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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爱玲在生活中有强烈的服饰情节，在小说的创作中也将个人对服饰色彩与款式的追求和爱好展现得淋漓尽致，用服饰和色彩构建起一个绚烂华美的艺术世界。本文从小说人物的服饰特点谈起，探讨服饰意象在展示小说中人物命运变化所起到的作用，以期更加深入地挖掘服饰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2
张爱玲在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被称为“洋场社会仕女画家”，她可以算作是20世纪服装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不仅在生活中展示自己独特的衣着品味，而且在小说创作中也展现着自我服饰方面的才情。张爱玲以鲜明同时具有视觉冲击性的服饰语言，对小说中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服饰描写不仅从着装上展现了人物的身份和地位，更巧妙地隐喻了人物的性格发展、深层心理和精神世界。
一、人物身份地位的象征
张爱玲在《流言》中这样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1]（P7）由此可见，服饰是人物的另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张爱玲在服饰的选择方面有自己的主观意见，《传奇》中的人物身穿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匹配的服饰，并借助服饰表明人物的身份。《倾城之恋》中萨黑荑妮公主的第一次出场，“玄色的轻纱氅底下，她穿着金鱼黄紧身上衣，盖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领口挖成极狭的V形，直开到腰际，那是巴黎最新的款式，有个名式，唤做‘一线天’。”[2]（P178）时兴的样式，绚丽的盛装，烘托出完美的交际花形象。当萨黑荑妮第二次出场时，“她换上了印度装，兜着鹅黄披肩，长垂及地，披肩上是二寸来阔的银丝堆花镶滚，指甲上涂着银色蔻丹。”[3]（P185）通过色彩描写，如：玄色、金鱼黄、鹅黄、银色等，充分地展现出萨黑荑妮公主偏爱炫丽明亮的色彩，重视指甲的修饰。《封锁》中吴翠远的身份为英文助教，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女性，给我们最直接的印象是质朴、清高、文质彬彬，有些自命不凡。她们的生活圈子和书本、文化、知识分子有关。所以，读书人的服饰一般为朴素简单的长袍。“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4]（P150）这淡淡的颜色和含蓄的样式与她助教的身份是相符的。《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刚出场时还是一个学生，“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袴脚管。”[5]（P2）读书人区别于广大体力劳动者，也区别于穿金戴银的富家子弟。制服样式稳重大方，与女学生身份很合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第一次与佟振保见面时，“一件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6]（P58）吃饭的时候，“她做主人的并不曾换件衣服下桌子吃饭，依然穿着方才那件浴衣，头上头发没有干透，胡乱缠了一条白毛巾，毛巾底下间或滴下水来，亮晶晶缀在眉心。”[7]（P60）见面与吃饭的地点是公共空间，是家里的客厅和饭厅，王娇蕊的穿着多少有些不合礼数，但王娇蕊并不这样认为，她仍然谈笑自如。大胆的着装才有大胆的行为，服饰的描写暗示了王娇蕊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张爱玲的描写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孟烟鹂与王娇蕊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初见面，在人家的客厅里，她立在玻璃门边，穿着灰地橙红条子的绸衫，可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8]（P81）孟烟鹂是大学毕业的，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情温和、从不出来交际。因此缺少在年轻女子身上应有的青春活力。“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了。她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是佟振保眼中理想的太太人选。张爱玲以缤纷的服饰建构了一个斑斓的艺术世界，用不同的服饰来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
二、暗示人物命运的变化
设计服饰不仅可以塑造和完善人物外在形象，暗示人物命运变化也可以通过服饰描写婉转表达出来。在《金锁记》中服饰的微妙变化暗暗地揭开了曹七巧的命运。“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9]（P260）“有时她也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10]（P231）可见尚未出嫁的曹七巧，是个很喜欢打扮且善于打扮自己的人，她身着简洁大方的服装款式，大镶大滚的衣衫、低调大方，蓝夏布的衣料、简单明快，塑造出青春洋溢的曹七巧。这时的曹七巧虽然没有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她有健康快乐的精神世界，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她挽起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体现了少女特有的爱美之心，同时也表现出曹七巧别有一番风韵，身边不乏追求者，嫁给姜家少爷不是她唯一的选择。
“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袴子。”[11]（P220）嫁入姜家后的曹七巧不再清纯，服饰也从出嫁前的朴素大方变得丰繁绚丽。曹七巧在姜家地位卑微，不受尊重。因为贪财的兄嫂，曹七巧是被卖入姜家并与患软骨病的姜家少爷成亲的。为了弥补内心的自卑，她把自己打扮得多彩华丽。雪青、银红、葱白、闪蓝，多种鲜明的色彩搭配在一起，热闹非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此时的曹七巧张扬、俗气而又自卑，这种冲击性极强的色彩搭配恰恰反映出她此时内心的苍白和空虚。身体和服饰合二为一，服饰细节和命运细节完美的相结合，预示了曹七巧悲惨的命运结局。
“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布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12]（P258）曹七巧穿着一件青灰团龙织缎袍，灰暗的色彩昏暗沉重。此时，曹七巧已经守寡多年，爱情与青春早已离她远去，她用青春交换爱情，终于成了家里金钱与权力的绝对拥有者。三十年来，她被“金锁”束缚，破坏儿女的幸福，她本来年轻的、富于情感的心逐渐枯萎，变成了一片荒地，一口枯井，一个怎么填也填不满的沟壑。她的躯壳中剩下的只是一颗冰冷、绝望、扭曲的心，正如童世舫无缘无故的直觉地感到她是个疯子。青灰长袍搭配大红热水袋，再加上湖绿花格布漆布地衣，这一切透露出阴森恐怖的气息，曹七巧的人性和希望全部沉沦、丧失了。 三、表现丰富的文化意蕴
服饰引领我们跨越时间界限，重返历史现场，我们通过服饰描写了解当时社会的民风民情，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与服饰相关的文化底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服饰在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大环境中，也掀起了一阵革命狂潮。通过张爱玲描写的衣装服饰，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社会的阶层状况，不同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关注思想文化。
《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出场时，“一身黑，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拂拂。”[13]（P5）面网和草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这样的装扮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流行。梁太太将一件鹅黄丝质衬衫和鸽灰短袴作为打网球的衣服；葛薇龙穿着白袴子和赤铜色的衬衫同一伙儿青年人在山顶野宴。这些服饰描写说明，在民国时期，为了方便肢体活动，女子着袴装就已经开始流行。《金锁记》中的长安在沪范女中求学时，脱去了年幼时葱绿遍地锦棉袍，换上了蓝爱国布的校服。女子不再像封建时期被禁锢在深闺中，她们能够上学读书，外出参加各种户外活动，这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旗袍作为当时主要流行的女装，特别受到追赶时髦、崇尚奢华的社会名门闺秀的欢迎。《花凋》中章云潘在川嫦家过中秋节，“她穿着一件葱白素绸长袍，白手臂与白衣服之间没有界限；戴着她大姊夫从巴黎带来的一副别致的项圈，是一双泥金的小手，尖而长的红指甲，紧紧扣在脖子上，像是要扼死人。”[14]（P25）“她这件旗袍制得特别长，早已不入时了；章云潘出国的时候正时行着，今年回国来，却看不见了。”[15]（P26）由此可以看出，上海服饰从面料到款式的流行速度很快。严丹朱身穿“一件白绒线紧身背心”，[16]（P93）“在旗袍上加了一件长袖子的白纱外套”。[17]（P101）王佳芝的“电光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18]（P239）长安在赴童世舫之邀约时“换上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19]（P249）这些人物的服饰色彩、面料、款式的演变和多样很好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已经完全摆脱传统服装保守、刻板、拘谨的着装风格，呈现了当时上海服饰款式的丰富多彩。
张爱玲喜欢服饰，敢于大胆创新，标新立异。她喜欢用别致的色彩与别样的款式表达自己对服饰的理解。她用独到而细致的观察视角，解读中国服饰文化，使她在这一领域里游刃有余。《倾城之恋》中萨黑荑妮公主“这一次虽然是西式装束，依旧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20]（P178）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色婚纱礼服作为新娘的服饰，成为婚礼的一种时尚和流行趋势，而曹七巧仍然为儿子长白举行了半新半旧式的婚礼，“红色盖头是蠲免了，新娘戴着蓝眼镜，粉红喜纱，穿着粉红彩绣裙袄。”[21]（P244）新娘的礼服展现出刺绣、裙袄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在服饰设计中寓意着吉祥富贵。
结语：
服饰描写为小说塑造了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人们读了相关描写后能够把握人物心灵，并能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对于张爱玲来说，服饰不仅是她的爱好，还是一种独特的人生哲学，是认识世界，品味人生的独特经验。在大俗大雅的色彩下，服饰文化洋溢着古老文明才能熏陶出来的文化雅趣与韵味。
注释：
[1]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
[2][3][4][5][9][10][11][12][13][16][17][19][20][21]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6][7][8][14][15]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18]张爱玲：《怨女》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参考文献：
[1]邓如冰：《人与衣——张爱玲<传奇>的服饰描写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3]张爱玲：《封锁》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4]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5]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6]张爱玲：《金锁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7]张爱玲：《花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8]张爱玲：《茉莉香片》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9]张爱玲：《色，戒》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10]张爱玲：《童言无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2
张爱玲在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被称为“洋场社会仕女画家”，她可以算作是20世纪服装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不仅在生活中展示自己独特的衣着品味，而且在小说创作中也展现着自我服饰方面的才情。张爱玲以鲜明同时具有视觉冲击性的服饰语言，对小说中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服饰描写不仅从着装上展现了人物的身份和地位，更巧妙地隐喻了人物的性格发展、深层心理和精神世界。
一、人物身份地位的象征
张爱玲在《流言》中这样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1]（P7）由此可见，服饰是人物的另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张爱玲在服饰的选择方面有自己的主观意见，《传奇》中的人物身穿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匹配的服饰，并借助服饰表明人物的身份。《倾城之恋》中萨黑荑妮公主的第一次出场，“玄色的轻纱氅底下，她穿着金鱼黄紧身上衣，盖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领口挖成极狭的V形，直开到腰际，那是巴黎最新的款式，有个名式，唤做‘一线天’。”[2]（P178）时兴的样式，绚丽的盛装，烘托出完美的交际花形象。当萨黑荑妮第二次出场时，“她换上了印度装，兜着鹅黄披肩，长垂及地，披肩上是二寸来阔的银丝堆花镶滚，指甲上涂着银色蔻丹。”[3]（P185）通过色彩描写，如：玄色、金鱼黄、鹅黄、银色等，充分地展现出萨黑荑妮公主偏爱炫丽明亮的色彩，重视指甲的修饰。《封锁》中吴翠远的身份为英文助教，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女性，给我们最直接的印象是质朴、清高、文质彬彬，有些自命不凡。她们的生活圈子和书本、文化、知识分子有关。所以，读书人的服饰一般为朴素简单的长袍。“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4]（P150）这淡淡的颜色和含蓄的样式与她助教的身份是相符的。《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刚出场时还是一个学生，“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袴脚管。”[5]（P2）读书人区别于广大体力劳动者，也区别于穿金戴银的富家子弟。制服样式稳重大方，与女学生身份很合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第一次与佟振保见面时，“一件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6]（P58）吃饭的时候，“她做主人的并不曾换件衣服下桌子吃饭，依然穿着方才那件浴衣，头上头发没有干透，胡乱缠了一条白毛巾，毛巾底下间或滴下水来，亮晶晶缀在眉心。”[7]（P60）见面与吃饭的地点是公共空间，是家里的客厅和饭厅，王娇蕊的穿着多少有些不合礼数，但王娇蕊并不这样认为，她仍然谈笑自如。大胆的着装才有大胆的行为，服饰的描写暗示了王娇蕊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张爱玲的描写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孟烟鹂与王娇蕊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初见面，在人家的客厅里，她立在玻璃门边，穿着灰地橙红条子的绸衫，可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8]（P81）孟烟鹂是大学毕业的，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情温和、从不出来交际。因此缺少在年轻女子身上应有的青春活力。“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了。她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是佟振保眼中理想的太太人选。张爱玲以缤纷的服饰建构了一个斑斓的艺术世界，用不同的服饰来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
二、暗示人物命运的变化
设计服饰不仅可以塑造和完善人物外在形象，暗示人物命运变化也可以通过服饰描写婉转表达出来。在《金锁记》中服饰的微妙变化暗暗地揭开了曹七巧的命运。“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9]（P260）“有时她也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10]（P231）可见尚未出嫁的曹七巧，是个很喜欢打扮且善于打扮自己的人，她身着简洁大方的服装款式，大镶大滚的衣衫、低调大方，蓝夏布的衣料、简单明快，塑造出青春洋溢的曹七巧。这时的曹七巧虽然没有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她有健康快乐的精神世界，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她挽起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体现了少女特有的爱美之心，同时也表现出曹七巧别有一番风韵，身边不乏追求者，嫁给姜家少爷不是她唯一的选择。
“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袴子。”[11]（P220）嫁入姜家后的曹七巧不再清纯，服饰也从出嫁前的朴素大方变得丰繁绚丽。曹七巧在姜家地位卑微，不受尊重。因为贪财的兄嫂，曹七巧是被卖入姜家并与患软骨病的姜家少爷成亲的。为了弥补内心的自卑，她把自己打扮得多彩华丽。雪青、银红、葱白、闪蓝，多种鲜明的色彩搭配在一起，热闹非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此时的曹七巧张扬、俗气而又自卑，这种冲击性极强的色彩搭配恰恰反映出她此时内心的苍白和空虚。身体和服饰合二为一，服饰细节和命运细节完美的相结合，预示了曹七巧悲惨的命运结局。
“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布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12]（P258）曹七巧穿着一件青灰团龙织缎袍，灰暗的色彩昏暗沉重。此时，曹七巧已经守寡多年，爱情与青春早已离她远去，她用青春交换爱情，终于成了家里金钱与权力的绝对拥有者。三十年来，她被“金锁”束缚，破坏儿女的幸福，她本来年轻的、富于情感的心逐渐枯萎，变成了一片荒地，一口枯井，一个怎么填也填不满的沟壑。她的躯壳中剩下的只是一颗冰冷、绝望、扭曲的心，正如童世舫无缘无故的直觉地感到她是个疯子。青灰长袍搭配大红热水袋，再加上湖绿花格布漆布地衣，这一切透露出阴森恐怖的气息，曹七巧的人性和希望全部沉沦、丧失了。 三、表现丰富的文化意蕴
服饰引领我们跨越时间界限，重返历史现场，我们通过服饰描写了解当时社会的民风民情，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与服饰相关的文化底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服饰在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大环境中，也掀起了一阵革命狂潮。通过张爱玲描写的衣装服饰，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社会的阶层状况，不同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关注思想文化。
《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出场时，“一身黑，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拂拂。”[13]（P5）面网和草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这样的装扮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流行。梁太太将一件鹅黄丝质衬衫和鸽灰短袴作为打网球的衣服；葛薇龙穿着白袴子和赤铜色的衬衫同一伙儿青年人在山顶野宴。这些服饰描写说明，在民国时期，为了方便肢体活动，女子着袴装就已经开始流行。《金锁记》中的长安在沪范女中求学时，脱去了年幼时葱绿遍地锦棉袍，换上了蓝爱国布的校服。女子不再像封建时期被禁锢在深闺中，她们能够上学读书，外出参加各种户外活动，这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旗袍作为当时主要流行的女装，特别受到追赶时髦、崇尚奢华的社会名门闺秀的欢迎。《花凋》中章云潘在川嫦家过中秋节，“她穿着一件葱白素绸长袍，白手臂与白衣服之间没有界限；戴着她大姊夫从巴黎带来的一副别致的项圈，是一双泥金的小手，尖而长的红指甲，紧紧扣在脖子上，像是要扼死人。”[14]（P25）“她这件旗袍制得特别长，早已不入时了；章云潘出国的时候正时行着，今年回国来，却看不见了。”[15]（P26）由此可以看出，上海服饰从面料到款式的流行速度很快。严丹朱身穿“一件白绒线紧身背心”，[16]（P93）“在旗袍上加了一件长袖子的白纱外套”。[17]（P101）王佳芝的“电光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18]（P239）长安在赴童世舫之邀约时“换上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19]（P249）这些人物的服饰色彩、面料、款式的演变和多样很好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已经完全摆脱传统服装保守、刻板、拘谨的着装风格，呈现了当时上海服饰款式的丰富多彩。
张爱玲喜欢服饰，敢于大胆创新，标新立异。她喜欢用别致的色彩与别样的款式表达自己对服饰的理解。她用独到而细致的观察视角，解读中国服饰文化，使她在这一领域里游刃有余。《倾城之恋》中萨黑荑妮公主“这一次虽然是西式装束，依旧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20]（P178）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色婚纱礼服作为新娘的服饰，成为婚礼的一种时尚和流行趋势，而曹七巧仍然为儿子长白举行了半新半旧式的婚礼，“红色盖头是蠲免了，新娘戴着蓝眼镜，粉红喜纱，穿着粉红彩绣裙袄。”[21]（P244）新娘的礼服展现出刺绣、裙袄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在服饰设计中寓意着吉祥富贵。
结语：
服饰描写为小说塑造了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人们读了相关描写后能够把握人物心灵，并能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对于张爱玲来说，服饰不仅是她的爱好，还是一种独特的人生哲学，是认识世界，品味人生的独特经验。在大俗大雅的色彩下，服饰文化洋溢着古老文明才能熏陶出来的文化雅趣与韵味。
注释：
[1]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
[2][3][4][5][9][10][11][12][13][16][17][19][20][21]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6][7][8][14][15]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18]张爱玲：《怨女》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参考文献：
[1]邓如冰：《人与衣——张爱玲<传奇>的服饰描写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3]张爱玲：《封锁》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4]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5]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6]张爱玲：《金锁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7]张爱玲：《花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8]张爱玲：《茉莉香片》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9]张爱玲：《色，戒》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10]张爱玲：《童言无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