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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业面孔？就在我们共同存在的这个时空里，从20多岁到六七十岁的年龄跨度，不同人的不同经历，是改革开放40年变迁的缩影。在这个舞台上，一拨年轻人正在弄潮，而当年的年轻人正在他们建立的“帝国”里回忆过去的辉煌。不同时代的年轻人，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国家、一个省的商业版图。
走在时代前沿的互联网年轻人
2015年山东富豪榜中，青岛恒顺众昇公司的戴一鸣成为最年轻富豪，财富数值近23亿元。戴一鸣出生于1990年，已享受新西兰永久居留权。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贾全臣，其家族去年财富数额为56.72亿元。贾全臣与戴一鸣为舅甥关系。
和戴一鸣所在的家族企业不同，蔓延在山东大地上的诸多80后、90后，在青年创业大军中不断崛起，并产生了诸多富豪。其中，两个费县80后年轻人，成为新时代创业的典型代表。
徐瑞明——16岁当上CEO，大学辍学创业，19岁公司上市，24岁身家5.1亿元……这是一份堪称天才式的少年成长履历，IT界内人士毫不吝惜地称他“网络小巨人”“IT新贵”，他还被誉为中国“小盖茨”。
1988年出生的徐瑞明，11岁接触网络，很快熟练掌握了三种编程语言，对于做Flash动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15岁获得中国金闪客奖，成为当时业内知名的6大“闪客”之一，搭建了网络工作平台，名曰“仙之族”。
徐瑞明16岁考入了一家省级艺术院校，紧接着放弃学业，开始创业。到了2012年，徐瑞明以5.1亿元资产市值，列入福布斯全球30岁以内的30名创业企业家榜单。为了给有志青年提供创业平台，他在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立了3万余平方的青年创业园区，鼓励年轻人加入平台开展创业事业。
这个县的另一位85后吴召国，比徐瑞明的条件更差。2003年高考落榜后，他曾一度在街上发过传单，卖过油漆。2005年，吴召国挨家挨户到美容院推销化妆品。2013年，吴召国的公司南下迁往广州，第二年创立了广州思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1月6日，思埠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收购新三板挂牌企业幸美股份，思埠集团斥资7782万元，持有幸美股份49%股份，成为了幸美股份最大的股东。2013年4月，吴召国给自己定下目标：3年内培养20个百万富翁。如今，这个目标已经超额完成，在过去的2年，吴召国至少培养了1000个百万富翁。2016年，他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培养1个亿万富翁，1000个百万富翁。
如今，吴召国被誉为中国微商第一人，身家已过10亿元，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思埠崛起——吴召国的微商时代》。
徐瑞明和吴召国有着诸多共性：老乡，紧跟互联网时代，专注于最前沿的商业动态。
92派：朱新礼们的命运转型
2015年，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辞职，加入企业家队伍。新一波官员辞职潮兴起，让人想起了许多年前的1992年。那一年，朱新礼辞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一职，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罐头厂，这是汇源的前身。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旧的一拨企业家已经略显疲态，新的机会需要一批更高学历，更有眼光的年轻人。邓小平南巡讲话提供的巨大时代机遇让他们赶上，新的年轻人脱离了公职，下海进入庞大的市场潮流。
“我当时接手的是一个负债千万元、停产多年、已经倒闭的县办水果罐头厂。工人吃饭的钱都没有，去银行贷款更是困难，因为人家看不起你，不信任你。我们就用补偿贸易的方法，买外国人的设备，加工产品卖给外国人，去挣外国人的钱。”朱新礼回忆说。
青岛金王集团总裁陈索斌，北京大学经济系学士、美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3年，31岁的陈索斌毅然扔掉了“金饭碗”，与4个朋友凑了2万元，回到青岛开始创业之路。
当时的金王只是一个作坊，主要生产工艺玻璃制品。陈索斌发现，许多客户买了他的玻璃制品后，又从别的商家购买蜡烛等进行配套销售。这大大激发了他开发新产品的热情，于是，他继而开拓蜡烛市场。经过几年摸索，陈索斌带领科研人员研制出与传统蜡烛截然不同的新产品———果冻蜡。
到2003年，金王已经发展成一个年销售额10亿元，出口创汇8200万美元，利税1.5亿元，员工3000多人的国内蜡烛、玻璃制品同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
同样是在90年代初，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的明金星也决定下海。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医科大学，他创业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当了12年医生。1993年，他成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从欧洲进口二手医疗器械倒卖给国内医院。1994年，这位放下手术刀的医生拿起了“屠宰刀”，和周连奎创建了一家生猪屠宰厂。
最初的拓荒者：从泥土中挖掘潜能
改革开放之初，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
最早一批创业者，值得时代称颂。他们至今已年过六旬，初创期要回溯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他们的创业史贯穿中国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1978年以前，聊城的乡镇民营经济基本以“五匠四坊”为主体，其中四坊是指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1971年，1951年出生的刘学景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任生产队长，后在村里办起了一个豆腐坊，这成为他创业的第一次尝试。
1978年，随着豆腐坊生意的成熟，刘学景在此基础上创建阳谷县植物油厂，担任厂长。随后搬进县城，成立了谷山贸易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掘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20世纪90年代，刘学景已过而立之年，他回到家乡，从银行贷款200万元，再加上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村子的荒地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种鸡场，后来又扩建了饲料厂、商品鸡场和宰杀冷藏厂。
同样是上世纪70年代末，烟台莱州的李登海带技术团队在海南进行玉米的加代育种。他比刘学景大两岁，是一名农民发明家，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齐名。上世纪80年代，李登海创办了莱州市玉米研究所。那个年代，中国种子行业还没有“个体户”，要注册登记“科技个体户”这样的单位，工商管理部门无章可循，只有戴上一顶“红帽子”。
走在时代前沿的互联网年轻人
2015年山东富豪榜中，青岛恒顺众昇公司的戴一鸣成为最年轻富豪，财富数值近23亿元。戴一鸣出生于1990年，已享受新西兰永久居留权。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贾全臣，其家族去年财富数额为56.72亿元。贾全臣与戴一鸣为舅甥关系。
和戴一鸣所在的家族企业不同，蔓延在山东大地上的诸多80后、90后，在青年创业大军中不断崛起，并产生了诸多富豪。其中，两个费县80后年轻人，成为新时代创业的典型代表。
徐瑞明——16岁当上CEO，大学辍学创业，19岁公司上市，24岁身家5.1亿元……这是一份堪称天才式的少年成长履历，IT界内人士毫不吝惜地称他“网络小巨人”“IT新贵”，他还被誉为中国“小盖茨”。
1988年出生的徐瑞明，11岁接触网络，很快熟练掌握了三种编程语言，对于做Flash动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15岁获得中国金闪客奖，成为当时业内知名的6大“闪客”之一，搭建了网络工作平台，名曰“仙之族”。
徐瑞明16岁考入了一家省级艺术院校，紧接着放弃学业，开始创业。到了2012年，徐瑞明以5.1亿元资产市值，列入福布斯全球30岁以内的30名创业企业家榜单。为了给有志青年提供创业平台，他在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立了3万余平方的青年创业园区，鼓励年轻人加入平台开展创业事业。
这个县的另一位85后吴召国，比徐瑞明的条件更差。2003年高考落榜后，他曾一度在街上发过传单，卖过油漆。2005年，吴召国挨家挨户到美容院推销化妆品。2013年，吴召国的公司南下迁往广州，第二年创立了广州思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1月6日，思埠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收购新三板挂牌企业幸美股份，思埠集团斥资7782万元，持有幸美股份49%股份，成为了幸美股份最大的股东。2013年4月，吴召国给自己定下目标：3年内培养20个百万富翁。如今，这个目标已经超额完成，在过去的2年，吴召国至少培养了1000个百万富翁。2016年，他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培养1个亿万富翁，1000个百万富翁。
如今，吴召国被誉为中国微商第一人，身家已过10亿元，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思埠崛起——吴召国的微商时代》。
徐瑞明和吴召国有着诸多共性：老乡，紧跟互联网时代，专注于最前沿的商业动态。
92派：朱新礼们的命运转型
2015年，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辞职，加入企业家队伍。新一波官员辞职潮兴起，让人想起了许多年前的1992年。那一年，朱新礼辞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一职，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罐头厂，这是汇源的前身。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旧的一拨企业家已经略显疲态，新的机会需要一批更高学历，更有眼光的年轻人。邓小平南巡讲话提供的巨大时代机遇让他们赶上，新的年轻人脱离了公职，下海进入庞大的市场潮流。
“我当时接手的是一个负债千万元、停产多年、已经倒闭的县办水果罐头厂。工人吃饭的钱都没有，去银行贷款更是困难，因为人家看不起你，不信任你。我们就用补偿贸易的方法，买外国人的设备，加工产品卖给外国人，去挣外国人的钱。”朱新礼回忆说。
青岛金王集团总裁陈索斌，北京大学经济系学士、美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3年，31岁的陈索斌毅然扔掉了“金饭碗”，与4个朋友凑了2万元，回到青岛开始创业之路。
当时的金王只是一个作坊，主要生产工艺玻璃制品。陈索斌发现，许多客户买了他的玻璃制品后，又从别的商家购买蜡烛等进行配套销售。这大大激发了他开发新产品的热情，于是，他继而开拓蜡烛市场。经过几年摸索，陈索斌带领科研人员研制出与传统蜡烛截然不同的新产品———果冻蜡。
到2003年，金王已经发展成一个年销售额10亿元，出口创汇8200万美元，利税1.5亿元，员工3000多人的国内蜡烛、玻璃制品同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
同样是在90年代初，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的明金星也决定下海。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医科大学，他创业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当了12年医生。1993年，他成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从欧洲进口二手医疗器械倒卖给国内医院。1994年，这位放下手术刀的医生拿起了“屠宰刀”，和周连奎创建了一家生猪屠宰厂。
最初的拓荒者：从泥土中挖掘潜能
改革开放之初，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
最早一批创业者，值得时代称颂。他们至今已年过六旬，初创期要回溯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他们的创业史贯穿中国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1978年以前，聊城的乡镇民营经济基本以“五匠四坊”为主体，其中四坊是指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1971年，1951年出生的刘学景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任生产队长，后在村里办起了一个豆腐坊，这成为他创业的第一次尝试。
1978年，随着豆腐坊生意的成熟，刘学景在此基础上创建阳谷县植物油厂，担任厂长。随后搬进县城，成立了谷山贸易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掘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20世纪90年代，刘学景已过而立之年，他回到家乡，从银行贷款200万元，再加上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村子的荒地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种鸡场，后来又扩建了饲料厂、商品鸡场和宰杀冷藏厂。
同样是上世纪70年代末，烟台莱州的李登海带技术团队在海南进行玉米的加代育种。他比刘学景大两岁，是一名农民发明家，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齐名。上世纪80年代，李登海创办了莱州市玉米研究所。那个年代，中国种子行业还没有“个体户”，要注册登记“科技个体户”这样的单位，工商管理部门无章可循，只有戴上一顶“红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