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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诺贝尔和平奖因其内蕴的社会价值取向而比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奖项更惹争议。
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创办仁爱传教修女会的德兰修女，据说她被誉为继1952年史怀泽博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最没有争议的一位得奖者。其实也不是没有非议，也有人说她并不是真的关心“垂死者”，而是意在传教。有报道说，在198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您是否在教导穷人应该忍受苦难?”德兰修女回答道：“我认为，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受难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认为，穷人受苦会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如果她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无法认同这种“苦修”观。我想大多数人，不论他是否信教、信什么教，都会认同穷人应该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摆脱贫困无助的困境。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颁给了这样一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国“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诺斯及其创办的格莱明乡村银行。颁奖公告说明的授奖原因是：“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又说，“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后才会成为可能。”这种贫困观与和平观深获我心。
消除贫困当然不是赢得世界和平与安宁的充分条件。“基地”总头目本·拉丹并不是因为贫穷才铤而走险。另有一些人深溺于暴力文化传统动辄刀兵相见。但是，消除贫困绝对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
听说，有位北京的学者到中原某地搞新农村建设实验，村民们问她的搞法有什么经济前景时，她颇为不悦地回答：我视金钱如粪土!这种想法未免太“理想主义”了，且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要人们安贫乐道只追求精神快乐，除了某些宗教，恐怕要么是像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全面的福利保障而可言抵制物欲横流：要么是把云贵等地贫穷山寨人们的生活诗意化了。其实，在那样的地方，“旁快活”的人们也是渴望脱贫的，杨丽萍带出来的少数民族青年演员不愿再回山寨去就是例证。另外，不讲阶级斗争了是对的，但也不要美化山寨里土司时代农奴的旧日子……
我敬佩尤诺斯这样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他敢想敢干，做世人没做过的事，有消除贫困的宏愿，当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又是现实的。这现实表现在：一、承认世人合理的欲望，或者说脱贫致富欲望的合理性二、从帮助具体的个人开始，从提供一笔笔小额贷款做起，不尚空谈。
尤诺斯宅心仁厚，富于同情心，这是无疑的。倘若仅止于此，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施舍者或慈善家。他同时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独特的贡献在于他用他的经济学识和独特的发展眼光，帮助了“穷人中的穷人”一一妇女和乞丐来自立，不仅给了他们经济上的扶持，也“给”了他们尊严和自信。
首先，他相信他们与其他人一样讲信用，会归还贷款；其次，他们也有能力自立以还贷。关键是要有人肯给他们提供一小笔启动资金，以免为高利贷者白忙活；并且有适合他们的脱贫项目(比如，乡村乞丐是在沿门乞讨时推销糖果、小玩具等)。他贷款给家庭妇女，是以项目组为单位，却不是搞“连保”，而是让她们互相讨论决定该搞什么经营项目才对市场之路。这种管理理念是基于民主主义的观念，是对妇女的精神解放。颁奖公告说“小额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从社会的底层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民主和民权。”说到了根本。
消除贫困是果，帮助穷人获得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是因也是果。惟其如此，才有真正的世界和平与社会安定。
《南方周末》有篇对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的专访，题目是《不能因为风险而否定民间金融》。他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間借贷逐渐活跃，各种“合会”五花八门。它们当中能否出现“穷人的银行”?先得给它们合法的试验和发展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吧!
邱晓华案背后的几点思考
程桂香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说，有关部门在调查上海社保资金案中，发现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涉嫌严重违纪，中央纪委正在对其进行审查。
对一个省部级高官的违纪行为进行审查，体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本不值得惊奇。但在笔者看来，邱晓华一案却透出不同寻常的三重意味。
其一，充分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邱晓华被审查缘自上海市社保资金案的案发，而在此之前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字，也同样是由于这个案件被中央采取措施的。且不说在他们后面还有更多的官员被审查，就事论事，一个案件竟然将两个省部级正职高官进行处理，在此之前还不多见，这也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不管他官有多高，权有多重，只要违法乱纪，必定要受到处理。
其二，不要小瞧了“清水衙门”。很长时间以来，统计部门既不管钱，又不管物，是人们眼中的“清水衙门”。虽然说邱晓华究竟因何违纪尚未公布，但上海市社保资金案是起巨额经济大案，违纪必然牵扯经济利益。想当初，曾经“穷得叮当响”的安徽省林业厅原厅长、党组书记唐怀民因贪污腐败被判刑，湖南省政府两位“既无钱又不管物的”副秘书长相继中箭落马，“清水衙门”里的腐败现象引起世人关注。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世上原本没有绝对的腐败土壤，“清水衙门”里的官员未必就一定是清官。权力一旦失去相应的监督，“清水衙门”也会变成腐败高发区。
其三，官员用权亟待规范。应该说，国家统计局虽是中央机构，但与上海市的社保资金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八杆子打不着”，邱晓华为何能被牵扯其中，似乎令人费解。但当天中午央视《今日说法》节目中，重庆市工商学院后勤处长受贿一案，因为有关领导“打招呼”，让其帮助家具厂商在投标中中标，直接导致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似乎颇能说明问题你在权力范围内给我面子，我会在自己权力所及给你帮忙，权力与权力间的交易，与直接腐败相比更隐蔽，但其危害更大，也提醒我们亟需对权力的运用进行规范。
一起案件绊倒两个省部级高官值得警惕，但在反思邱晓华被审查的背后，那些隐形的危害则更值得人们的警惕。
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创办仁爱传教修女会的德兰修女，据说她被誉为继1952年史怀泽博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最没有争议的一位得奖者。其实也不是没有非议，也有人说她并不是真的关心“垂死者”，而是意在传教。有报道说，在198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您是否在教导穷人应该忍受苦难?”德兰修女回答道：“我认为，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受难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认为，穷人受苦会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如果她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无法认同这种“苦修”观。我想大多数人，不论他是否信教、信什么教，都会认同穷人应该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摆脱贫困无助的困境。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颁给了这样一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国“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诺斯及其创办的格莱明乡村银行。颁奖公告说明的授奖原因是：“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又说，“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后才会成为可能。”这种贫困观与和平观深获我心。
消除贫困当然不是赢得世界和平与安宁的充分条件。“基地”总头目本·拉丹并不是因为贫穷才铤而走险。另有一些人深溺于暴力文化传统动辄刀兵相见。但是，消除贫困绝对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
听说，有位北京的学者到中原某地搞新农村建设实验，村民们问她的搞法有什么经济前景时，她颇为不悦地回答：我视金钱如粪土!这种想法未免太“理想主义”了，且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要人们安贫乐道只追求精神快乐，除了某些宗教，恐怕要么是像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全面的福利保障而可言抵制物欲横流：要么是把云贵等地贫穷山寨人们的生活诗意化了。其实，在那样的地方，“旁快活”的人们也是渴望脱贫的，杨丽萍带出来的少数民族青年演员不愿再回山寨去就是例证。另外，不讲阶级斗争了是对的，但也不要美化山寨里土司时代农奴的旧日子……
我敬佩尤诺斯这样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他敢想敢干，做世人没做过的事，有消除贫困的宏愿，当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又是现实的。这现实表现在：一、承认世人合理的欲望，或者说脱贫致富欲望的合理性二、从帮助具体的个人开始，从提供一笔笔小额贷款做起，不尚空谈。
尤诺斯宅心仁厚，富于同情心，这是无疑的。倘若仅止于此，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施舍者或慈善家。他同时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独特的贡献在于他用他的经济学识和独特的发展眼光，帮助了“穷人中的穷人”一一妇女和乞丐来自立，不仅给了他们经济上的扶持，也“给”了他们尊严和自信。
首先，他相信他们与其他人一样讲信用，会归还贷款；其次，他们也有能力自立以还贷。关键是要有人肯给他们提供一小笔启动资金，以免为高利贷者白忙活；并且有适合他们的脱贫项目(比如，乡村乞丐是在沿门乞讨时推销糖果、小玩具等)。他贷款给家庭妇女，是以项目组为单位，却不是搞“连保”，而是让她们互相讨论决定该搞什么经营项目才对市场之路。这种管理理念是基于民主主义的观念，是对妇女的精神解放。颁奖公告说“小额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从社会的底层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民主和民权。”说到了根本。
消除贫困是果，帮助穷人获得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是因也是果。惟其如此，才有真正的世界和平与社会安定。
《南方周末》有篇对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的专访，题目是《不能因为风险而否定民间金融》。他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間借贷逐渐活跃，各种“合会”五花八门。它们当中能否出现“穷人的银行”?先得给它们合法的试验和发展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吧!
邱晓华案背后的几点思考
程桂香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说，有关部门在调查上海社保资金案中，发现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涉嫌严重违纪，中央纪委正在对其进行审查。
对一个省部级高官的违纪行为进行审查，体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本不值得惊奇。但在笔者看来，邱晓华一案却透出不同寻常的三重意味。
其一，充分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邱晓华被审查缘自上海市社保资金案的案发，而在此之前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字，也同样是由于这个案件被中央采取措施的。且不说在他们后面还有更多的官员被审查，就事论事，一个案件竟然将两个省部级正职高官进行处理，在此之前还不多见，这也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不管他官有多高，权有多重，只要违法乱纪，必定要受到处理。
其二，不要小瞧了“清水衙门”。很长时间以来，统计部门既不管钱，又不管物，是人们眼中的“清水衙门”。虽然说邱晓华究竟因何违纪尚未公布，但上海市社保资金案是起巨额经济大案，违纪必然牵扯经济利益。想当初，曾经“穷得叮当响”的安徽省林业厅原厅长、党组书记唐怀民因贪污腐败被判刑，湖南省政府两位“既无钱又不管物的”副秘书长相继中箭落马，“清水衙门”里的腐败现象引起世人关注。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世上原本没有绝对的腐败土壤，“清水衙门”里的官员未必就一定是清官。权力一旦失去相应的监督，“清水衙门”也会变成腐败高发区。
其三，官员用权亟待规范。应该说，国家统计局虽是中央机构，但与上海市的社保资金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八杆子打不着”，邱晓华为何能被牵扯其中，似乎令人费解。但当天中午央视《今日说法》节目中，重庆市工商学院后勤处长受贿一案，因为有关领导“打招呼”，让其帮助家具厂商在投标中中标，直接导致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似乎颇能说明问题你在权力范围内给我面子，我会在自己权力所及给你帮忙，权力与权力间的交易，与直接腐败相比更隐蔽，但其危害更大，也提醒我们亟需对权力的运用进行规范。
一起案件绊倒两个省部级高官值得警惕，但在反思邱晓华被审查的背后，那些隐形的危害则更值得人们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