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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段时间，原研哉很排斥“设计师”这个身份。在日本，虽然设计业如此发达，但却很容易遭到误解，人们总认为设计师所擅长的，无非是忽略本质“只给表面化妆”的伎俩，日本民众也喜欢给很多怪异的东西打上“设计师专门打造”的标签，比如“设计师家电”、“设计师公寓”等。不过经过数年的思前想后，原研哉现在已经接受了设计本身对自己的重要意义，也对自己原来排斥的身份有了认同，他有点自豪又无奈地说，“人啊，在设计中存活”。
编辑：邵茜 翻译：王小燕（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主持人）
小标：中日文化比对：舌头的成人仪式在香港实现
原研哉常来中国，用他的话说，中国“已经不像邻国，而像是个隔壁的城市”，说起和中国的缘分，他有些许宿命般的情愫： 20岁第一次出国旅行去英国，途中经停两个地方，第一站就是北京，北京是原研哉踏上的第一个异国土地，后来每次到中国文化馆参观，心中会莫名悸动。他看到很多和日本文化类似但又不同的东西，当他觉得自己能理解这种文化时，又觉得好像被排斥在外。去景德镇参观，原研哉把被人丢弃的碎瓷片悉心带回日本，精心包装后受到顾客的欢迎，买来当做很有意义的东西收藏。而他觉得理所当然会受到人们珍视和欢迎的销售想法，在中国却碰了壁——参与北京大栅栏改造计划时，他看到前门开发拆除的四合院产生出大量的废弃瓦砾和砖块，这些东西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原研哉提出过将这些东西洗干净再包装好当做纪念品销售的想法，但这位设计大师和他的中国顾客没能想到一起去，这些青砖和瓦砾“在北京人眼里是‘很平常的无聊废弃物’”，原研哉说，他并不是别出心裁的第一人，柏林墙倒下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残片也被放在纪念商店里出售，“也许人们对爱的铭记方式不同”。
原研哉一直在亚欧国家间穿梭，“文化已经开始像大亚洲、大欧洲这种全局时代迈进”，即使国家间存在差异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每个国家的设计师在应对着自己国家的民俗、思维外，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普遍性的思考角度中。说到这，原研哉却又调转了头，“不过有时候，我们反而不是会过多思考的人，什么都不追求，最简单就好。”
也许他就是用最基本、纯朴的东西，敲开了一个个国家的大门。无印良品的成功原因，是原研哉最擅长却又最不擅长总结的，“我们的理念是不进行设计的设计”。当大家都谈理念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谈，当大家都对附加的东西选择困难或无法全部赞同的时候，他就干脆把这些会对选择内核产生干扰的东西去掉，“文化要做到普遍性很难，但是作为一件日常用品，全球的人都一样需要。”
虽然原研哉很难从根本上找到中日文化间的差异，但从印象上谈中国和日本的区别，原研哉却笑说自己是“馋猫”，完全可以流着口水从美食方面把文化感受和脉络理清。
香港，在原研哉眼中是散发着最正宗中国味道的地方。1989年，第一次去回归之前的香港半岛，“受英国文化影响甚微，街上的老太太盘着发髻，路上的妇女穿旗袍戴珍珠项链化着精致的妆去牌楼打牌，街上的店铺招牌不管是摆设方法还是颜色，都有很浓郁的市井热情气氛。”
久居东京，在这个位于亚洲边缘的地方，“人的欲望是被封印的”，人们不倾向张扬直接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情感，“到了香港之后我才知道，我的舌头的成人仪式是在香港实现的。”在香港，什么都好吃，“就连白粥，都能品出深层的味道”；虽然不能吃辣，火锅在他心里充满着魅力。他感叹到了中国才知道，自己的胃口有无限的潜力，而在日本，节制是深埋在灵魂里的一条井绳，稍微放纵便要扯回。食物的味道被节制，“人们愿意把味觉探到更深入的食物本真中，审美被节制，在简单宁静的环境中感受宇宙万物，而在中国，欲望是被供养的”，原研哉说，“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喜欢香港，喧嚣活力让人轻松。”
Grace：近几年有你的个展统计，在中国的数量远远高于日本，为什么喜欢在中国办展览？
“这是我希望的。在东京大家都知道我了，没什么意义。我更喜欢中国的年轻人来看，希望可以给他们留下印象，向年轻人发出我的信息。中国对设计对艺术好奇的年轻人太多了，他们会津津有味地来了解一些全新的事物。我们已经迎来了亚洲的时代，如何在世界的文脉中创造出亚洲的设计文化，也是我面临的新课题。”
Grace：有人评价日本设计师关注的东西过于琐碎，总在细节上改良生活，而欧美却能用设计理念来推广一种新产业的革命。你怎么看？
“日本已经过了高速经济发展的阶段，进入了经济成熟阶段，如何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要做的也不再是做出什么新的东西，而是要创造出一些价值。产业发展的形态也是一个问题，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生产出形式繁多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就可以了，日本到了必须要考虑如何创造出颠覆式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的时候了。”
Grace：您所强调的“空”概念也许在将来的设计史编纂时仍会被归为欧美的极简流派，你会伤心吗？
“不知道未来的人会怎么写，但我提倡的‘空’的概念，并非要与西方的极简的理念融合或诀别。我的是empty，他们的是simple，不一样，我想以后的设计史会对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有明确的划分，西方记者问我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已经把这两个概念分清了。”
小标：真实生活：我也想穿粉红色
原研哉在中国的故事里，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事情的认真和执着。中国著名平面设计师兼策展人朱锷笑说，和原研哉一起坐飞机是消停不下来的，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他会观察个遍，说说人和椅背的距离、灯的亮度，开饭了把盘子和刀叉说一通，喝水时又研究纸杯。“原研哉永远在说，如果他来做这个事会做成什么样，他是一个完全活在设计里面的人。”
因为这些故事和工作中的认真，原研哉被认为是一个批判性的设计师。说到这个，他脸上露出孩子一样委屈的神情，“其实我不是在抱怨，我是对世界满溢着爱。”原研哉说，用批判这个词，力度有点大了，他一直只是个很乖巧地表达自己观点的人，不会过分也不会激烈，甚至“我的态度可以忽略掉，我是无害的。” “很多人都会误解一个工作中认真的人，觉得他在生活中也会是个连家人都会害怕的家伙，大家都会对只有一张面孔的人好奇，想知道他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虽然设计喜欢用白色，穿衣又常穿黑色，但当然也有单纯从直觉去审美的时候，比如看到穿着粉色裙子的小姑娘也会觉得很可爱啊！”原研哉也觉得自己该穿点粉红色了，只是时间太匆忙，从早晨起床到出门没有多余时间让他思考怎么搭配衣服，一身黑色最方便，更何况这和他的白头发看起来十分相衬。
总被人认为严谨和一丝不苟的原研哉，也懂得“差不多”的生活智慧，“马马虎虎，我也喜欢的。和别人分面包圈的时候，不会去拿个刀子一丝不苟地去分成百分之五十，很过分的，特别是和夫人的相处上”。每次提到夫人，原研哉脸上都会洋溢出一种“无奈又有趣”的幸福感，“我们从高中就认识，两个审美习惯南辕北辙的人生活一辈子，不懂‘差不多’怎么可以？”原研哉喜欢极简的世界，但和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夫人却大不相同。身为华丽的宝塚艺术狂热粉丝，喜欢曾让原研哉先生发憷的粉红色，“上天故意要让不同的人出现在你身边，其实就像放了一个挑剔的客户给你，唔，有这么一个人还挺好，两个人爱好完全一样，又不可能又可怕又无趣，所以就持着一种矛盾心态去生活吧。”这种矛盾在原研哉观察自己的时候也能发现，以前喜欢吃甜的，后来也喜欢吃辣的；既喜欢看悲伤的电影，也喜欢看能把人逗笑的喜剧，“人和生活充满着矛盾，设计和人生一样。”
Grace：情感对你来说会是工作的干扰吗？
“确实有时候要排除情感因素，如果你个人太执着于某一种东西，结果就会表现得有失偏颇。但设计师也是人嘛，会有情感的因素进来，这一点和科学家做实验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好，我也经常会发脾气的（笑）。”
Grace：家里是什么样子的，是最能充分体现你对世界看法理念的地方吗？
“现在的家我很满意，但我一直觉得‘在路上’，也会想让居住的空间越来越好，就会不断地改进，以后也许还会造一个更满意的。其实我对事物并没有那么严格，就像我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只要你找好角度，什么都是很好吃的，如果你不喜欢一个菜，那是对这个菜的理解不够。所以有人说不喜欢吃什么东西时，我觉得很失礼。”
Grace：有没有遇到过完美的空间？
“可能因为我是日本人吧，对日本环境比较敏感，我喜欢银阁寺同仁斋，这是日本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義政建造的一个书斋，是书院风格的建筑。另外，茶道的始祖千利休所创建的茶室待庵，非常简练、完美，我不会去对它做任何调整。当然这是历史建筑，你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看，我也从这些空间中得到很多灵感。”
小标：设计师的商业管理：不要被价格蛊惑
在现在的设计大师中，原研哉可以用“本分”来形容。当代设计师跨界成风，他却始终以平面设计领域为据点，耐心守护和发扬。和建筑大师隈研吾是好朋友，自己也对建筑设计感兴趣，两人常有合作，但更多的是在设计共通概念上的探讨。至于会不会像最近很受中国地产商欢迎的建筑大师扎哈那样去设计香水或者设计服装，放开去跨界，他的回答很谨慎，“全球富人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怎么让他们产生购买的想法，是当代艺术家的挑战，跨界虽然是趋势，但只有擅长机制运作的人才能够去做。”
在原研哉心里，设计人是有“懂机制”和“不懂机制”之分的，很多设计上成功的人都是前者，比如扎哈，“她知道全世界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设计”，原研哉笑着说，扎哈很擅长于宣传自己，可以用电脑三维来做出令人惊讶美轮美奂的效果图，非常擅长创造机制，“但是你们也不能上她的钩呦，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像日本找她来设计日本国立竞技馆，是很遗憾的事情，没有自信的国家。”谈到设计的时候，原研哉的民族自尊心会时不时冒出来，想着，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日本人对奢侈品的态度也让原研哉很失望。他说自己虽然设计了无印良品，但并不意味着就喜欢便宜的东西。豪华、奢侈的东西他也感兴趣，不过会更多追寻它产生的原因，“但日本大多数人不这样，不关心这些，只擅长消费。比如法国葡萄酒，花三万五万日元购买一瓶喝，这个日本人喜欢干。”他眼中的奢侈品，“不方便用、功能也不很好，性价比也不高”，是对人的欲望、思路进行了很好的观察之后的产物，“设计奢侈品就是对差异的调控，保持差异才能创造出独有的价值，这些日本人不擅长。”
好在原研哉自认为不会随便被别人创造的价值摆布，“没有太多物质方面的追求，没有很贵的表，也没有很多衣服，不追逐潮流。”身边最新潮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iphone，但全是因为懊恼才把它随身带在身边——第一次见到，原研哉就很沮丧，想着“为什么SONY做不出这样的东西？”。原研哉坚持用它，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忘掉当时的感受，“提醒自己，就是因为日本造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经济才遇到了麻烦。”
现在，原研哉拥有很多青年拥趸。曾经在上海办个展，很多浙江的大学生包车去看；在北京798的讲座，场外也有因为没票无法入场而哭泣的年轻人。在中国学生的心里，看原研哉的书和买演唱会的门票一样时髦，自以为在日本是个有点传统的人，却在中国学生心里有前卫的印象，和流行歌手有一样闪光的明星地位。而原研哉却把这些粉丝送给了设计本身，“我没有什么好看的，和前卫的明星不同。大家是喜欢我的设计，是通过我设计的活动来了解我的，如果有粉丝，也应该理解成中国爱好设计的粉丝变多了。”
Grace：在日本是普销价格的无印良品，到了中国，与同类日常用品相比，价格是偏高的，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设计理念到中国后就被架空了？
“这种现象是因为生产和流通造成的，不是故意的，我们总是追求用合理的价格来让消费者购买，我们还有和其它消费产品不一样地方，其它商品有的受欢迎就会往上调，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Grace：会刻意去保持自己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度吗？
“年轻的时候确实会，那时会自然而然就做得很好，不用刻意追求就自然在潮流中（笑），但设计师会随着从业时间久而积累很多经验，设计能够让人觉醒，也能够让人有明确的自我认知，所以不一定需要非常新颖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候，一种融汇在血液里的，对大众的‘理解’，就可以让你用很平常的手法实现效果。但作为设计师，是确实要追求新颖的感觉，并不是要让自己引人注目。”
Grace： 以日本人的生活模式及习惯为基础设计的MUJI产品在中国卖得很好，这种成功是源于文化的强势和自信吗？
“这种产品并不是‘设计了的东西’。我们的理念是不进行设计的设计，所以这不是某一个设计师设计出好的商品使全球的消费者喜欢它，而是一种理念——我们怎样用更少的资源、更少的材料，制造出这样一件东西，这种理念是全球化的。”
编辑：邵茜 翻译：王小燕（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主持人）
小标：中日文化比对：舌头的成人仪式在香港实现
原研哉常来中国，用他的话说，中国“已经不像邻国，而像是个隔壁的城市”，说起和中国的缘分，他有些许宿命般的情愫： 20岁第一次出国旅行去英国，途中经停两个地方，第一站就是北京，北京是原研哉踏上的第一个异国土地，后来每次到中国文化馆参观，心中会莫名悸动。他看到很多和日本文化类似但又不同的东西，当他觉得自己能理解这种文化时，又觉得好像被排斥在外。去景德镇参观，原研哉把被人丢弃的碎瓷片悉心带回日本，精心包装后受到顾客的欢迎，买来当做很有意义的东西收藏。而他觉得理所当然会受到人们珍视和欢迎的销售想法，在中国却碰了壁——参与北京大栅栏改造计划时，他看到前门开发拆除的四合院产生出大量的废弃瓦砾和砖块，这些东西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原研哉提出过将这些东西洗干净再包装好当做纪念品销售的想法，但这位设计大师和他的中国顾客没能想到一起去，这些青砖和瓦砾“在北京人眼里是‘很平常的无聊废弃物’”，原研哉说，他并不是别出心裁的第一人，柏林墙倒下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残片也被放在纪念商店里出售，“也许人们对爱的铭记方式不同”。
原研哉一直在亚欧国家间穿梭，“文化已经开始像大亚洲、大欧洲这种全局时代迈进”，即使国家间存在差异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每个国家的设计师在应对着自己国家的民俗、思维外，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普遍性的思考角度中。说到这，原研哉却又调转了头，“不过有时候，我们反而不是会过多思考的人，什么都不追求，最简单就好。”
也许他就是用最基本、纯朴的东西，敲开了一个个国家的大门。无印良品的成功原因，是原研哉最擅长却又最不擅长总结的，“我们的理念是不进行设计的设计”。当大家都谈理念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谈，当大家都对附加的东西选择困难或无法全部赞同的时候，他就干脆把这些会对选择内核产生干扰的东西去掉，“文化要做到普遍性很难，但是作为一件日常用品，全球的人都一样需要。”
虽然原研哉很难从根本上找到中日文化间的差异，但从印象上谈中国和日本的区别，原研哉却笑说自己是“馋猫”，完全可以流着口水从美食方面把文化感受和脉络理清。
香港，在原研哉眼中是散发着最正宗中国味道的地方。1989年，第一次去回归之前的香港半岛，“受英国文化影响甚微，街上的老太太盘着发髻，路上的妇女穿旗袍戴珍珠项链化着精致的妆去牌楼打牌，街上的店铺招牌不管是摆设方法还是颜色，都有很浓郁的市井热情气氛。”
久居东京，在这个位于亚洲边缘的地方，“人的欲望是被封印的”，人们不倾向张扬直接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情感，“到了香港之后我才知道，我的舌头的成人仪式是在香港实现的。”在香港，什么都好吃，“就连白粥，都能品出深层的味道”；虽然不能吃辣，火锅在他心里充满着魅力。他感叹到了中国才知道，自己的胃口有无限的潜力，而在日本，节制是深埋在灵魂里的一条井绳，稍微放纵便要扯回。食物的味道被节制，“人们愿意把味觉探到更深入的食物本真中，审美被节制，在简单宁静的环境中感受宇宙万物，而在中国，欲望是被供养的”，原研哉说，“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喜欢香港，喧嚣活力让人轻松。”
Grace：近几年有你的个展统计，在中国的数量远远高于日本，为什么喜欢在中国办展览？
“这是我希望的。在东京大家都知道我了，没什么意义。我更喜欢中国的年轻人来看，希望可以给他们留下印象，向年轻人发出我的信息。中国对设计对艺术好奇的年轻人太多了，他们会津津有味地来了解一些全新的事物。我们已经迎来了亚洲的时代，如何在世界的文脉中创造出亚洲的设计文化，也是我面临的新课题。”
Grace：有人评价日本设计师关注的东西过于琐碎，总在细节上改良生活，而欧美却能用设计理念来推广一种新产业的革命。你怎么看？
“日本已经过了高速经济发展的阶段，进入了经济成熟阶段，如何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要做的也不再是做出什么新的东西，而是要创造出一些价值。产业发展的形态也是一个问题，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生产出形式繁多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就可以了，日本到了必须要考虑如何创造出颠覆式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的时候了。”
Grace：您所强调的“空”概念也许在将来的设计史编纂时仍会被归为欧美的极简流派，你会伤心吗？
“不知道未来的人会怎么写，但我提倡的‘空’的概念，并非要与西方的极简的理念融合或诀别。我的是empty，他们的是simple，不一样，我想以后的设计史会对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有明确的划分，西方记者问我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已经把这两个概念分清了。”
小标：真实生活：我也想穿粉红色
原研哉在中国的故事里，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事情的认真和执着。中国著名平面设计师兼策展人朱锷笑说，和原研哉一起坐飞机是消停不下来的，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他会观察个遍，说说人和椅背的距离、灯的亮度，开饭了把盘子和刀叉说一通，喝水时又研究纸杯。“原研哉永远在说，如果他来做这个事会做成什么样，他是一个完全活在设计里面的人。”
因为这些故事和工作中的认真，原研哉被认为是一个批判性的设计师。说到这个，他脸上露出孩子一样委屈的神情，“其实我不是在抱怨，我是对世界满溢着爱。”原研哉说，用批判这个词，力度有点大了，他一直只是个很乖巧地表达自己观点的人，不会过分也不会激烈，甚至“我的态度可以忽略掉，我是无害的。” “很多人都会误解一个工作中认真的人，觉得他在生活中也会是个连家人都会害怕的家伙，大家都会对只有一张面孔的人好奇，想知道他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虽然设计喜欢用白色，穿衣又常穿黑色，但当然也有单纯从直觉去审美的时候，比如看到穿着粉色裙子的小姑娘也会觉得很可爱啊！”原研哉也觉得自己该穿点粉红色了，只是时间太匆忙，从早晨起床到出门没有多余时间让他思考怎么搭配衣服，一身黑色最方便，更何况这和他的白头发看起来十分相衬。
总被人认为严谨和一丝不苟的原研哉，也懂得“差不多”的生活智慧，“马马虎虎，我也喜欢的。和别人分面包圈的时候，不会去拿个刀子一丝不苟地去分成百分之五十，很过分的，特别是和夫人的相处上”。每次提到夫人，原研哉脸上都会洋溢出一种“无奈又有趣”的幸福感，“我们从高中就认识，两个审美习惯南辕北辙的人生活一辈子，不懂‘差不多’怎么可以？”原研哉喜欢极简的世界，但和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夫人却大不相同。身为华丽的宝塚艺术狂热粉丝，喜欢曾让原研哉先生发憷的粉红色，“上天故意要让不同的人出现在你身边，其实就像放了一个挑剔的客户给你，唔，有这么一个人还挺好，两个人爱好完全一样，又不可能又可怕又无趣，所以就持着一种矛盾心态去生活吧。”这种矛盾在原研哉观察自己的时候也能发现，以前喜欢吃甜的，后来也喜欢吃辣的；既喜欢看悲伤的电影，也喜欢看能把人逗笑的喜剧，“人和生活充满着矛盾，设计和人生一样。”
Grace：情感对你来说会是工作的干扰吗？
“确实有时候要排除情感因素，如果你个人太执着于某一种东西，结果就会表现得有失偏颇。但设计师也是人嘛，会有情感的因素进来，这一点和科学家做实验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好，我也经常会发脾气的（笑）。”
Grace：家里是什么样子的，是最能充分体现你对世界看法理念的地方吗？
“现在的家我很满意，但我一直觉得‘在路上’，也会想让居住的空间越来越好，就会不断地改进，以后也许还会造一个更满意的。其实我对事物并没有那么严格，就像我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只要你找好角度，什么都是很好吃的，如果你不喜欢一个菜，那是对这个菜的理解不够。所以有人说不喜欢吃什么东西时，我觉得很失礼。”
Grace：有没有遇到过完美的空间？
“可能因为我是日本人吧，对日本环境比较敏感，我喜欢银阁寺同仁斋，这是日本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義政建造的一个书斋，是书院风格的建筑。另外，茶道的始祖千利休所创建的茶室待庵，非常简练、完美，我不会去对它做任何调整。当然这是历史建筑，你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看，我也从这些空间中得到很多灵感。”
小标：设计师的商业管理：不要被价格蛊惑
在现在的设计大师中，原研哉可以用“本分”来形容。当代设计师跨界成风，他却始终以平面设计领域为据点，耐心守护和发扬。和建筑大师隈研吾是好朋友，自己也对建筑设计感兴趣，两人常有合作，但更多的是在设计共通概念上的探讨。至于会不会像最近很受中国地产商欢迎的建筑大师扎哈那样去设计香水或者设计服装，放开去跨界，他的回答很谨慎，“全球富人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怎么让他们产生购买的想法，是当代艺术家的挑战，跨界虽然是趋势，但只有擅长机制运作的人才能够去做。”
在原研哉心里，设计人是有“懂机制”和“不懂机制”之分的，很多设计上成功的人都是前者，比如扎哈，“她知道全世界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设计”，原研哉笑着说，扎哈很擅长于宣传自己，可以用电脑三维来做出令人惊讶美轮美奂的效果图，非常擅长创造机制，“但是你们也不能上她的钩呦，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像日本找她来设计日本国立竞技馆，是很遗憾的事情，没有自信的国家。”谈到设计的时候，原研哉的民族自尊心会时不时冒出来，想着，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日本人对奢侈品的态度也让原研哉很失望。他说自己虽然设计了无印良品，但并不意味着就喜欢便宜的东西。豪华、奢侈的东西他也感兴趣，不过会更多追寻它产生的原因，“但日本大多数人不这样，不关心这些，只擅长消费。比如法国葡萄酒，花三万五万日元购买一瓶喝，这个日本人喜欢干。”他眼中的奢侈品，“不方便用、功能也不很好，性价比也不高”，是对人的欲望、思路进行了很好的观察之后的产物，“设计奢侈品就是对差异的调控，保持差异才能创造出独有的价值，这些日本人不擅长。”
好在原研哉自认为不会随便被别人创造的价值摆布，“没有太多物质方面的追求，没有很贵的表，也没有很多衣服，不追逐潮流。”身边最新潮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iphone，但全是因为懊恼才把它随身带在身边——第一次见到，原研哉就很沮丧，想着“为什么SONY做不出这样的东西？”。原研哉坚持用它，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忘掉当时的感受，“提醒自己，就是因为日本造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经济才遇到了麻烦。”
现在，原研哉拥有很多青年拥趸。曾经在上海办个展，很多浙江的大学生包车去看；在北京798的讲座，场外也有因为没票无法入场而哭泣的年轻人。在中国学生的心里，看原研哉的书和买演唱会的门票一样时髦，自以为在日本是个有点传统的人，却在中国学生心里有前卫的印象，和流行歌手有一样闪光的明星地位。而原研哉却把这些粉丝送给了设计本身，“我没有什么好看的，和前卫的明星不同。大家是喜欢我的设计，是通过我设计的活动来了解我的，如果有粉丝，也应该理解成中国爱好设计的粉丝变多了。”
Grace：在日本是普销价格的无印良品，到了中国，与同类日常用品相比，价格是偏高的，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设计理念到中国后就被架空了？
“这种现象是因为生产和流通造成的，不是故意的，我们总是追求用合理的价格来让消费者购买，我们还有和其它消费产品不一样地方，其它商品有的受欢迎就会往上调，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Grace：会刻意去保持自己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度吗？
“年轻的时候确实会，那时会自然而然就做得很好，不用刻意追求就自然在潮流中（笑），但设计师会随着从业时间久而积累很多经验，设计能够让人觉醒，也能够让人有明确的自我认知，所以不一定需要非常新颖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候，一种融汇在血液里的，对大众的‘理解’，就可以让你用很平常的手法实现效果。但作为设计师，是确实要追求新颖的感觉，并不是要让自己引人注目。”
Grace： 以日本人的生活模式及习惯为基础设计的MUJI产品在中国卖得很好，这种成功是源于文化的强势和自信吗？
“这种产品并不是‘设计了的东西’。我们的理念是不进行设计的设计，所以这不是某一个设计师设计出好的商品使全球的消费者喜欢它，而是一种理念——我们怎样用更少的资源、更少的材料，制造出这样一件东西，这种理念是全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