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J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为两件事发愁，一件是在冥思苦想一个办法，能够在不挂蚊帐的情况下防止被蚊子袭击，另一件就是为本期专栏的题材发愁。
J看我一脸苦瓜相的表情，以及脸上触目惊心地被蚊子肆虐过的痕迹，顿时充满着阶级兄弟般的同情心，他说要告诉我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他意外赚了点小钱，今晚要请吃饭，另外一个是我苦觅不得的一本书，他昨天在旧书摊闲逛时候恰好看到，给我捎来了，“这回高兴了吧！”他眼巴巴的希望着这意外的惊喜能有“破涕为笑”的效果。
我斜着眼睛看了下他，然后跟他说：“其实，你本来还可以使我更快乐一点的。你应该首先跟我说请我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才把那本书给我。”
J不明白，把两个好消息一起或分开两次告诉我，有何区别。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的胡说八道，这和“心理账户”有关。心理账户是由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萨勒（Richard Thaler）首次提出的，Kahneman和Tversky做了进一步的拓展，而普林斯顿大学kahnaman教授正是因此成了2002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之一。
“心理账户理论”认为，决策的主体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公司，都存在着一个或多个明确或者潜在的账户体系，这些账户体系往往会遵循一些有悖于经济学运算规律的潜在心理运算规则，个体常常受到心理暗示影响，作出一些违背基本经济法则的选择或者决策。
比如，面对同样的一笔收入，本来其价值是一样的，但是，人们对它的态度却会视其来源而定的。如果是辛辛苦苦的工资所得，他会作为收入一部分，小心翼翼地存起来。但如果是飞来横财，他会更大方地使用这笔钱，用来购买奢侈品，平添了许多“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
另外，相关理论还认为，获得同样一笔数量的收入，一次性获得以及分多次获得在价值函数上是不一样的，后者的心理满足要大于前者。但如果不是收入，而是损失，一次性和分开几次得知，人们会认为后者处境更为悲惨一点。也正因此，有“好消息应该分多次告知，坏消息要一次性告知”之说。
心理账户的存在，显示更多的是所谓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 当然，亦有经济学家批评，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基于效用理论的。而效用是主观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是很难对之进行标准化测度的。张五常教授就曾说过：“经济学中家喻户晓的功用（或效用）是抽象之物，在真实世界不存在，原则上无从观察。我认为可以不用，所以从来不用。”
事实上，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也一直存在相关争议。“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是理性人假设，但是效用是否可以测量以及如何测度却一直存在不少争议。最初，经济学家认为效用可以比较，可以加总，是基数效用。而后来有人对效用是否可以直接计量产生了怀疑，又有序数效用之说。序数效用的困难，是既然无法计量，如何证明最大化的假设？针对这点，萨缪尔森教授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理论，认为可以通过观察消费者的选择来显示他们的偏好。
其实，对于如今的我来说，即便J先请我吃饭、然后再跟我说给我找到了一本好书，这样分两次把好消息告诉我，我实在难以比较得出，这样是否比一次性告诉我两件消息更为快乐一点。更何况，如果某人对我说，我要给你一百万元，你希望是一次性给你，还是分100次呢？我想傻子才会分100次要。
但是，既然经济学家如是说，我当然也如是告诉了J。
我的卑鄙阴谋在于让J认为，他存在使得我更为快乐的机会，而没有做到。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损失。因此，他油然而生的愧疚之心，会让他某个时候，继续请我吃饭，或者再不经意地帮我找到一本好书。
这算不算是利用了我的经济学知识？
J看我一脸苦瓜相的表情，以及脸上触目惊心地被蚊子肆虐过的痕迹，顿时充满着阶级兄弟般的同情心，他说要告诉我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他意外赚了点小钱，今晚要请吃饭，另外一个是我苦觅不得的一本书，他昨天在旧书摊闲逛时候恰好看到，给我捎来了，“这回高兴了吧！”他眼巴巴的希望着这意外的惊喜能有“破涕为笑”的效果。
我斜着眼睛看了下他，然后跟他说：“其实，你本来还可以使我更快乐一点的。你应该首先跟我说请我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才把那本书给我。”
J不明白，把两个好消息一起或分开两次告诉我，有何区别。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的胡说八道，这和“心理账户”有关。心理账户是由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萨勒（Richard Thaler）首次提出的，Kahneman和Tversky做了进一步的拓展，而普林斯顿大学kahnaman教授正是因此成了2002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之一。
“心理账户理论”认为，决策的主体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公司，都存在着一个或多个明确或者潜在的账户体系，这些账户体系往往会遵循一些有悖于经济学运算规律的潜在心理运算规则，个体常常受到心理暗示影响，作出一些违背基本经济法则的选择或者决策。
比如，面对同样的一笔收入，本来其价值是一样的，但是，人们对它的态度却会视其来源而定的。如果是辛辛苦苦的工资所得，他会作为收入一部分，小心翼翼地存起来。但如果是飞来横财，他会更大方地使用这笔钱，用来购买奢侈品，平添了许多“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
另外，相关理论还认为，获得同样一笔数量的收入，一次性获得以及分多次获得在价值函数上是不一样的，后者的心理满足要大于前者。但如果不是收入，而是损失，一次性和分开几次得知，人们会认为后者处境更为悲惨一点。也正因此，有“好消息应该分多次告知，坏消息要一次性告知”之说。
心理账户的存在，显示更多的是所谓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 当然，亦有经济学家批评，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基于效用理论的。而效用是主观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是很难对之进行标准化测度的。张五常教授就曾说过：“经济学中家喻户晓的功用（或效用）是抽象之物，在真实世界不存在，原则上无从观察。我认为可以不用，所以从来不用。”
事实上，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也一直存在相关争议。“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是理性人假设，但是效用是否可以测量以及如何测度却一直存在不少争议。最初，经济学家认为效用可以比较，可以加总，是基数效用。而后来有人对效用是否可以直接计量产生了怀疑，又有序数效用之说。序数效用的困难，是既然无法计量，如何证明最大化的假设？针对这点，萨缪尔森教授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理论，认为可以通过观察消费者的选择来显示他们的偏好。
其实，对于如今的我来说，即便J先请我吃饭、然后再跟我说给我找到了一本好书，这样分两次把好消息告诉我，我实在难以比较得出，这样是否比一次性告诉我两件消息更为快乐一点。更何况，如果某人对我说，我要给你一百万元，你希望是一次性给你，还是分100次呢？我想傻子才会分100次要。
但是，既然经济学家如是说，我当然也如是告诉了J。
我的卑鄙阴谋在于让J认为，他存在使得我更为快乐的机会，而没有做到。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损失。因此，他油然而生的愧疚之心，会让他某个时候，继续请我吃饭，或者再不经意地帮我找到一本好书。
这算不算是利用了我的经济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