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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曾获全国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出版有长篇小说《细民盛宴》、中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学术随笔集《情关西游》等10余部作品，2020年8月新出版了写作专著《散文课》。
由于疫情，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场所，张怡微主动邀请我们去她的新家采访。虽然搬家工作还未完成，但书房两侧的书架上，大部分格子已经满满当当，就连窗台下，也有书的一席之地。
张怡微的名字、外表，甚至她的笔触，都给人一种恬静的气质，而面对面聊天时，她自然释放的饱满有趣的表达力，让整个采访充满了欢乐。
采访中，许多内容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成长中的跌宕，造就了张怡微如今的通透。这份通透，或许能让正在迷茫中的你，更踏实地拥抱自己的青春。
记=本刊记者 朱诗琪 许淑瑶
张=张怡微
对才华的认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记：作为一名文学青年，您中学时有参加过学校的文学社吗？
张：有。我高中时的文学社叫“新太阳文学社”，我是社长，还编过几期杂志，叫《采桑子》。跟《中学生天地》一样，是小小的开本，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印得那么漂亮，是用激光打印机彩打的Word文档，打印时有啪啪啪的针刺声。记得我当时领导的只有三个人，所以每个人要负责做很多事情，比如写评奖材料、组稿。我会让学校里的同学写感兴趣的文章，但大家好像没那么喜欢文学，我就在别人屁股后面追着跑，说：“给篇稿子吧。”
我比较喜欢那些写流行音乐，比如写周杰伦歌词的文章。我们之前知道的歌词都来自类似邓丽君等歌手的歌，里面是很大、很抽象的词，比如用大海、海鸥表达思念。新出现的周杰伦、陶喆的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汉语词汇。歌词更接近一种现代诗的变体，它的节奏、意境当然不如好的现代诗，但是歌词有韵律，有重新组织语言的节奏感，对于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来讲是很时髦的，所以他们也会将这些东西加入写作当中。大家不会写那种反抗性、批判性很强的文章，写的都是一些自己的事情;是散文，但更像博客之类的个人生活絮语。
记：这段组稿、编杂志的文学社经历给您的人生造成了哪些影响或改变吗？
张：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我发现我从高中到现在，做的一直是同一件事——写文章，编杂志，组稿。不过我想对中学生朋友说：不是每个人将来都需要做文学工作的，你们的天赋可能在别的地方。即使你有别的天赋，通过喜爱文学有一定的文学生活和文学审美，也不是件坏事。不要把文学想象成建功立业的事，而要让它无心插柳般地发生。
记：您第一篇见刊的文章是发表在这本《采桑子》杂志上吗？
张：我第一篇见刊的文章是初中的时候发在《新民晚报》上的，是一篇乐评，写一个我妈很喜欢的歌手。我是直接把手写的稿子寄给报社，是碰运气地投稿。投稿会带来很多惊喜，而且乐趣还是在写作之外的。比如，你会发现自己的文章有人看，有人回复你，甚至有人觉得你写得很棒，还会给你很多建议。
我记得当时还曾把一篇现在看来写得超烂的文章寄给武汉的《芳草》杂志，有个编辑看了之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她觉得我很年轻，又很努力地想要写一些成年人的题材，加上我也观察了一些事情，这些都是很棒的。当然，她也告诉我有一些不足之处要注意。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值得开心的，因为以前没有网络，这样的直接反馈是很少的。
人的信心的建立，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肯定是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你一定是发表了一篇，又发表了一篇，然后慢慢发现写文章、发表文章这件事情是可以成功的，而我不害怕做这件事，这样就会一直去做，以至于成为一种常态。每个人对自己才华的认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绝对不可能是一天就完成的。
记：2004年，您在17岁时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整个参赛过程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张：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后的四年，我文章发表得一直不顺利，直到高二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拿了一等奖。虽然当时“新概念”已经没有那么火了，但对我个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第一次拿奖之后，我内心是抱有期待的，希望第二年也能拿一等奖，因为这样就可以和高校中文系的老师见面。结果高三时，我拿了二等奖。现在看起来这没什么，但在当时看来是跌宕的。这种起起伏伏的心理过程，很锻炼心理素质。参加一个公平的比赛，总会有一些戏剧化的场面，比如剛好差了一分，差了一票。这种事情经历一次可能永远也忘不了，但经历了十次，就根本想不起来具体的细节了。中学生的生活太单纯了，其实去找点这种类似的“刺激”蛮好的。
记：您第一次参赛的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呢，和现在的风格差别大吗？
张：是一篇童话。因为那时我觉得写作应该跟现实生活不一样，文学是高于生活的，后来我才让它降下来，跟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我写参加“新概念”回忆文章的时候也讲过，中学是对文学最崇敬的时期，我那时觉得文学是一个比我认识到的生活和世界更遥远、更高级、更纯粹的东西。
记：文章在不同的刊物发表后，除了收到编辑的回信，应该也会收到不少来自读者的反馈吧？
张：有。以前我们中学有一个收发室，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所有寄到学校的信，寄给我的信是最多的。不过信上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写信的同学对生活的抱怨和烦恼，跟我和我的作品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他们也不是给我写信，就是把我当成一个树洞，述说很多关于青春的苦恼。
记：您会回信吗？
张：我回过一两封，再后来就不回了。因为当时的我也有很多苦恼，我还不知道给谁写信呢。
记：您的许多作品聚焦家庭，描写过不同的家庭形式，比如单亲家庭、非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作品中关于各种“家”的描写是否有您自身家庭或童年生活的影子呢？
张：我生活的家庭不是稳固的，这对小孩子来讲是个很糟糕的事情。我会有不安全感。但长大后，我发现分离才是常态，分分合合很正常，过早地接触了这些，后面反而轻松了。我经常在上课时讲托宾的小说《长冬》， 里面有一个失去母亲的男主人公。他母亲在大雪天离家出走了，主人公感觉不妙，觉得母亲一定会冻死在雪地里。可是要想找到母亲的尸体，就要等到第二年春天雪化了才行。他心情非常差，直到他遇到一个孤儿，这个孤儿跟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好在这样的事情你只会经历一次。”这是一句经历过的人才会讲出来的话。你早晚会经历分离、分别，家庭的不稳固及其带来的不安全感，反而让你变得很耐受。 记：“原生家庭”这个词被提及的频率很高，包括您的小说也常涉及这一话题。您如何看待“原生家庭”这个话题？
张：不要太强调它。因为强调它其实是种推卸责任的方式。重要的还是你是个怎样的人。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童年形塑了你很多的东西，但这一定不是影响你的所有因素。其实你和父母是相互作用的，这在写小说时经常会涉及，爸妈影响你，你也在影响爸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复杂、微妙的。
有很多关于自身的恶，其实是来自纵容，不仅是父母纵容孩子，孩子也会纵容父母。有的时候你非常强硬地表达了你的需求，他们反而是能听懂的。你一直不讲，一直压抑，这其实是种很不良的关系。父母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们确实不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这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这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问题。
家庭是一个小型的冲突环境，你是在跟父母的慢慢磨合中渐渐地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认识自己的过程是很难、很慢的，家庭是一环，但它不是唯一的一环。你早晚还会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复杂的问题。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在原生家庭的这个框里，很多不是心灵感受上的问题，也会有法律问题，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我们讨论的大致上是相对比较和谐的家庭内部关系的调试。
记：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后天改变或消除吗，比如原生家庭带来的不安全感？
张：它是很难消除的，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面对。你不能改变父母，把他们变成你心中理想的父母，但你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界限。悲伤有时候是有净化能力的，感受得不到一个人的关注和爱的痛苦后，你会慢慢学着调试。所以，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不是消除就能解决的。我在小的时候也觉得很多问题应该被解决掉，但现在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就是没法解决的，你只能带着症状生活，与它共处。
记：“家”的意义是什么？
张：家要建设，要运营，是一个经过建设与运营后形成的小型社会组织形式。它以血缘为支撑，当然不是只能以血缘来支撑，我写了很多沒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形式。家不是一个上天送给你的礼物，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拥有家庭的人不容易，要付出很多来建设它。我是希望中学生经历了什么就写下来，你觉得你不舒服也写下来，这也是个很好的心理治疗的过程。
记：您的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市井生活的描写，其中许多人物超越您写作时的真实年龄，这些人物的心理感受和细节从何而来？
张：有自身的经历，也有观察，还有一些是推理。我不是每一个人物都写得很好，但是我一直在练。我会高度关注某一块内容，然后再去找一些资料，把它编成一个故事，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写作前，我可能会设置一个原型，但是在写的时候，会慢慢地不受原型的束缚。要不然的话会觉得被现实生活的结果、结局或者答案绊住了，没有想象的空间。
记：近几年，我们发现参加创作比赛的中学生作者变得特别不爱写身边的事，反而喜欢写穿越、玄幻、历史等题材，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中学生受到了太多网络文章的影响吗？
张：可能和身边经历的事情有关，但他们受互联网的影响确实比较大。他们会觉得自己平时看的那些作品才是文学，然后想去仿写。这还是跟文学的教育不充分有关，说明我们需要让他们接触真正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可能包括他们喜欢的那些作品，但是远远大于他们喜欢的东西。
记：都说中学生要想练习好写作，要从身边写起。但从身边寻找灵感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和我们的读者分享您的写作习惯吗？
张：写事情开始转变时的那个变化，比如搬家、转学、爸爸没有回来，不要写一个稳固的状态。另外，我的习惯是写作时多吃肉、巧克力，因为写作是一个消耗脑力、体力的工作。还可以多看长文章，看了之后写概要、总结，比如拿出一本书，你能立马知道它写了什么，它高光的地方在哪里。
（整理：方北辰、韩 政、杨 淼）
由于疫情，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场所，张怡微主动邀请我们去她的新家采访。虽然搬家工作还未完成，但书房两侧的书架上，大部分格子已经满满当当，就连窗台下，也有书的一席之地。
张怡微的名字、外表，甚至她的笔触，都给人一种恬静的气质，而面对面聊天时，她自然释放的饱满有趣的表达力，让整个采访充满了欢乐。
采访中，许多内容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成长中的跌宕，造就了张怡微如今的通透。这份通透，或许能让正在迷茫中的你，更踏实地拥抱自己的青春。
记=本刊记者 朱诗琪 许淑瑶
张=张怡微
对才华的认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记：作为一名文学青年，您中学时有参加过学校的文学社吗？
张：有。我高中时的文学社叫“新太阳文学社”，我是社长，还编过几期杂志，叫《采桑子》。跟《中学生天地》一样，是小小的开本，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印得那么漂亮，是用激光打印机彩打的Word文档，打印时有啪啪啪的针刺声。记得我当时领导的只有三个人，所以每个人要负责做很多事情，比如写评奖材料、组稿。我会让学校里的同学写感兴趣的文章，但大家好像没那么喜欢文学，我就在别人屁股后面追着跑，说：“给篇稿子吧。”
我比较喜欢那些写流行音乐，比如写周杰伦歌词的文章。我们之前知道的歌词都来自类似邓丽君等歌手的歌，里面是很大、很抽象的词，比如用大海、海鸥表达思念。新出现的周杰伦、陶喆的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汉语词汇。歌词更接近一种现代诗的变体，它的节奏、意境当然不如好的现代诗，但是歌词有韵律，有重新组织语言的节奏感，对于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来讲是很时髦的，所以他们也会将这些东西加入写作当中。大家不会写那种反抗性、批判性很强的文章，写的都是一些自己的事情;是散文，但更像博客之类的个人生活絮语。
记：这段组稿、编杂志的文学社经历给您的人生造成了哪些影响或改变吗？
张：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我发现我从高中到现在，做的一直是同一件事——写文章，编杂志，组稿。不过我想对中学生朋友说：不是每个人将来都需要做文学工作的，你们的天赋可能在别的地方。即使你有别的天赋，通过喜爱文学有一定的文学生活和文学审美，也不是件坏事。不要把文学想象成建功立业的事，而要让它无心插柳般地发生。
记：您第一篇见刊的文章是发表在这本《采桑子》杂志上吗？
张：我第一篇见刊的文章是初中的时候发在《新民晚报》上的，是一篇乐评，写一个我妈很喜欢的歌手。我是直接把手写的稿子寄给报社，是碰运气地投稿。投稿会带来很多惊喜，而且乐趣还是在写作之外的。比如，你会发现自己的文章有人看，有人回复你，甚至有人觉得你写得很棒，还会给你很多建议。
我记得当时还曾把一篇现在看来写得超烂的文章寄给武汉的《芳草》杂志，有个编辑看了之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她觉得我很年轻，又很努力地想要写一些成年人的题材，加上我也观察了一些事情，这些都是很棒的。当然，她也告诉我有一些不足之处要注意。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值得开心的，因为以前没有网络，这样的直接反馈是很少的。
人的信心的建立，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肯定是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你一定是发表了一篇，又发表了一篇，然后慢慢发现写文章、发表文章这件事情是可以成功的，而我不害怕做这件事，这样就会一直去做，以至于成为一种常态。每个人对自己才华的认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绝对不可能是一天就完成的。
记：2004年，您在17岁时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整个参赛过程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张：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后的四年，我文章发表得一直不顺利，直到高二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拿了一等奖。虽然当时“新概念”已经没有那么火了，但对我个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第一次拿奖之后，我内心是抱有期待的，希望第二年也能拿一等奖，因为这样就可以和高校中文系的老师见面。结果高三时，我拿了二等奖。现在看起来这没什么，但在当时看来是跌宕的。这种起起伏伏的心理过程，很锻炼心理素质。参加一个公平的比赛，总会有一些戏剧化的场面，比如剛好差了一分，差了一票。这种事情经历一次可能永远也忘不了，但经历了十次，就根本想不起来具体的细节了。中学生的生活太单纯了，其实去找点这种类似的“刺激”蛮好的。
记：您第一次参赛的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呢，和现在的风格差别大吗？
张：是一篇童话。因为那时我觉得写作应该跟现实生活不一样，文学是高于生活的，后来我才让它降下来，跟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我写参加“新概念”回忆文章的时候也讲过，中学是对文学最崇敬的时期，我那时觉得文学是一个比我认识到的生活和世界更遥远、更高级、更纯粹的东西。
记：文章在不同的刊物发表后，除了收到编辑的回信，应该也会收到不少来自读者的反馈吧？
张：有。以前我们中学有一个收发室，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所有寄到学校的信，寄给我的信是最多的。不过信上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写信的同学对生活的抱怨和烦恼，跟我和我的作品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他们也不是给我写信，就是把我当成一个树洞，述说很多关于青春的苦恼。
记：您会回信吗？
张：我回过一两封，再后来就不回了。因为当时的我也有很多苦恼，我还不知道给谁写信呢。
记：您的许多作品聚焦家庭，描写过不同的家庭形式，比如单亲家庭、非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作品中关于各种“家”的描写是否有您自身家庭或童年生活的影子呢？
张：我生活的家庭不是稳固的，这对小孩子来讲是个很糟糕的事情。我会有不安全感。但长大后，我发现分离才是常态，分分合合很正常，过早地接触了这些，后面反而轻松了。我经常在上课时讲托宾的小说《长冬》， 里面有一个失去母亲的男主人公。他母亲在大雪天离家出走了，主人公感觉不妙，觉得母亲一定会冻死在雪地里。可是要想找到母亲的尸体，就要等到第二年春天雪化了才行。他心情非常差，直到他遇到一个孤儿，这个孤儿跟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好在这样的事情你只会经历一次。”这是一句经历过的人才会讲出来的话。你早晚会经历分离、分别，家庭的不稳固及其带来的不安全感，反而让你变得很耐受。 记：“原生家庭”这个词被提及的频率很高，包括您的小说也常涉及这一话题。您如何看待“原生家庭”这个话题？
张：不要太强调它。因为强调它其实是种推卸责任的方式。重要的还是你是个怎样的人。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童年形塑了你很多的东西，但这一定不是影响你的所有因素。其实你和父母是相互作用的，这在写小说时经常会涉及，爸妈影响你，你也在影响爸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复杂、微妙的。
有很多关于自身的恶，其实是来自纵容，不仅是父母纵容孩子，孩子也会纵容父母。有的时候你非常强硬地表达了你的需求，他们反而是能听懂的。你一直不讲，一直压抑，这其实是种很不良的关系。父母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们确实不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这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这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问题。
家庭是一个小型的冲突环境，你是在跟父母的慢慢磨合中渐渐地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认识自己的过程是很难、很慢的，家庭是一环，但它不是唯一的一环。你早晚还会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复杂的问题。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在原生家庭的这个框里，很多不是心灵感受上的问题，也会有法律问题，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我们讨论的大致上是相对比较和谐的家庭内部关系的调试。
记：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后天改变或消除吗，比如原生家庭带来的不安全感？
张：它是很难消除的，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面对。你不能改变父母，把他们变成你心中理想的父母，但你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界限。悲伤有时候是有净化能力的，感受得不到一个人的关注和爱的痛苦后，你会慢慢学着调试。所以，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不是消除就能解决的。我在小的时候也觉得很多问题应该被解决掉，但现在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就是没法解决的，你只能带着症状生活，与它共处。
记：“家”的意义是什么？
张：家要建设，要运营，是一个经过建设与运营后形成的小型社会组织形式。它以血缘为支撑，当然不是只能以血缘来支撑，我写了很多沒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形式。家不是一个上天送给你的礼物，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拥有家庭的人不容易，要付出很多来建设它。我是希望中学生经历了什么就写下来，你觉得你不舒服也写下来，这也是个很好的心理治疗的过程。
记：您的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市井生活的描写，其中许多人物超越您写作时的真实年龄，这些人物的心理感受和细节从何而来？
张：有自身的经历，也有观察，还有一些是推理。我不是每一个人物都写得很好，但是我一直在练。我会高度关注某一块内容，然后再去找一些资料，把它编成一个故事，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写作前，我可能会设置一个原型，但是在写的时候，会慢慢地不受原型的束缚。要不然的话会觉得被现实生活的结果、结局或者答案绊住了，没有想象的空间。
记：近几年，我们发现参加创作比赛的中学生作者变得特别不爱写身边的事，反而喜欢写穿越、玄幻、历史等题材，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中学生受到了太多网络文章的影响吗？
张：可能和身边经历的事情有关，但他们受互联网的影响确实比较大。他们会觉得自己平时看的那些作品才是文学，然后想去仿写。这还是跟文学的教育不充分有关，说明我们需要让他们接触真正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可能包括他们喜欢的那些作品，但是远远大于他们喜欢的东西。
记：都说中学生要想练习好写作，要从身边写起。但从身边寻找灵感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和我们的读者分享您的写作习惯吗？
张：写事情开始转变时的那个变化，比如搬家、转学、爸爸没有回来，不要写一个稳固的状态。另外，我的习惯是写作时多吃肉、巧克力，因为写作是一个消耗脑力、体力的工作。还可以多看长文章，看了之后写概要、总结，比如拿出一本书，你能立马知道它写了什么，它高光的地方在哪里。
（整理：方北辰、韩 政、杨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