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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6日是共和国元帅朱德逝世40周年纪念日。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仪陇一贫苦佃农家庭，1911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到德国留学，11月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回国，1927年8月1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朱德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到光辉胜利的全过程，1976年在北京逝世。毛泽东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把朱德的革命历史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被誉为“红军之父”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起义后，朱德任先遣司令率先遣队，比其他大部队早两天踏上南下的征途。8月30日会昌战役后，周恩来召集前委会议研究决定了著名的三河坝分兵，朱德率4000余人留守三河坝。面对敌众我寡的悬殊局面，朱德指挥起义军先后三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击，整整坚守了三天三夜，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的任务。
朱德率部南下途中，遇到一支从潮汕退下来的约200多人的部队，一问方知主力部队在潮汕已被打散，这个消息使许多人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关键时刻，朱德召开骨干会议，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的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铿锵有力的话语，给大家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经过热烈的讨论，朱德最后总结出“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保存好这支军队”等四条意见，为这支处于绝境而又陷入混乱的部队指明了方向和出路。
陈毅后来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革命的前途，增加了群众革命的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的。”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也一直被誉为“红军之父”。
朱毛红军没做“第二个石达开”
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这关键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铁索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深合民众愿望。这个主张，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成为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北上抗日的旗帜，促使红军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退却，变为向抗日前线的胜利进军。朱毛红军没做“第二个石达开”，主要是因为较之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具有七个优势：战略方针更符合民众愿望；战术指挥更灵活机动；统战工作真正做到了家；能用理想信念提升战斗力、凝聚力；能将旗帜上的口号真正兑现；内部更团结、巩固；民族政策更能化敌为友。
提议开垦南泥湾
1940年9月2日，朱德根据毛泽东提出“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精神，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到延安西川视察，随后特意前往南泥湾等地考察。朱德看到南泥湾这块地方可以实行军垦，于是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提议由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毛泽东采纳了朱德的意见。朱德对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说：“部队参加生产后，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军民关系，还可以使指战员得到锻炼。南泥湾开发起来困难比较大，希望你们好好搞，要充分地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用大家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业。”据统计， 1941年三五九旅共开荒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收获蔬菜82.4万公斤，打窑洞1000多孔，盖房子600余间。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服务行业也得到发展。
外国记者文章中的“老农民”
全面抗战爆发时，朱德已年过半百。但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到1940年5月回到延安期间，他一直战斗在抗日最前线，为国共合作抗日立下汗马功劳。他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后又配合忻口会战，指挥八路军各师实行战略展开，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他率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指挥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1940年7月，他还和彭德怀、左权共同指挥了“百团大战”。朱德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作用。他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的重要思想武器。肩负要职、功勋卓著的朱德却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始终以一名普通士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给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连一向挑剔的西方记者也由衷赞叹。当时访问过延安的记者根瑟·斯坦因写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士兵们敬爱那个六十岁的老农民，像父亲一样。”
向朱德的一生学习什么
首先要学他的好作风，不为名利所扰，善于克服各种诱惑，习惯在常规约束和监督下工作和生活，把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他从没拿过元帅军衔的较高工资，只拿行政级别工资。他平时节衣缩食，从工资中积攒了两万多元存款，去世前嘱咐亲属：作为党费交给组织。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收到了以“朱德同志”名义交来的20306.16元，成为朱德的最后一次党费。
还要学习他不尚空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的品质。朱德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张在经济建设中全党都要学会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行各业都要尊重客观规律。 早在1963年3月，朱德在听取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时就说过：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12月，他主持会议时讲：“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首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朱德实事求是精神的彰显，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可能完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但不可磨灭开国元勋深邃的战略视野。
被誉为“红军之父”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起义后，朱德任先遣司令率先遣队，比其他大部队早两天踏上南下的征途。8月30日会昌战役后，周恩来召集前委会议研究决定了著名的三河坝分兵，朱德率4000余人留守三河坝。面对敌众我寡的悬殊局面，朱德指挥起义军先后三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击，整整坚守了三天三夜，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的任务。
朱德率部南下途中，遇到一支从潮汕退下来的约200多人的部队，一问方知主力部队在潮汕已被打散，这个消息使许多人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关键时刻，朱德召开骨干会议，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的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铿锵有力的话语，给大家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经过热烈的讨论，朱德最后总结出“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保存好这支军队”等四条意见，为这支处于绝境而又陷入混乱的部队指明了方向和出路。
陈毅后来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革命的前途，增加了群众革命的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的。”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也一直被誉为“红军之父”。
朱毛红军没做“第二个石达开”
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这关键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铁索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深合民众愿望。这个主张，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成为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北上抗日的旗帜，促使红军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退却，变为向抗日前线的胜利进军。朱毛红军没做“第二个石达开”，主要是因为较之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具有七个优势：战略方针更符合民众愿望；战术指挥更灵活机动；统战工作真正做到了家；能用理想信念提升战斗力、凝聚力；能将旗帜上的口号真正兑现；内部更团结、巩固；民族政策更能化敌为友。
提议开垦南泥湾
1940年9月2日，朱德根据毛泽东提出“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精神，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到延安西川视察，随后特意前往南泥湾等地考察。朱德看到南泥湾这块地方可以实行军垦，于是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提议由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毛泽东采纳了朱德的意见。朱德对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说：“部队参加生产后，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军民关系，还可以使指战员得到锻炼。南泥湾开发起来困难比较大，希望你们好好搞，要充分地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用大家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业。”据统计， 1941年三五九旅共开荒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收获蔬菜82.4万公斤，打窑洞1000多孔，盖房子600余间。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服务行业也得到发展。
外国记者文章中的“老农民”
全面抗战爆发时，朱德已年过半百。但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到1940年5月回到延安期间，他一直战斗在抗日最前线，为国共合作抗日立下汗马功劳。他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后又配合忻口会战，指挥八路军各师实行战略展开，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他率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指挥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1940年7月，他还和彭德怀、左权共同指挥了“百团大战”。朱德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作用。他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的重要思想武器。肩负要职、功勋卓著的朱德却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始终以一名普通士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给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连一向挑剔的西方记者也由衷赞叹。当时访问过延安的记者根瑟·斯坦因写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士兵们敬爱那个六十岁的老农民，像父亲一样。”
向朱德的一生学习什么
首先要学他的好作风，不为名利所扰，善于克服各种诱惑，习惯在常规约束和监督下工作和生活，把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他从没拿过元帅军衔的较高工资，只拿行政级别工资。他平时节衣缩食，从工资中积攒了两万多元存款，去世前嘱咐亲属：作为党费交给组织。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收到了以“朱德同志”名义交来的20306.16元，成为朱德的最后一次党费。
还要学习他不尚空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的品质。朱德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张在经济建设中全党都要学会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行各业都要尊重客观规律。 早在1963年3月，朱德在听取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时就说过：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12月，他主持会议时讲：“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首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朱德实事求是精神的彰显，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可能完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但不可磨灭开国元勋深邃的战略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