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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修养包括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无论是改造主观世界还是改造客观世界，都需要实践锤炼。党性需要在实践中深化认知，需要在实践中磨砺锋芒，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成效，需要在实践中催生动力。
在实践中深化认知。党性修养必须深入实践。《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是说，修养是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常言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深入实践，才能深刻领会其要义，才能入脑入心。党性修养的具体要求来源于实践，实践中的党性修养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是多维度的，不是单一维度的；是鲜活的，不是生硬的。只有深入实践，才能知其源和流；只有深入实践，才能透视其里；只有深入实践，才能掌握党性修养的“全景全貌”。否则，就可能“见仁见智”，就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可能“只见其形，不见其神”。刘少奇指出：“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这就是说，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党性修养如果脱离了实践，就不可能“修成正果”，不可能产生实践的力量。所以，实践是“钻探机”，能够深化党性的认知。
在实践中磨砺锋芒。党性是否锋利，需要由实践来磨砺。实践过程必然会面临各种考验，比如革命战争年代“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创业时期“背井离乡”的考验；改革開放时期“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考验，“不断战胜超越自我、抵制各种诱惑”的考验。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却缺失“知行合一”的品质，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走出“象牙塔”，没有深入实践，没有直面社会现实，没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相对于认知而言，实践有其艰巨性和复杂性。自古以来，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可以为弱者鸣不平，却缺失为弱者打抱不平的具体行动。要打抱不平，意味着可能把自己“带进去”，给自己带来风险，失去眼前幸福，失去家庭幸福，失去身家性命。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普通人，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就要求全体党员都要在实践中磨砺党性。明朝王阳明在历经人生种种磨难之后，才磨砺出“心学”来。王阳明饱受了当众廷杖的奇耻、下狱待死的恐惧；流放南蛮的绝望、瘟疫肆虐的危险；荒山野岭的孤寂、无人问津的落寞，最后炼就了“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他率领文吏弱卒，荡平了江西数十年巨寇，平定了宁王之乱，扫清了困扰明朝多年的广西部族匪患。所以，实践是“磨刀器”，能够磨砺出党性的锋芒。
在实践中检验成效。党性修养是否取得成效，需要由实践来检验。人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当中是否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否能够组织和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是对党性的最好检验。党性修养的重点各个时期会有不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性修养的重点是理想信念的坚守。当前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受到多种因素的挑战，既有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又有文化多样化的挑战，还有中国现阶段矛盾问题的挑战等。一些党员干部违反政治纪律，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上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一些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自信、理论不自信、制度不自信、文化不自信，不能认清西方“和平演变”的政治图谋，不能自觉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能辩证地看待当代中国存在的矛盾问题，不能保持对党的绝对忠诚，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气神。所以，实践是“对标仪”，能够检验出党性的成效。
在实践中催生动力。党性修养需要动力，这种动力源于实践，离开实践活动，党性修养就会成为“稻草人”，既很难让党员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很难有效规范党员干部的言行，更不可能让党员干部形成信仰。只有实践，才会让党性修养之树常青常绿。党性源于现实，反映着现实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反过来，实践又催生党性修养的前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源于中国革命所处的社会情势。毛泽东认为，理想信念不仅与科学理论紧密相连，也与现实息息相关。要想全面理解中国化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能只满足于知晓理论，更取决于对中国国情及其客观条件成熟程度的把握。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各种矛盾丛生，而且根本上不可调和。毛泽东把当时的矛盾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必然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曾形象地描述当时中国的时局：“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实践让毛泽东看到了理想信念的光明，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严峻形势。旧中国的革命根据地自始至终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地域狭小，物质匮乏，党内充斥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就决定了理想信念实现的长期性和艰难性。所以，实践是“动力源”，能够催生出党性修养不断前行。
强调党性修养的实践锤炼，并不是否定党性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的理论与实践统一，是事物的两面，符合认识论揭示的基本规律。唯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才能锤炼出无产阶级纯真的党性。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在实践中深化认知。党性修养必须深入实践。《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是说，修养是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常言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深入实践，才能深刻领会其要义，才能入脑入心。党性修养的具体要求来源于实践，实践中的党性修养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是多维度的，不是单一维度的；是鲜活的，不是生硬的。只有深入实践，才能知其源和流；只有深入实践，才能透视其里；只有深入实践，才能掌握党性修养的“全景全貌”。否则，就可能“见仁见智”，就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可能“只见其形，不见其神”。刘少奇指出：“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这就是说，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党性修养如果脱离了实践，就不可能“修成正果”，不可能产生实践的力量。所以，实践是“钻探机”，能够深化党性的认知。
在实践中磨砺锋芒。党性是否锋利，需要由实践来磨砺。实践过程必然会面临各种考验，比如革命战争年代“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创业时期“背井离乡”的考验；改革開放时期“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考验，“不断战胜超越自我、抵制各种诱惑”的考验。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却缺失“知行合一”的品质，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走出“象牙塔”，没有深入实践，没有直面社会现实，没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相对于认知而言，实践有其艰巨性和复杂性。自古以来，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可以为弱者鸣不平，却缺失为弱者打抱不平的具体行动。要打抱不平，意味着可能把自己“带进去”，给自己带来风险，失去眼前幸福，失去家庭幸福，失去身家性命。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普通人，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就要求全体党员都要在实践中磨砺党性。明朝王阳明在历经人生种种磨难之后，才磨砺出“心学”来。王阳明饱受了当众廷杖的奇耻、下狱待死的恐惧；流放南蛮的绝望、瘟疫肆虐的危险；荒山野岭的孤寂、无人问津的落寞，最后炼就了“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他率领文吏弱卒，荡平了江西数十年巨寇，平定了宁王之乱，扫清了困扰明朝多年的广西部族匪患。所以，实践是“磨刀器”，能够磨砺出党性的锋芒。
在实践中检验成效。党性修养是否取得成效，需要由实践来检验。人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当中是否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否能够组织和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是对党性的最好检验。党性修养的重点各个时期会有不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性修养的重点是理想信念的坚守。当前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受到多种因素的挑战，既有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又有文化多样化的挑战，还有中国现阶段矛盾问题的挑战等。一些党员干部违反政治纪律，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上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一些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自信、理论不自信、制度不自信、文化不自信，不能认清西方“和平演变”的政治图谋，不能自觉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能辩证地看待当代中国存在的矛盾问题，不能保持对党的绝对忠诚，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气神。所以，实践是“对标仪”，能够检验出党性的成效。
在实践中催生动力。党性修养需要动力，这种动力源于实践，离开实践活动，党性修养就会成为“稻草人”，既很难让党员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很难有效规范党员干部的言行，更不可能让党员干部形成信仰。只有实践，才会让党性修养之树常青常绿。党性源于现实，反映着现实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反过来，实践又催生党性修养的前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源于中国革命所处的社会情势。毛泽东认为，理想信念不仅与科学理论紧密相连，也与现实息息相关。要想全面理解中国化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能只满足于知晓理论，更取决于对中国国情及其客观条件成熟程度的把握。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各种矛盾丛生，而且根本上不可调和。毛泽东把当时的矛盾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必然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曾形象地描述当时中国的时局：“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实践让毛泽东看到了理想信念的光明，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严峻形势。旧中国的革命根据地自始至终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地域狭小，物质匮乏，党内充斥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就决定了理想信念实现的长期性和艰难性。所以，实践是“动力源”，能够催生出党性修养不断前行。
强调党性修养的实践锤炼，并不是否定党性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的理论与实践统一，是事物的两面，符合认识论揭示的基本规律。唯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才能锤炼出无产阶级纯真的党性。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