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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时分，源源不断的人群分别从两条安检通道汇入炙热明亮的天安门广场。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每天要接纳数以万计的游客参观游览。在这短暂的停留中，许多人会来到天安门照相点，让摄影师帮自己在最佳取景位置拍几张照，几分钟后就可以拿到塑封工整的照片，以纪念自己的到此一游。
56岁的高源是天安门广场上资历最老的摄影师， 他从17岁就在这儿干，39年里他拍了60多万张照片，遇见过无数来自国内外的游客，见证了天安门大大小小的变化。
《环球人物》记者找到高源时，他身穿一件半旧的蓝色马甲，头戴一顶迷彩棒球帽，左臂挂着一台佳能50D相机，正靠在照相点的桌边等待一张照片冲印出来。在午后的广场上，我们听他聊起那些天安门故事。
2018年10月20日，高源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高源/供图）
高源是1979年开始在天安门照相的。
那一年17岁的高源高中毕业，从沈阳来到北京，随后被分配到北京西城服务公司，成为一名天安门摄影师。在给沈阳的同学、朋友的信件里，高源写道：“到北京来天安门找我！”一股子的兴奋和满足。“那会儿小孩子都愿意来北京，当时一说要干照相特别高兴，一说在神圣的天安门，哟！更高兴。”
那时的天安门照相点就在金水桥和华表之间，当时广场地面还铺着水泥砖，遮阳伞可以插在砖与砖之间露出的泥土里。天安门南侧有一片松树，广场上没有栅栏，人们可以悠闲地骑自行车穿行来往。遇到夏天炎热，年轻人贪凉，三五成群索性跳到筒子河里畅快地游泳。
刚来的时候，高源的工作是为需要邮寄照片的顾客写地址，干的是卖票的活儿，“新人不是一来就能拍照，得熟悉流程之后才让你摸相机”。
其实高源已经是摄影的老手，小时候在沈阳的大院里，他就喜欢拿着相机到处拍着玩儿，晚上回家就在厕所里显影洗相。来了北京之后，高源发现在天安门拍照是要沉下心来学东西的。他开始钻研大量的照片和书籍，后来他拿着相机在广场比划了一个月，通过了技术职称考试，从此摄影师高源就正式上岗了。
上世纪80年代经济条件还不太好，人们来天安门照相往往只照一张，背景只要天安门城楼。“七毛五一张，那时候人才挣多少钱呢？城里人一天也就能挣一块钱。”高源回忆说。
1982年，天安门广场马路整顿，照相点搬到了广场西侧，从此再也没变过。当时国旗周围没有安装护栏，摄影师在国旗附近拿根绳一拦，就是照相的排队区域。队伍最前方的取景点地面上画了一对脚印，游客站在上面照相，方便师傅们对焦。来照相的人都是一个姿势，一站定一抬头的工夫就好了。但是照得快也不代表没有讲究，人像不能高于毛主席画像就是规矩。
每逢节庆日都是照相点最忙碌的时候，50多米的照相队伍从马路边一直排到电线杆，“照什么都是人群大合影”。于是游客和摄影师一人踩一凳子，站在背景相对“干净”的高处，才能照好一张相。最忙的时候高源一人一天拍了700多张照片，当天下班骑车回家，路上总觉得哪儿不对，后来等红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俩眼睛还是一闭一睁，就这么骑了一路”。
”
多少年里，到天安门照相是一件大事。小时候高源家里如果有人出差来一趟北京，亲戚都会嘱咐他：“上北京天安门前照个相。”相片拿回来会被包上金框，悬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那会儿来北京一趟不容易，很多人觉得一辈子只能来这么一次。大多数游客走上广场时就会放慢脚步，一边走一边凝视着天安门，好像在用目光摩挲着城楼和毛主席画像，然后将它牢牢印在记忆里。
有一次，高源隔着老远看见一名男子站在广场上望着主席画像，一动不动。
“您照相吗？”高源走过去问。
“不照，我刚下火车，没洗脸、没换衣服呢。”对方说。
人们总是换了新衣服，理了发刮了脸后，干干净净才来照相，相机定格的一瞬间充满仪式感。高源觉得这是因为人们打心眼儿里热爱天安门。
尽管现在人们来天安门多是旅游观光，但是高源还是能够与那些饱含情感的眼神不期而遇。有一次升国旗，高源注意到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男人。“升国旗的时候，我看他一个大老爷们儿眼里含着热泪，问他为什么这么激动，他说我80年代就去加拿大了，每次回国都要到广场来看升国旗，你不知道我们的心情啊！”
今年夏天，高源在广场上碰到一对中年男女，两人把白衬衣扎进军裤里，在广场上姿态轻盈地跳起舞，这一幕如同电影《芳华》中的画面，触动了高源的心弦。
父亲在军队工作，高源长在大院里，家旁边就是文工团，《芳华》所描绘的情景就是他少年时成长的氛围。孩子们喜欢聚在一起憋坏淘气，偷着揪院里的苹果，拿假票混进俱乐部，放学有门不走偏要翻墙，“现在想起来多烦人呐，翻那么一下就为了让人逮住然后和人较劲”。那是属于高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芳华易逝。高源明白，这对中年人是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在天安门，于是他上前主动帮两人拍了照片和视频。那天，高源把照片发在朋友圈配上文字：“我也想着那个年代。”
老兵也经常出现在高源的鏡头里。来到天安门前的老兵往往一身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他们有的曾跟随傅作义参加过下花园战役，有的是四野的老兵，当年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很多老人身形佝偻，眼神不复清明，可是面对相机他们仍然会缓慢而坚定地敬个军礼。“老兵一定要拍，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了。”高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语气中透着惋惜。
还有些人喜欢在纪念日到天安门留影，他们和高源分享自己的快乐。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拿着老式的结婚证书，想让天安门见证他们50年的爱情;老同学见面想在天安门合影来纪念友谊。 有一些故事是高源不敢轻易触碰的。几十年里高源见过不少拿着父母或爱人的照片来天安门合影的人，高源觉得自己按快门的手指莫名沉重，因为每张照片都代表着一桩未完成的心愿。“我遇见最难过的，是两口子带着孩子的骨灰盒来照相，现在想想都受不了。”说到这儿高源摆了摆手，微微摇头，“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多愁善感吧。”
和高源一样，每天来天安门上班的还有环卫工人和站岗的军人，这些“同事”也是高源的拍摄对象，只不过离别的主题占了大多数。在天安门执勤的军人每年都有人退伍离开，临走前他们会专门来找高源，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留念，他便会加倍用心。“我得把他们威武庄严的一面拍出来，在天安门执勤是一生的荣耀，我必须给拍好喽。”
拍了将近40年的照片，高源明显感受到了時代风貌的变迁。
改革开放的头两年，人们的服装仍然是单调的“绿白灰”，过了几年，广场上才有了新鲜的样式和色彩。那会儿高源也赶时髦烫了头，穿着日本电影《追捕》里主人公杜丘的同款长风衣，配上一条喇叭裤，肩上挎着一台双镜头相机，俨然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新式青年。
除了服装，高源还喜欢观察镜头下表情的变化。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活跃，人们刚刚富裕起来，到天安门照相一拍就是4张。和80年代的拘谨不同，当时人们脸上洋溢的是激动和兴奋，“精神面貌不一样了，那是打心里高兴”。
2000年往后，包容成为时代的风气，拍照不光为了纪念，也是展现个性的方式，跳街舞的、玩cosplay的都出现在了高源的镜头里。“现在人们拍照更多是自然的、快乐的。以前你让他乐一乐，肌肉都是僵硬的，两口子照相让挨得近一点，说了好几遍，就是不好意思。”
39年的时间里，高源在天安门前见证了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国庆35周年那晚，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跳集体舞，一直跳到11点。那天白天，群众游行队伍中“小平您好”的横幅被影像记录下来，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记忆。
在港澳回归和申奥成功这样的重大历史节点，高源拍了不少大学生和广场电子倒计时牌的合影。2002年中国足球踢进世界杯那晚，球迷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激动地大喊：“升旗！升旗！”
今年元旦，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首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执行。为了找准最佳拍摄位置，当天凌晨3点高源就来到了广场。“我看升旗看了几千次，按理说早就不新鲜了，但是我对天安门有感情，我得记录这个变化。”
记录，成为高源如今工作中的关键词。高源最后悔的是很多历史照片没能保留下来。“当时觉得不稀奇，过后才觉得珍贵。”过去高源觉得有些场合和事件，有专门的摄影师去记录，后来朋友点醒了他：“他们拍的是国家视角，你拍的是老百姓视角，都得记录。”
现在，高源会拍城楼挂起的新画像，拍长安街上换了新车型的公交车……许多摄影师追求的是艺术，天安门摄影师追求的是纪实。“我以前看天安门老照片，连米粒大小的人都觉得有意思，我想让以后的人看我拍的天安门照片，能有同样的趣味和感动。”高源不说话的时候，就保持着打量的姿态，打量广场上极其细微的变化，打量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时常眼神一亮，跟着就利索地拿起相机，定格一个瞬间。
56岁的高源是天安门广场上资历最老的摄影师， 他从17岁就在这儿干，39年里他拍了60多万张照片，遇见过无数来自国内外的游客，见证了天安门大大小小的变化。
《环球人物》记者找到高源时，他身穿一件半旧的蓝色马甲，头戴一顶迷彩棒球帽，左臂挂着一台佳能50D相机，正靠在照相点的桌边等待一张照片冲印出来。在午后的广场上，我们听他聊起那些天安门故事。
一天拍下700多张照片
高源是1979年开始在天安门照相的。
那一年17岁的高源高中毕业，从沈阳来到北京，随后被分配到北京西城服务公司，成为一名天安门摄影师。在给沈阳的同学、朋友的信件里，高源写道：“到北京来天安门找我！”一股子的兴奋和满足。“那会儿小孩子都愿意来北京，当时一说要干照相特别高兴，一说在神圣的天安门，哟！更高兴。”
那时的天安门照相点就在金水桥和华表之间，当时广场地面还铺着水泥砖，遮阳伞可以插在砖与砖之间露出的泥土里。天安门南侧有一片松树，广场上没有栅栏，人们可以悠闲地骑自行车穿行来往。遇到夏天炎热，年轻人贪凉，三五成群索性跳到筒子河里畅快地游泳。
刚来的时候，高源的工作是为需要邮寄照片的顾客写地址，干的是卖票的活儿，“新人不是一来就能拍照，得熟悉流程之后才让你摸相机”。
其实高源已经是摄影的老手，小时候在沈阳的大院里，他就喜欢拿着相机到处拍着玩儿，晚上回家就在厕所里显影洗相。来了北京之后，高源发现在天安门拍照是要沉下心来学东西的。他开始钻研大量的照片和书籍，后来他拿着相机在广场比划了一个月，通过了技术职称考试，从此摄影师高源就正式上岗了。
上世纪80年代经济条件还不太好，人们来天安门照相往往只照一张，背景只要天安门城楼。“七毛五一张，那时候人才挣多少钱呢？城里人一天也就能挣一块钱。”高源回忆说。
1982年，天安门广场马路整顿，照相点搬到了广场西侧，从此再也没变过。当时国旗周围没有安装护栏，摄影师在国旗附近拿根绳一拦，就是照相的排队区域。队伍最前方的取景点地面上画了一对脚印，游客站在上面照相，方便师傅们对焦。来照相的人都是一个姿势，一站定一抬头的工夫就好了。但是照得快也不代表没有讲究，人像不能高于毛主席画像就是规矩。
每逢节庆日都是照相点最忙碌的时候，50多米的照相队伍从马路边一直排到电线杆，“照什么都是人群大合影”。于是游客和摄影师一人踩一凳子，站在背景相对“干净”的高处，才能照好一张相。最忙的时候高源一人一天拍了700多张照片，当天下班骑车回家，路上总觉得哪儿不对，后来等红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俩眼睛还是一闭一睁，就这么骑了一路”。
“没洗脸、没换衣服，不照
”
多少年里，到天安门照相是一件大事。小时候高源家里如果有人出差来一趟北京，亲戚都会嘱咐他：“上北京天安门前照个相。”相片拿回来会被包上金框，悬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那会儿来北京一趟不容易，很多人觉得一辈子只能来这么一次。大多数游客走上广场时就会放慢脚步，一边走一边凝视着天安门，好像在用目光摩挲着城楼和毛主席画像，然后将它牢牢印在记忆里。
有一次，高源隔着老远看见一名男子站在广场上望着主席画像，一动不动。
“您照相吗？”高源走过去问。
“不照，我刚下火车，没洗脸、没换衣服呢。”对方说。
人们总是换了新衣服，理了发刮了脸后，干干净净才来照相，相机定格的一瞬间充满仪式感。高源觉得这是因为人们打心眼儿里热爱天安门。
尽管现在人们来天安门多是旅游观光，但是高源还是能够与那些饱含情感的眼神不期而遇。有一次升国旗，高源注意到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男人。“升国旗的时候，我看他一个大老爷们儿眼里含着热泪，问他为什么这么激动，他说我80年代就去加拿大了，每次回国都要到广场来看升国旗，你不知道我们的心情啊！”
今年夏天，高源在广场上碰到一对中年男女，两人把白衬衣扎进军裤里，在广场上姿态轻盈地跳起舞，这一幕如同电影《芳华》中的画面，触动了高源的心弦。
父亲在军队工作，高源长在大院里，家旁边就是文工团，《芳华》所描绘的情景就是他少年时成长的氛围。孩子们喜欢聚在一起憋坏淘气，偷着揪院里的苹果，拿假票混进俱乐部，放学有门不走偏要翻墙，“现在想起来多烦人呐，翻那么一下就为了让人逮住然后和人较劲”。那是属于高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芳华易逝。高源明白，这对中年人是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在天安门，于是他上前主动帮两人拍了照片和视频。那天，高源把照片发在朋友圈配上文字：“我也想着那个年代。”
老兵也经常出现在高源的鏡头里。来到天安门前的老兵往往一身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他们有的曾跟随傅作义参加过下花园战役，有的是四野的老兵，当年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很多老人身形佝偻，眼神不复清明，可是面对相机他们仍然会缓慢而坚定地敬个军礼。“老兵一定要拍，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了。”高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语气中透着惋惜。
还有些人喜欢在纪念日到天安门留影，他们和高源分享自己的快乐。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拿着老式的结婚证书，想让天安门见证他们50年的爱情;老同学见面想在天安门合影来纪念友谊。 有一些故事是高源不敢轻易触碰的。几十年里高源见过不少拿着父母或爱人的照片来天安门合影的人，高源觉得自己按快门的手指莫名沉重，因为每张照片都代表着一桩未完成的心愿。“我遇见最难过的，是两口子带着孩子的骨灰盒来照相，现在想想都受不了。”说到这儿高源摆了摆手，微微摇头，“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多愁善感吧。”
和高源一样，每天来天安门上班的还有环卫工人和站岗的军人，这些“同事”也是高源的拍摄对象，只不过离别的主题占了大多数。在天安门执勤的军人每年都有人退伍离开，临走前他们会专门来找高源，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留念，他便会加倍用心。“我得把他们威武庄严的一面拍出来，在天安门执勤是一生的荣耀，我必须给拍好喽。”
“让以后的人看到现在的天安门”
拍了将近40年的照片，高源明显感受到了時代风貌的变迁。
改革开放的头两年，人们的服装仍然是单调的“绿白灰”，过了几年，广场上才有了新鲜的样式和色彩。那会儿高源也赶时髦烫了头，穿着日本电影《追捕》里主人公杜丘的同款长风衣，配上一条喇叭裤，肩上挎着一台双镜头相机，俨然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新式青年。
除了服装，高源还喜欢观察镜头下表情的变化。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活跃，人们刚刚富裕起来，到天安门照相一拍就是4张。和80年代的拘谨不同，当时人们脸上洋溢的是激动和兴奋，“精神面貌不一样了，那是打心里高兴”。
2000年往后，包容成为时代的风气，拍照不光为了纪念，也是展现个性的方式，跳街舞的、玩cosplay的都出现在了高源的镜头里。“现在人们拍照更多是自然的、快乐的。以前你让他乐一乐，肌肉都是僵硬的，两口子照相让挨得近一点，说了好几遍，就是不好意思。”
39年的时间里，高源在天安门前见证了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国庆35周年那晚，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跳集体舞，一直跳到11点。那天白天，群众游行队伍中“小平您好”的横幅被影像记录下来，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记忆。
在港澳回归和申奥成功这样的重大历史节点，高源拍了不少大学生和广场电子倒计时牌的合影。2002年中国足球踢进世界杯那晚，球迷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激动地大喊：“升旗！升旗！”
今年元旦，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首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执行。为了找准最佳拍摄位置，当天凌晨3点高源就来到了广场。“我看升旗看了几千次，按理说早就不新鲜了，但是我对天安门有感情，我得记录这个变化。”
记录，成为高源如今工作中的关键词。高源最后悔的是很多历史照片没能保留下来。“当时觉得不稀奇，过后才觉得珍贵。”过去高源觉得有些场合和事件，有专门的摄影师去记录，后来朋友点醒了他：“他们拍的是国家视角，你拍的是老百姓视角，都得记录。”
现在，高源会拍城楼挂起的新画像，拍长安街上换了新车型的公交车……许多摄影师追求的是艺术，天安门摄影师追求的是纪实。“我以前看天安门老照片，连米粒大小的人都觉得有意思，我想让以后的人看我拍的天安门照片，能有同样的趣味和感动。”高源不说话的时候，就保持着打量的姿态，打量广场上极其细微的变化，打量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时常眼神一亮，跟着就利索地拿起相机，定格一个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