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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少壯派军人导演和利用了一连串国际国内恐怖事件，向日本人展示了一条对内清除腐败财阀及政党集团，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争取生存空间的道路。军人和政治家不同，他们天生对民主权力并没有兴趣，对官僚们说来，军人是很安全的一群人。
本来就像麦克阿瑟所说的那样：“世界上任何国家官僚集团的本能都是替付工资的人工作”，官僚集团本身没有什么党派之见，但党派之争如果影响到官僚们的生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官僚们都是各地行政长官，在政治斗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不会那么简单地向政治家低头。
上世纪初内务浪人官僚们组成一个叫“日本俱乐部”的组织，这个组织越来越大，除了串联交换信息之外，还开始直接进行政治活动。他们利用地方政府和警察组织的人脉，和特定的政党勾结，参与地方选举。
现在人们对日本国会议员的负面评价还只限于“无能”，而对县以下议会以及议员们评价则非常可怕。日本的地方议会以及议员们在人们心目中和黑社会没有什么区别。追根寻源，这种现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当时明治维新的元勋都已经去世或者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可能有人从上至下地来解救这些官僚们，官僚们只能依靠自己自救。
可是没有立法权的官僚们如何自救呢？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大量企业倒闭，失业大军膨胀，农民卖儿卖女。“打破僵局，实现昭和维新”在日本成为了一种共同呼声。
当时日军下层士兵多数出身农村，陆军少壮派军官对这个呼声有很大的共鸣。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少壮派军人导演和利用了从1930年开始的5•15事件，9•18事变，2•26事件等一连串国际国内恐怖事件，向国内的财阀、政党和宫廷权力集团武装夺权，向日本人展示了一条对内清除腐败财阀及政党集团，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通过“解决满蒙问题”而向大陆扩张，争取生存空间的道路。
在打击政党政治，收复被政治家拿去了的那块权力失地，保护自己的生存权方面，官僚们当然支持军部。而且军人和政治家不同，他们天生对民主权力并没有兴趣，对官僚们说来，军人是很安全的一群人。所以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名为“革新官僚”的集团，也就是一个跟随军部，在行政技术上帮助军部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不但在当时的日本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到战后还在发挥影响。
应该说，文官集团和军部的合流是当时政党政治无能的结果。 1932年接替被杀害的犬养毅上台的斋藤实内阁，才开始刹住了随便命令官僚休职的歪风，官僚们的身份总算受到了保障。但是这个做法已经为时太晚，革新官僚们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开始发挥作用了。
而把日本经济搬上战争轨道的就是那些“革新官僚”们，他们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而且对日本战后的社会、政治甚至产业构成都有重大影响。
战后被押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日本甲级战犯有28人。这28个人中有18名参谋出身的军人，剩下的10名平民中再扣掉宫廷集团的木户幸一，知识人的大川周明和政治家松冈洋右之后剩下来的7人居然全是所谓“革新官僚”的领军人物。
日本是“跑步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国力根本不足以支持一场和美国的战争。按照石原莞尔的观点，就连和中国进行持久战都已经超出了日本的实力。
所以日本只能千方百计地在软件上做文章来将这场战争坚持下去。只有官僚们才有这种“以软件补硬件”的能力，而“革新官僚”们对自己责任的认识也是这样。“电力国营化”就是最能说明革新官僚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例子。
日本最早的电力公司“东京电灯”成立于1882年，1887年开始供电。从此之后大量各种火力、水力、电力公司不断成立，带来了管理上的混乱。当时日本一个国家的电网居然是两种频率并存：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使用从欧洲引进的50赫兹系统，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使用从美国引进的60赫兹系统。
但是革新官僚们着眼的不是这些技术性的小问题，他们看到的是大量中小规模的电力企业存在所带来的投资重复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居然是：改民营为国营。
有趣的是：这种大逆不道，反自由资本主义，几乎有点赤化味道的方案还真能行得通。
本来就像麦克阿瑟所说的那样：“世界上任何国家官僚集团的本能都是替付工资的人工作”，官僚集团本身没有什么党派之见，但党派之争如果影响到官僚们的生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官僚们都是各地行政长官，在政治斗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不会那么简单地向政治家低头。
上世纪初内务浪人官僚们组成一个叫“日本俱乐部”的组织，这个组织越来越大，除了串联交换信息之外，还开始直接进行政治活动。他们利用地方政府和警察组织的人脉，和特定的政党勾结，参与地方选举。
现在人们对日本国会议员的负面评价还只限于“无能”，而对县以下议会以及议员们评价则非常可怕。日本的地方议会以及议员们在人们心目中和黑社会没有什么区别。追根寻源，这种现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当时明治维新的元勋都已经去世或者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可能有人从上至下地来解救这些官僚们，官僚们只能依靠自己自救。
可是没有立法权的官僚们如何自救呢？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大量企业倒闭，失业大军膨胀，农民卖儿卖女。“打破僵局，实现昭和维新”在日本成为了一种共同呼声。
当时日军下层士兵多数出身农村，陆军少壮派军官对这个呼声有很大的共鸣。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少壮派军人导演和利用了从1930年开始的5•15事件，9•18事变，2•26事件等一连串国际国内恐怖事件，向国内的财阀、政党和宫廷权力集团武装夺权，向日本人展示了一条对内清除腐败财阀及政党集团，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通过“解决满蒙问题”而向大陆扩张，争取生存空间的道路。
在打击政党政治，收复被政治家拿去了的那块权力失地，保护自己的生存权方面，官僚们当然支持军部。而且军人和政治家不同，他们天生对民主权力并没有兴趣，对官僚们说来，军人是很安全的一群人。所以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名为“革新官僚”的集团，也就是一个跟随军部，在行政技术上帮助军部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不但在当时的日本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到战后还在发挥影响。
应该说，文官集团和军部的合流是当时政党政治无能的结果。 1932年接替被杀害的犬养毅上台的斋藤实内阁，才开始刹住了随便命令官僚休职的歪风，官僚们的身份总算受到了保障。但是这个做法已经为时太晚，革新官僚们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开始发挥作用了。
而把日本经济搬上战争轨道的就是那些“革新官僚”们，他们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而且对日本战后的社会、政治甚至产业构成都有重大影响。
战后被押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日本甲级战犯有28人。这28个人中有18名参谋出身的军人，剩下的10名平民中再扣掉宫廷集团的木户幸一，知识人的大川周明和政治家松冈洋右之后剩下来的7人居然全是所谓“革新官僚”的领军人物。
日本是“跑步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国力根本不足以支持一场和美国的战争。按照石原莞尔的观点，就连和中国进行持久战都已经超出了日本的实力。
所以日本只能千方百计地在软件上做文章来将这场战争坚持下去。只有官僚们才有这种“以软件补硬件”的能力，而“革新官僚”们对自己责任的认识也是这样。“电力国营化”就是最能说明革新官僚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例子。
日本最早的电力公司“东京电灯”成立于1882年，1887年开始供电。从此之后大量各种火力、水力、电力公司不断成立，带来了管理上的混乱。当时日本一个国家的电网居然是两种频率并存：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使用从欧洲引进的50赫兹系统，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使用从美国引进的60赫兹系统。
但是革新官僚们着眼的不是这些技术性的小问题，他们看到的是大量中小规模的电力企业存在所带来的投资重复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居然是：改民营为国营。
有趣的是：这种大逆不道，反自由资本主义，几乎有点赤化味道的方案还真能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