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四库全书》是最丰富、最完备的中华典籍的集成之作。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图书馆为保护馆属四库文澜阁书作出过很大贡献。
为此，笔者日前专门采访了浙图特藏部原主任毛春翔之子毛念诚，请他谈谈他父亲当年参与抢救这一文化财富，历尽艰难，将之护送到大后方，并负责保管所付出的努力。
父亲（1898-1973）是浙江江山人，早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曾在家乡的中学教书，主编过《江山日报》，笔名有乘云、夷白、童生等。
1932年，父亲去了北平，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深感兴趣，尤其对古籍研究情有独钟，将整个身心投入进去。然而，父亲很快发现，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北平图书馆馆藏丰富，但内容比较分散，个人精力有限，很难有大突破、出大成绩。同时，父亲更喜欢江南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于是一年后，他回到浙江省城杭州，在浙江图书馆担任善本编目员兼孤山分馆主任干事，从事古籍编目与考证，终生不遗余力。
1937年抗战爆发。7月中，奉教育部之令，浙图馆长陈训慈组织文澜阁书及其他珍贵善本西迁，浙大校长竺可桢协助运送，以避免战祸。父亲与同事全力以赴，将这些典籍打包成箱待运。
8月4日，阁书及善本由钱塘江南星桥码头起程，溯流西上，开始了流离颠沛的西迁岁月。馆方授命父亲作为押运管理员而全程随行。此后九年中，父亲与阁书及善本朝夕为伍，寸步不离，负责安全。
阁书及善本起先搬运到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坤良家。父亲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中记载：“八月一日，全馆职员在孤山分馆点书装箱，总计阁书一百四十箱，善本书八十八箱，于四日晨装船运往富阳渔山。……自江边至石马村，计程十五华里，雇工挑运，二人共肩一箱，半日竣事，赵君坤良、坤仲富有资产，待人和善，号召力强，一声令出，数百挑夫立至，故搬运书箱毫不费力。”
石马村处于群山之中，赵家房子颇为宽敞僻静，且不收租金。9月13日，父亲向馆方报告：“地处群山围绕中，旧屋不显，可望不致遭损。”但是，11月后，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存放在此的阁书也并不安全，馆方决定转运至建德北乡松阳坞，存建德民教馆绪塘分部东首方丽斋先生家中。
其时，浙大也开始内迁，停留建德。父亲说，以文澜阁书为主的浙图典籍西迁，其实和浙大内迁是暗合的、有联系的。浙图没有自己的车辆，阁书及善本转运建德之时，竺可桢曾腾出汽车，又为浙图从杭州抢运出一批重要图书，与阁书及善本汇合。
浙图典籍在建德停留时间不长，12月3日又运往龙泉，存放忠泽乡村民家。据学者毛昭晰回忆，他读到过一本日本著作（指松本刚著《略夺了的文化—战争与图书》），里面记载杭州沦陷后，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曾花三天时间调查文澜阁、浙江建设厅、西湖博物馆等二十六个政府与文化机构，但他们“很遗憾地”没有找到四库文澜阁书。日本侵略者的企图落了空。
此际浙大已在江西吉安、泰和，竺可桢电告教育部，鉴于日军紧逼，形势极为严峻，建议浙图典籍直接迁移大后方。教育部同意后，竺可桢派一教师到龙泉，协助浙图将典籍转运贵阳，而浙大也踏上了去宜山、遵义的道途。
1938年3月23日，浙图典籍从浙江出发，经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迁往贵州，一路崎岖险恶，困难不计其数。车子经过江山时，有一辆翻倒在溪水之中，大约有3000册典籍遭水浸泡，父亲他们不得已停留县城，在城隍庙进行晒晾。江山是父亲的老家，人生离乱、命运难测之际，他没有回去看一眼。车子匆匆又上路，此后大家只好见缝插针，休息时将水湿之书放在通风之处晒晾，保证了一册无损。
许多年来，父亲常闹腰背痛，原来他正好坐在那辆翻倒的车上，摔下来时，因为身上背了一支手电筒，夹在腰上，致使腰部受伤。别人问起，父亲摆摆手：老黄历，老黄历了。
历经8个月，浙图典籍运到贵阳，先存张家祠，随即藏地母洞。保管工作起初由编纂夏定域主持，后来夏定域应聘去遵义浙大任教，便改由父亲负责。
地母洞在贵阳北郊，少有人烟，比较荒凉，安全可以保证。洞高约十三四米，深约二十三四米，但是很潮湿。为了防止白蚁与霉变，父亲他们“将书库三面间以板壁，在箱底沟中多置白炭，潮气可以稍煞”。保管图书的日常首要工作是曝书。曝书必须抢晴天，往往历好几个月才能完成。贵阳多雨，地母洞曝书改每年一次为春秋两次，全年没有空闲停歇之日。如此六年，浙图典籍保存完好，没有受损。
父亲讲起，竺可桢多次来地母洞巡视，中间谈到史地方家谭其骧几回要求参与曝书，竺可桢未予同意（见《竺可桢日记》）。烽火遍野中觅一块读书的安定绿洲，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最好、最后的心境愿望。父亲在地母洞也得便研习古籍不辍，对学业大有裨益。
1944年11月，日军入黔。教育部令浙图典籍再次迁往重庆。12月6日，浙图典籍运抵西郊两山隘口青木关—教育部驻地。此后，浙大不再参与浙图典籍的所有事宜。文澜阁管理委员会成立时，委派父亲为秘书，负责保管浙图典籍。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5月15日，浙图典藏结束苦难的行旅，启运返回杭州。夏定域和父亲都在押运人员名单中。父亲后来简单有所回忆：“困苦之状非数纸所能尽。在衡阳遇匪，警士开枪百余发始逸；在江西永新，余车左轮陷入水坑。几倾覆；在上饶遇罕有大水，公路桥梁冲毁，停留十余日；在兰溪过渡，书，烈日熏灼一日，皮肤若焦炭；凡此皆为了令人永远难忘之遭遇。”7月5日，浙图典藏终于西迁而东还、回到西湖孤山。
父亲一直在浙图研究古籍。鉴于抗战时期馆藏遭受到的磨难，他首先着手编写《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1949年版、1956年版），至今仍是查找浙江人文史料的经典手册。此外，父亲整理研究古籍的著述有多种，其中《古书版本常谈》是一种较为权威的书。父亲还有两种油印本：《图书目录略说》《版本略说》为浙图馆藏。而今，我手边仍珍藏着一种父亲的手稿本《论语类编通义》。
多年来，父亲与在浙图工作过的陈训慈、沙孟海、夏定域等人至为熟悉。他们都是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分析详尽、文笔精炼的学者或古籍版本专家。
上世纪60年代中，父亲退休，浙图继续留他在馆内从事考证工作。“文革”来了，父亲将户口迁回老家江山，他早就有叶落归根的念头，想在家乡安度余生。后来父亲病重，不久就过世了。
文澜阁展览厅至今依然摆放着毛春翔当年护送浙图典籍的照片，记录着他为之付出的努力：传递和光大民族精神，保护和延续中华文明。
（本文图片由毛念诚提供）
为此，笔者日前专门采访了浙图特藏部原主任毛春翔之子毛念诚，请他谈谈他父亲当年参与抢救这一文化财富，历尽艰难，将之护送到大后方，并负责保管所付出的努力。
父亲（1898-1973）是浙江江山人，早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曾在家乡的中学教书，主编过《江山日报》，笔名有乘云、夷白、童生等。
1932年，父亲去了北平，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深感兴趣，尤其对古籍研究情有独钟，将整个身心投入进去。然而，父亲很快发现，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北平图书馆馆藏丰富，但内容比较分散，个人精力有限，很难有大突破、出大成绩。同时，父亲更喜欢江南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于是一年后，他回到浙江省城杭州，在浙江图书馆担任善本编目员兼孤山分馆主任干事，从事古籍编目与考证，终生不遗余力。
1937年抗战爆发。7月中，奉教育部之令，浙图馆长陈训慈组织文澜阁书及其他珍贵善本西迁，浙大校长竺可桢协助运送，以避免战祸。父亲与同事全力以赴，将这些典籍打包成箱待运。
8月4日，阁书及善本由钱塘江南星桥码头起程，溯流西上，开始了流离颠沛的西迁岁月。馆方授命父亲作为押运管理员而全程随行。此后九年中，父亲与阁书及善本朝夕为伍，寸步不离，负责安全。
阁书及善本起先搬运到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坤良家。父亲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中记载：“八月一日，全馆职员在孤山分馆点书装箱，总计阁书一百四十箱，善本书八十八箱，于四日晨装船运往富阳渔山。……自江边至石马村，计程十五华里，雇工挑运，二人共肩一箱，半日竣事，赵君坤良、坤仲富有资产，待人和善，号召力强，一声令出，数百挑夫立至，故搬运书箱毫不费力。”
石马村处于群山之中，赵家房子颇为宽敞僻静，且不收租金。9月13日，父亲向馆方报告：“地处群山围绕中，旧屋不显，可望不致遭损。”但是，11月后，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存放在此的阁书也并不安全，馆方决定转运至建德北乡松阳坞，存建德民教馆绪塘分部东首方丽斋先生家中。
其时，浙大也开始内迁，停留建德。父亲说，以文澜阁书为主的浙图典籍西迁，其实和浙大内迁是暗合的、有联系的。浙图没有自己的车辆，阁书及善本转运建德之时，竺可桢曾腾出汽车，又为浙图从杭州抢运出一批重要图书，与阁书及善本汇合。
浙图典籍在建德停留时间不长，12月3日又运往龙泉，存放忠泽乡村民家。据学者毛昭晰回忆，他读到过一本日本著作（指松本刚著《略夺了的文化—战争与图书》），里面记载杭州沦陷后，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曾花三天时间调查文澜阁、浙江建设厅、西湖博物馆等二十六个政府与文化机构，但他们“很遗憾地”没有找到四库文澜阁书。日本侵略者的企图落了空。
此际浙大已在江西吉安、泰和，竺可桢电告教育部，鉴于日军紧逼，形势极为严峻，建议浙图典籍直接迁移大后方。教育部同意后，竺可桢派一教师到龙泉，协助浙图将典籍转运贵阳，而浙大也踏上了去宜山、遵义的道途。
1938年3月23日，浙图典籍从浙江出发，经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迁往贵州，一路崎岖险恶，困难不计其数。车子经过江山时，有一辆翻倒在溪水之中，大约有3000册典籍遭水浸泡，父亲他们不得已停留县城，在城隍庙进行晒晾。江山是父亲的老家，人生离乱、命运难测之际，他没有回去看一眼。车子匆匆又上路，此后大家只好见缝插针，休息时将水湿之书放在通风之处晒晾，保证了一册无损。
许多年来，父亲常闹腰背痛，原来他正好坐在那辆翻倒的车上，摔下来时，因为身上背了一支手电筒，夹在腰上，致使腰部受伤。别人问起，父亲摆摆手：老黄历，老黄历了。
历经8个月，浙图典籍运到贵阳，先存张家祠，随即藏地母洞。保管工作起初由编纂夏定域主持，后来夏定域应聘去遵义浙大任教，便改由父亲负责。
地母洞在贵阳北郊，少有人烟，比较荒凉，安全可以保证。洞高约十三四米，深约二十三四米，但是很潮湿。为了防止白蚁与霉变，父亲他们“将书库三面间以板壁，在箱底沟中多置白炭，潮气可以稍煞”。保管图书的日常首要工作是曝书。曝书必须抢晴天，往往历好几个月才能完成。贵阳多雨，地母洞曝书改每年一次为春秋两次，全年没有空闲停歇之日。如此六年，浙图典籍保存完好，没有受损。
父亲讲起，竺可桢多次来地母洞巡视，中间谈到史地方家谭其骧几回要求参与曝书，竺可桢未予同意（见《竺可桢日记》）。烽火遍野中觅一块读书的安定绿洲，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最好、最后的心境愿望。父亲在地母洞也得便研习古籍不辍，对学业大有裨益。
1944年11月，日军入黔。教育部令浙图典籍再次迁往重庆。12月6日，浙图典籍运抵西郊两山隘口青木关—教育部驻地。此后，浙大不再参与浙图典籍的所有事宜。文澜阁管理委员会成立时，委派父亲为秘书，负责保管浙图典籍。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5月15日，浙图典藏结束苦难的行旅，启运返回杭州。夏定域和父亲都在押运人员名单中。父亲后来简单有所回忆：“困苦之状非数纸所能尽。在衡阳遇匪，警士开枪百余发始逸；在江西永新，余车左轮陷入水坑。几倾覆；在上饶遇罕有大水，公路桥梁冲毁，停留十余日；在兰溪过渡，书，烈日熏灼一日，皮肤若焦炭；凡此皆为了令人永远难忘之遭遇。”7月5日，浙图典藏终于西迁而东还、回到西湖孤山。
父亲一直在浙图研究古籍。鉴于抗战时期馆藏遭受到的磨难，他首先着手编写《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1949年版、1956年版），至今仍是查找浙江人文史料的经典手册。此外，父亲整理研究古籍的著述有多种，其中《古书版本常谈》是一种较为权威的书。父亲还有两种油印本：《图书目录略说》《版本略说》为浙图馆藏。而今，我手边仍珍藏着一种父亲的手稿本《论语类编通义》。
多年来，父亲与在浙图工作过的陈训慈、沙孟海、夏定域等人至为熟悉。他们都是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分析详尽、文笔精炼的学者或古籍版本专家。
上世纪60年代中，父亲退休，浙图继续留他在馆内从事考证工作。“文革”来了，父亲将户口迁回老家江山，他早就有叶落归根的念头，想在家乡安度余生。后来父亲病重，不久就过世了。
文澜阁展览厅至今依然摆放着毛春翔当年护送浙图典籍的照片，记录着他为之付出的努力：传递和光大民族精神，保护和延续中华文明。
（本文图片由毛念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