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們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
——鲁迅《朝花夕拾》
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里回忆自己在私塾读书的日子，因为塾师严加禁止一切带图画的书，他的小同学只好偷偷翻开蒙学课本的第一页，看那题有“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日复一日，不厌其烦。中国历来相信文字的神圣，图画却等而下之（即使像中国画一样的纯粹艺术，也往往被视为文人的“闲暇之好”）。
中国本来有着“左图右史”的传统，南宋史学家郑樵曾说：“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 郑樵显然非常认同这种图文结合、形象感知和抽象思维结合的治学要道。其实溯源中国文化，相传龙马驮图出于黄河，神龟负书出于洛水，伏羲根据河图洛书，画成八卦。这个古老传说也反映了文化本原中图与书的不可分割，故称“图书” 。但到东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他们废弃图画，破坏了古代图书的完整性。郑樵叹惋：“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郑樵认为“世无图谱”是“歆向之罪”，“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作为一种结果，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对图画的偏见。如钱穆先生所言：“书里不兼图，恐怕是我们中国学问很大一个缺点。西方一路下来，图书都连在一块。中国人不知何时起偏轻了图，这实是一个大缺点。”
文化的必定是历史的。当我们将图像置于历史的视野加以审视，就会发现，西方向以图像作为史料。相应的在中国，图像作为重要的史料也成为一种趋势，而且，图像研究横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多个领域，展现出更丰富的价值和意义。梁启超就从史料角度提出“图影”也是一种重要史料。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从“以图证史”到“纳图为史”，这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向。
我们习惯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但历史同时是我们的生活本身。“生活世界”为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时候，历史的触角可以探测到个体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我们会从习以为常的琐事中发现历史。
我们提倡“总的历史”，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真正唯一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所以说，影响深远的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学”（histoiretotale），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它同时是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这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将“日常生活”纳入了研究视野。“生活史”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势。
图画的直观赋予客观历史以“感性”。它让历史可以被感知。这种感性有助于文化的生成和传播。在更深刻的心理层面，图画使人与世界更加亲近。鲁迅的小同学日复一日地盯着一张图画看，“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过得若干年，鲁迅先生回想起来，“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机器时代到来后，印刷术引发了鲁道夫·G·瓦格纳所说的“全球想象图景（global imaginaire）的滥觞” ，绘画、摄影术和印刷术的结盟，使得图像重新成为重要的媒介信息。正如瓦格纳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看到画报和石版画这两种印刷品在十九世纪繁荣起来，进入了以前与印刷品市场根本无缘的那些阶级的家庭。”今天的互联网传播则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图像时代，图像正试图取代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为我们建立一幅“世界全息图”。
私人生活史赋予日常生活以“理性”。所谓日常，就是重复而随时发生的，它构成了生活的主体，过程即意义。具象的生命和丰富的情感都被归约为一个诸如发展、繁荣这些抽象的概念。从这个角度看，私人生活在历史中的意义尽失。但没有无数个体的生命和庸常的日常，历史根本不会存在，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私人生活史赋予了日常生活的历史视角。当我们把日常生活放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轴上加以审视，生活就基于感知而获得了一种理性，让意义重现。
卞家华先生使用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来进行历史和生活的双重叙事。这是一种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语言——图画的语言。他用手中的笔来描绘他在这70年中所经历的世界和看到的中国。这种语言既是个性的，又出于共性。如前苏联教育家巴赫金（1981）所说：“一个人自己的话语是逐渐地慢慢地从其他人已经被认可和吸收的话语中得来的。二者之间的界限在一开始几乎是感觉不出来的。”卞家华描绘了一部当代中国的“私人生活史”，如果这种描绘进入史学家的视野，成为一门学问，那么，他就是在探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其相关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及文化习惯等的变化之学。通过这些图画，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演变，也会看到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
图绘私人生活史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奇妙的历史景观，它既是感性的、可以感知的历史，又是理性的、可以叙述的生活。“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因此，我们选择一部私人生活史来反映70年的中国大历史，“我们不是去发现历史的奥秘，而是去说明它。”（费尔南·布罗代尔言）。
历史具有叙述与解释双重特性。这种来自私人的微观的叙事，有助于历史的解释。个体成为历史的投射，历史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得以现身。
——鲁迅《朝花夕拾》
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里回忆自己在私塾读书的日子，因为塾师严加禁止一切带图画的书，他的小同学只好偷偷翻开蒙学课本的第一页，看那题有“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日复一日，不厌其烦。中国历来相信文字的神圣，图画却等而下之（即使像中国画一样的纯粹艺术，也往往被视为文人的“闲暇之好”）。
中国本来有着“左图右史”的传统，南宋史学家郑樵曾说：“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 郑樵显然非常认同这种图文结合、形象感知和抽象思维结合的治学要道。其实溯源中国文化，相传龙马驮图出于黄河，神龟负书出于洛水，伏羲根据河图洛书，画成八卦。这个古老传说也反映了文化本原中图与书的不可分割，故称“图书” 。但到东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他们废弃图画，破坏了古代图书的完整性。郑樵叹惋：“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郑樵认为“世无图谱”是“歆向之罪”，“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作为一种结果，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对图画的偏见。如钱穆先生所言：“书里不兼图，恐怕是我们中国学问很大一个缺点。西方一路下来，图书都连在一块。中国人不知何时起偏轻了图，这实是一个大缺点。”
文化的必定是历史的。当我们将图像置于历史的视野加以审视，就会发现，西方向以图像作为史料。相应的在中国，图像作为重要的史料也成为一种趋势，而且，图像研究横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多个领域，展现出更丰富的价值和意义。梁启超就从史料角度提出“图影”也是一种重要史料。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从“以图证史”到“纳图为史”，这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向。
我们习惯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但历史同时是我们的生活本身。“生活世界”为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时候，历史的触角可以探测到个体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我们会从习以为常的琐事中发现历史。
我们提倡“总的历史”，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真正唯一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所以说，影响深远的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学”（histoiretotale），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它同时是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这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将“日常生活”纳入了研究视野。“生活史”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势。
图画的直观赋予客观历史以“感性”。它让历史可以被感知。这种感性有助于文化的生成和传播。在更深刻的心理层面，图画使人与世界更加亲近。鲁迅的小同学日复一日地盯着一张图画看，“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过得若干年，鲁迅先生回想起来，“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机器时代到来后，印刷术引发了鲁道夫·G·瓦格纳所说的“全球想象图景（global imaginaire）的滥觞” ，绘画、摄影术和印刷术的结盟，使得图像重新成为重要的媒介信息。正如瓦格纳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看到画报和石版画这两种印刷品在十九世纪繁荣起来，进入了以前与印刷品市场根本无缘的那些阶级的家庭。”今天的互联网传播则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图像时代，图像正试图取代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为我们建立一幅“世界全息图”。
私人生活史赋予日常生活以“理性”。所谓日常，就是重复而随时发生的，它构成了生活的主体，过程即意义。具象的生命和丰富的情感都被归约为一个诸如发展、繁荣这些抽象的概念。从这个角度看，私人生活在历史中的意义尽失。但没有无数个体的生命和庸常的日常，历史根本不会存在，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私人生活史赋予了日常生活的历史视角。当我们把日常生活放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轴上加以审视，生活就基于感知而获得了一种理性，让意义重现。
卞家华先生使用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来进行历史和生活的双重叙事。这是一种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语言——图画的语言。他用手中的笔来描绘他在这70年中所经历的世界和看到的中国。这种语言既是个性的，又出于共性。如前苏联教育家巴赫金（1981）所说：“一个人自己的话语是逐渐地慢慢地从其他人已经被认可和吸收的话语中得来的。二者之间的界限在一开始几乎是感觉不出来的。”卞家华描绘了一部当代中国的“私人生活史”，如果这种描绘进入史学家的视野，成为一门学问，那么，他就是在探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其相关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及文化习惯等的变化之学。通过这些图画，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演变，也会看到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
图绘私人生活史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奇妙的历史景观，它既是感性的、可以感知的历史，又是理性的、可以叙述的生活。“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因此，我们选择一部私人生活史来反映70年的中国大历史，“我们不是去发现历史的奥秘，而是去说明它。”（费尔南·布罗代尔言）。
历史具有叙述与解释双重特性。这种来自私人的微观的叙事，有助于历史的解释。个体成为历史的投射，历史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得以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