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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善交朋友，在他结交的朋友中，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有社会各界名流、专家学者和工商界重要人士，以及过去反对我们但是后来改变立场，愿意与我党合作，支持我党主张的人。
就在当天，杜致礼给台湾的母亲曹秀清写信说：“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曹秀清对“老朋友”这个词自然心领神会。她借着奉蒋介石之命动员杨振宁回台北的机会，只身前往美国普林斯敦。
周恩来闻讯，知道时机成熟，立即派人前去联系杨振宁。周恩来派去的特使，就是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时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1957年，杨振宁博士出席诺贝尔奖授奖仪式，张文裕前往授奖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
张文裕启程之前，来到北京战犯管理处与杜聿明会晤，希望杜聿明以岳父的身份，给杨振宁去函，由他面交。
杜聿明此时才知道，自己的女婿是杨振宁，心里自然是快慰。他经过人民政府8年的思想教育，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已与过去大不相同，所以欣然提笔，写了一封虽短犹长的信：“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这是民族的，希望你注意政治。”
杜聿明很快收到杨振宁的回信。杨振宁向杜聿明表示感谢，并说岳父的关怀尤使自己感动。此后，杜聿明不断地给杨振宁夫妇和曹秀清写信，满怀热忱地把新中国的成就告诉太平洋彼岸的亲人。
曹秀清过去对共产党有疑虑，但随着1959年12月杜聿明被首批获赦，疑虑消除了。1963年6月，她毅然从美国回大陆，与杜聿明团聚。
1971年，杨振宁作为美籍华裔学者，第一个回到大陆，而没有出现在台北。
团结刘文辉起义反蒋
刘文辉是四川大邑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历任国民党师长、军长和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康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在争夺西南的统治权时，他与国民党中央和四川地方军阀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了争取他参加抗日斗争，周恩来从1938年开始与他交往。1942年，周恩来约刘文辉在重庆就“万一蒋管区出现投降局面，西南五省如何继续坚持抗战救亡”问题进行了会谈。周恩来详细阐明了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的重要意义，并针对刘文辉的顾虑，表示不在他的部队(即二十四军)中发展中共党的组织，这使刘文辉大为放心。
经过双方同意，1942年6月，周恩来派王少春去雅安设立了秘密电台，建立了中共中央与刘文辉的直接联系。
尔后，周恩来又先后派王若飞、张友渔等到成都，与刘文辉研究如何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和保卫大西南的问题。1946年春，蒋介石在重庆找刘文辉谈话。周恩来知道后，当晚就把刘文辉找来，告诉他做事要讲民主，有人民支持方站得住脚。他希望刘文辉把西康搞得比蒋管区好，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1946年11月，刘文辉到南京开会时，周恩来又一次会见刘文辉，对他说明：在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只能一营一团地消灭敌人，现在我们已经能整师整军地吃掉敌人。他告诉刘文辉：“现在是民主时代，你回西康好好搞，将来是有光明前途的。”这次谈话，使刘文辉坚定了走和平起义道路的决心。
1949年12月，刘文辉联合当时四川的实力人物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彭县宣布和平起义，为解放西南、实现祖国统一立下功劳。
解放后，周恩来与刘文辉仍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75年，刘文辉患了癌症，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医院尽一切办法全力治疗，并嘱咐医院随时将病情向他报告。
谁知，周恩来却先他而去。噩耗传来，刘文辉悲痛万分，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告，叫人用小车推着，冒着严寒来到周恩来的遗体前，深深地三鞠躬，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就在当天，杜致礼给台湾的母亲曹秀清写信说：“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曹秀清对“老朋友”这个词自然心领神会。她借着奉蒋介石之命动员杨振宁回台北的机会，只身前往美国普林斯敦。
周恩来闻讯，知道时机成熟，立即派人前去联系杨振宁。周恩来派去的特使，就是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时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1957年，杨振宁博士出席诺贝尔奖授奖仪式，张文裕前往授奖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
张文裕启程之前，来到北京战犯管理处与杜聿明会晤，希望杜聿明以岳父的身份，给杨振宁去函，由他面交。
杜聿明此时才知道，自己的女婿是杨振宁，心里自然是快慰。他经过人民政府8年的思想教育，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已与过去大不相同，所以欣然提笔，写了一封虽短犹长的信：“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这是民族的，希望你注意政治。”
杜聿明很快收到杨振宁的回信。杨振宁向杜聿明表示感谢，并说岳父的关怀尤使自己感动。此后，杜聿明不断地给杨振宁夫妇和曹秀清写信，满怀热忱地把新中国的成就告诉太平洋彼岸的亲人。
曹秀清过去对共产党有疑虑，但随着1959年12月杜聿明被首批获赦，疑虑消除了。1963年6月，她毅然从美国回大陆，与杜聿明团聚。
1971年，杨振宁作为美籍华裔学者，第一个回到大陆，而没有出现在台北。
团结刘文辉起义反蒋
刘文辉是四川大邑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历任国民党师长、军长和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康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在争夺西南的统治权时，他与国民党中央和四川地方军阀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了争取他参加抗日斗争，周恩来从1938年开始与他交往。1942年，周恩来约刘文辉在重庆就“万一蒋管区出现投降局面，西南五省如何继续坚持抗战救亡”问题进行了会谈。周恩来详细阐明了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的重要意义，并针对刘文辉的顾虑，表示不在他的部队(即二十四军)中发展中共党的组织，这使刘文辉大为放心。
经过双方同意，1942年6月，周恩来派王少春去雅安设立了秘密电台，建立了中共中央与刘文辉的直接联系。
尔后，周恩来又先后派王若飞、张友渔等到成都，与刘文辉研究如何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和保卫大西南的问题。1946年春，蒋介石在重庆找刘文辉谈话。周恩来知道后，当晚就把刘文辉找来，告诉他做事要讲民主，有人民支持方站得住脚。他希望刘文辉把西康搞得比蒋管区好，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1946年11月，刘文辉到南京开会时，周恩来又一次会见刘文辉，对他说明：在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只能一营一团地消灭敌人，现在我们已经能整师整军地吃掉敌人。他告诉刘文辉：“现在是民主时代，你回西康好好搞，将来是有光明前途的。”这次谈话，使刘文辉坚定了走和平起义道路的决心。
1949年12月，刘文辉联合当时四川的实力人物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彭县宣布和平起义，为解放西南、实现祖国统一立下功劳。
解放后，周恩来与刘文辉仍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75年，刘文辉患了癌症，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医院尽一切办法全力治疗，并嘱咐医院随时将病情向他报告。
谁知，周恩来却先他而去。噩耗传来，刘文辉悲痛万分，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告，叫人用小车推着，冒着严寒来到周恩来的遗体前，深深地三鞠躬，向他作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