矛盾)就是土耳其的生活现实”,李凡纳利说,他只是在表现真实的土耳其而已。
——这是在土耳其东南部乡村普遍存在的“荣誉谋杀”现象。土耳其作家李凡纳利的小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为少女玛丽塑造了这样一条觉醒之路:从东部内陆到西部海岸,从传统到现代,从蒙昧封闭到豁然开朗。包头巾、穿黑色塑料凉鞋和乡村蓝布长裙的玛丽从第一次坐上火车,邻座的时髦女郎好心递给她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卫生巾开始,就踏上了人生中的重要之旅,告别乡村,遭遇这个现代的世界。
除了“荣誉谋杀”之外,这种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故事,让中国读者似曾相识。而作者笔下展现的土耳其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矛盾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陌生。教授伊凡是作者李凡纳利着力描述的另一个主角。他因为娶了一个富豪的女儿,得以过上时尚奢靡的生活。土耳其富人的生活让出身贫寒的伊凡大开眼界:他们出入欧美的上流社会,是富豪俱乐部的贵宾,随便一顿晚餐的花费比一家书店收银员三个月的薪水还多。
另一方面,西玛尔的哥哥在伊斯坦布尔郊区的贫民窟里,却过着比乡村还要穷苦、拥挤和肮脏的生活。即便如此他也不愿回到乡村。他唯一的梦想就是在城市的边缘坚持下去,等待不断膨胀的城市扩建工程将这些贫民区纳入,从而成为真正的伊斯坦布尔市民,“获得市民的身份,就能过上好日子了。”难怪作家余世存在读过此书之后感叹,这与中国的现实是“何其相似尔”。
处于东西方地缘交界的土耳其,历来是一片矛盾交织之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些巨大的命题将这片土地作为实验场,在此冲撞交融。土耳其的精英分子大多接受西方教育,接纳现代文明;而在东南部的落后地区,封建传统的束缚却极其深厚,一些政党出于政治利益考量也鼓励年轻人复古。可以看出作者李凡纳利对这些现实有太深的感触,在《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中,社会的种种矛盾都有突出的表现。
笔者曾与李凡纳利讨论女生包头巾的问题,他称这是政客们为了政治利益而鼓动年轻人的做法,年轻人则多半是受到来自传统家庭的压力。在小说里伊凡是这样理解的:“青年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叛逆。实际上,这些女孩为包头巾而战斗,她们示威的对象是父母、学校、政治制度,以显示她们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如果这些女孩生在伊朗,她们就会为不包头的权力而斗争。”
如果说整个小说展现了现代和传统交织,充满矛盾的土耳其社会,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则牵起了这个矛盾之网:西玛尔参加国家军队,在山区与库尔德游击队作战,他的对手就是从小村里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童年时代乡村里能够和平共处的不同族群,此时成了彼此攻战的敌人。教授伊凡作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常常现身于电视节目、报纸专栏,生活富足无忧,却感到失去了灵魂和真实的自我,最终逃离俗世,出走海上。
李凡纳利说,伊凡的精神困境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人共同面临的,无论东方西方。乡村来的穷人渴望富足的生活,而已经过着富足生活的人却发现精神世界的失落和空虚。人生就是在这些悖论当中的不断循环,缺乏幸福感、现实的存在感,是现代人无法逃离的“老鼠屋”。
小说中呈现的种种现实问题,都会让读者忍不住联想到中国的当下。而李凡纳利把这种异与同提高到了“人”的共性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吃饭、喝茶、结婚、做爱、死亡,都是一样的。”因为这种思想,他的小说中才会不断出现那种教授与乡村少女,贵族老太太和HIP-HOP女孩相遇这样的情景,让现实中毫无可能相遇的人相遇、冲突,最后走向和解、融合,是他文学创作的母题。
在此很有必要介绍一下作者李凡纳利的身份。他是个传奇性的人物,被土耳其人誉为“国民偶像”。除了外形帅气,思想犀利之外,李凡纳利是一个近乎“全才”式的艺术家,身兼音乐家、电影导演和作家于一身:他为土耳其电影《自由之路》配乐的曲子,曾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在土耳其几乎妇孺皆知。他执导的电影,如《铁地铜天》、《迷雾》、《Veda》等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屡屡获奖。他写的小说也畅销各国,这次在中国出版的《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曾让他2009年获得土耳其文学中有最高声誉的OrhanKemal文学奖。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获得有“土耳其奥斯卡”之称的安纳托利亚金橙电影节九项大奖,由李凡纳利担任电影的编剧和作曲。
李凡纳利的政治身份也值得一提,他参与过1968年欧洲左派学生运动,1971年的一场政变中,他被投进军事监狱,并流亡国外八年。曾担任土耳其国会议员。李凡纳利不喜欢别人提及他的政治身份,他否认自己是政治人物,因为“艺术家会把内心很深处的感觉拿出来给别人看;但是政治家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心里。”。在土耳其,他不断写文章,发表演讲,对社会问题发言。这使他的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关注诸多社会问题,“这(矛盾)就是土耳其的生活现实”,李凡纳利说,他只是在表现真实的土耳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