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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无法想象，十四岁之前，也就是我的整个童年，没有读过一本书——当然，除了课本。
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段比我写作史还更漫长的时间，我不读书，在干吗呢？一个没有任何“幼功”的人，在他十六岁的年纪，忽然摊开纸和笔，决定要写作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更是匪夷所思。
十四岁之前，我的履历是荒蛮的，尚待考证，类似于人类史前时代，赤身在山林里瞎跑，不知东方既白。是读书与写作开启了我的个人文明史。而照亮我的第一本书，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2004年，我在老家县城读高一，有次去外面瞎逛，偶然在一个地摊上看到这本书，顺手买了回来。一同买下的还有一本韩寒文集，两本书都是盗版的，封面及装帧相似，却给我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一个极端世故，一个极端叛逆。我记得有一次上数学课，我躲在后排偷偷地读《文化苦旅》，后被班主任发现，给收缴了去。几天后，我偷偷跑到老师办公室，拿韩寒的书去掉包了。这说明在那个价值观尚未健全的年纪，还是稳重的文体风格给我的信任感要大一些——此前我一直认为写《文化苦旅》的是一位睿智的老者，多年后才知道是误读，余秋雨写此书的年纪，还不到半百。
调包的事，后来当然被班主任发现，他却不说破，有意放我一马，像是一种成全。我最初喜欢上散文，便与此相关。它没有门槛，容易进入，尤其对我这种没有任何“幼功”的人。后來常有人说我的文章老成，影响其实也来源于此。我很想说，其实那都是装的。缺什么，装什么，本质上我还是一个愣头青。我此后漫长的写作都为此所累，它像一种病菌，在我体内深深扎根，并且被我的自卑和怯懦越养越肥。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意识到现在到了非摆脱它不可的地步了。
书和风霜一样，会给人形成“致命”的感染。那年，书把我赶上了一条绝对陌生而又无比广阔的道路——写作。
2006年春天，我买来一个蓝皮笔记本，在赣南一间阴沉的教室里坐下来，开始练习写作。那时，写作是我抗议的方式——我为什么要在别人发明的方程式里运算数字法则？我为什么要在习惯了平上去入的口腔里塞满另类的异域语法？我为什么要与千万人共挤一条独木舟……如果仅有这些疑问，还不足以使我彻底从中学课本里叛逃。我需要一个相对理想的媒介，或者说，借口。抗议，带来发声，而发声需要借助语言。这种语言，绝不是老师们在讲台上反复使用的那种。后来，我在几本民国作家的书上找到了那种语言。那种铜锈一般的汉语为我制造了一条幽深的甬道，它把我带出了铺满课本与款款朗读声的教室，带我通往了一片虚拟的桃花源。
那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年代，我在那里看见了秦淮河的月色、潭柘寺的瓦楞、绍兴的乌篷船，看见沈从文穿着灰色旧布衫拖着清癯疲惫的影子在北平城一个胡同口落寞地喝一碗豆汁，看见丰子恺在上海发往东京的一艘旧客轮上比画着手指教一位日本青年如何嗑瓜子……在那些书里，一个少年开始真正对使用了十多年的母语产生兴趣，准确地说，是纸上的汉语，那些布满了机关的汉字，它们使坐在2006年南康中学教室里的我倏忽间感染了另一个时代的风寒。
我的种种异于常人的表现很快引起了班主任的警觉。他给我放了一个礼拜假，叫父母把我领回家，让我在家好好反思，权衡高考与写作之间的轻重缓急。
那次回家，我打包了一批书装进书包里，它们分别是《萧红散文集》《贾平凹小说选》《莲花》《郁达夫散文》《张爱玲散文》等消磨我一类激情又补充我另一类激情的书。那个周末回到家中，极度看重我学习的爷爷对此并不知情，他已病榻久卧，深居简出，父亲知道不能告诉他实情，便以我是病假回家休养来搪塞爷爷的询问。之后家里人挨个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们用那一套早已陈旧的方式为我洗脑，但我脑中除了写作这件急不可待的大事已经容不下别的。我的内心是一颗发芽的种子，它有它的想法。
三天后我重归了课堂。我收敛了很多，我将蓝皮笔记本藏了起来，我必须在确定了用余光探视不到班主任眼镜上那束锋利的寒光时，才敢将一本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抽出来大肆地啃读。我心无旁骛，又胆战心惊，像过街老鼠，惧怕着他的突然出现。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更不知道他恰好出现的那一刻，我是不是一个刚好在凝神听讲的好学生。
高考前的一个早晨，他在朗读声林立的教室里穿行。一间教室万马齐喑的朗诵沸度是一点点被点燃的，一声蛙叫带动一片，或长或短的英文单词蜂蝶般在窄闷的空间里横行乱撞。我无法做到让我的僵硬的舌头和牙齿咬准那些冗长怪僻的英文字音，我读起了散文，读着当时我认为的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他走了过来，他在琅琅书声中还是分别出了一类杂音，他从我身后出现，一把拽走我手里的书，他只冷冷地说了一句话：“下次考试分数达到500分，书就还你。”
我不记得高考前最后一次考试得了多少分，只知道，我顺利地从他手中拿回了我的书，在走廊上，在晨光的照射中，在书声琅琅的背景下，我第一次在他锋利的镜片下发现那一份潜藏的柔软。他说，先学一门实际的技术养活你自己，再去写作吧。我不吭声，不以极端的语言反驳，我只是看着他，听他把话说完，虽然我用日后的实践证明了他这番话对一个志于写作的人是一种极大的误导。我甚至应该庆幸，在他锋利的镜片下，我把写作当地下活动秘密进行着，它削弱着我青春无忌的锋芒，使我在写作之外，加紧弥补着各门课程的漏洞，并最终以一个危险的分数如愿进入了某所大学的中文系。
多年后，我应该感谢2004年在县城书摊上的那次偶遇，因为它不仅让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也开启了我的个人文明史——笔就是我的无花果叶，羞耻感随之而来，写作既是文明，也是遮羞。
作家小档案
谢宝光，1990年生，江西南康人。2011年毕业于南昌大学共青学院。中国作协会员。在《散文》《青年文学》《美文》《散文选刊》等处发表作品30余万字，散文收入《2016年中国精短散文》《江苏省初中语文课外阅读》等20余个选本。曾获第四届井冈山文学奖新锐奖。出版散文集《捡影子的人》。现居杭州，供职于《交通旅游导报》。《星火》杂志特约编辑。
寄语：我们要看见以及效仿的不能仅是被时间筛选出的部分，还有那些星辰周围的黑暗与虚无。只有被虚无指引的人，他的文字才具备洗练而超拔的魂魄。
推荐的书：
费尔南多·佩索阿《不安之书》
推荐语：佩索阿是一个谜。他的文学生命比卡夫卡更富有传奇性，死后半个世纪，著作才被发掘出版，并被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如卡夫卡一样，越是不期待被阅读到，越是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灵魂面貌。
罗扎诺夫《隐居及其他》
推荐语：罗扎诺夫是一个怪人。让人想到中国的李贽与辜鸿铭。说怪，却又并非显得多么离经叛道。看似狡黠另类的语词背后，其实闪烁着深沉自省的精神之光。那些碎片化的文字有着手术刀般的锋刃，肢解着世间惯常的价值思维。这个文本小巧、独特，它们诞生于“任何地方”，有的类似警句，却比警句更有“人情味”。它让人穿越百年时空，触摸到一个俄罗斯人思想的呼吸与心脏跳动的频率。
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段比我写作史还更漫长的时间，我不读书，在干吗呢？一个没有任何“幼功”的人，在他十六岁的年纪，忽然摊开纸和笔，决定要写作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更是匪夷所思。
十四岁之前，我的履历是荒蛮的，尚待考证，类似于人类史前时代，赤身在山林里瞎跑，不知东方既白。是读书与写作开启了我的个人文明史。而照亮我的第一本书，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2004年，我在老家县城读高一，有次去外面瞎逛，偶然在一个地摊上看到这本书，顺手买了回来。一同买下的还有一本韩寒文集，两本书都是盗版的，封面及装帧相似，却给我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一个极端世故，一个极端叛逆。我记得有一次上数学课，我躲在后排偷偷地读《文化苦旅》，后被班主任发现，给收缴了去。几天后，我偷偷跑到老师办公室，拿韩寒的书去掉包了。这说明在那个价值观尚未健全的年纪，还是稳重的文体风格给我的信任感要大一些——此前我一直认为写《文化苦旅》的是一位睿智的老者，多年后才知道是误读，余秋雨写此书的年纪，还不到半百。
调包的事，后来当然被班主任发现，他却不说破，有意放我一马，像是一种成全。我最初喜欢上散文，便与此相关。它没有门槛，容易进入，尤其对我这种没有任何“幼功”的人。后來常有人说我的文章老成，影响其实也来源于此。我很想说，其实那都是装的。缺什么，装什么，本质上我还是一个愣头青。我此后漫长的写作都为此所累，它像一种病菌，在我体内深深扎根，并且被我的自卑和怯懦越养越肥。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意识到现在到了非摆脱它不可的地步了。
书和风霜一样，会给人形成“致命”的感染。那年，书把我赶上了一条绝对陌生而又无比广阔的道路——写作。
2006年春天，我买来一个蓝皮笔记本，在赣南一间阴沉的教室里坐下来，开始练习写作。那时，写作是我抗议的方式——我为什么要在别人发明的方程式里运算数字法则？我为什么要在习惯了平上去入的口腔里塞满另类的异域语法？我为什么要与千万人共挤一条独木舟……如果仅有这些疑问，还不足以使我彻底从中学课本里叛逃。我需要一个相对理想的媒介，或者说，借口。抗议，带来发声，而发声需要借助语言。这种语言，绝不是老师们在讲台上反复使用的那种。后来，我在几本民国作家的书上找到了那种语言。那种铜锈一般的汉语为我制造了一条幽深的甬道，它把我带出了铺满课本与款款朗读声的教室，带我通往了一片虚拟的桃花源。
那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年代，我在那里看见了秦淮河的月色、潭柘寺的瓦楞、绍兴的乌篷船，看见沈从文穿着灰色旧布衫拖着清癯疲惫的影子在北平城一个胡同口落寞地喝一碗豆汁，看见丰子恺在上海发往东京的一艘旧客轮上比画着手指教一位日本青年如何嗑瓜子……在那些书里，一个少年开始真正对使用了十多年的母语产生兴趣，准确地说，是纸上的汉语，那些布满了机关的汉字，它们使坐在2006年南康中学教室里的我倏忽间感染了另一个时代的风寒。
我的种种异于常人的表现很快引起了班主任的警觉。他给我放了一个礼拜假，叫父母把我领回家，让我在家好好反思，权衡高考与写作之间的轻重缓急。
那次回家，我打包了一批书装进书包里，它们分别是《萧红散文集》《贾平凹小说选》《莲花》《郁达夫散文》《张爱玲散文》等消磨我一类激情又补充我另一类激情的书。那个周末回到家中，极度看重我学习的爷爷对此并不知情，他已病榻久卧，深居简出，父亲知道不能告诉他实情，便以我是病假回家休养来搪塞爷爷的询问。之后家里人挨个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们用那一套早已陈旧的方式为我洗脑，但我脑中除了写作这件急不可待的大事已经容不下别的。我的内心是一颗发芽的种子，它有它的想法。
三天后我重归了课堂。我收敛了很多，我将蓝皮笔记本藏了起来，我必须在确定了用余光探视不到班主任眼镜上那束锋利的寒光时，才敢将一本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抽出来大肆地啃读。我心无旁骛，又胆战心惊，像过街老鼠，惧怕着他的突然出现。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更不知道他恰好出现的那一刻，我是不是一个刚好在凝神听讲的好学生。
高考前的一个早晨，他在朗读声林立的教室里穿行。一间教室万马齐喑的朗诵沸度是一点点被点燃的，一声蛙叫带动一片，或长或短的英文单词蜂蝶般在窄闷的空间里横行乱撞。我无法做到让我的僵硬的舌头和牙齿咬准那些冗长怪僻的英文字音，我读起了散文，读着当时我认为的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他走了过来，他在琅琅书声中还是分别出了一类杂音，他从我身后出现，一把拽走我手里的书，他只冷冷地说了一句话：“下次考试分数达到500分，书就还你。”
我不记得高考前最后一次考试得了多少分，只知道，我顺利地从他手中拿回了我的书，在走廊上，在晨光的照射中，在书声琅琅的背景下，我第一次在他锋利的镜片下发现那一份潜藏的柔软。他说，先学一门实际的技术养活你自己，再去写作吧。我不吭声，不以极端的语言反驳，我只是看着他，听他把话说完，虽然我用日后的实践证明了他这番话对一个志于写作的人是一种极大的误导。我甚至应该庆幸，在他锋利的镜片下，我把写作当地下活动秘密进行着，它削弱着我青春无忌的锋芒，使我在写作之外，加紧弥补着各门课程的漏洞，并最终以一个危险的分数如愿进入了某所大学的中文系。
多年后，我应该感谢2004年在县城书摊上的那次偶遇，因为它不仅让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也开启了我的个人文明史——笔就是我的无花果叶，羞耻感随之而来，写作既是文明，也是遮羞。
作家小档案
谢宝光，1990年生，江西南康人。2011年毕业于南昌大学共青学院。中国作协会员。在《散文》《青年文学》《美文》《散文选刊》等处发表作品30余万字，散文收入《2016年中国精短散文》《江苏省初中语文课外阅读》等20余个选本。曾获第四届井冈山文学奖新锐奖。出版散文集《捡影子的人》。现居杭州，供职于《交通旅游导报》。《星火》杂志特约编辑。
寄语：我们要看见以及效仿的不能仅是被时间筛选出的部分，还有那些星辰周围的黑暗与虚无。只有被虚无指引的人，他的文字才具备洗练而超拔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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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扎诺夫《隐居及其他》
推荐语：罗扎诺夫是一个怪人。让人想到中国的李贽与辜鸿铭。说怪，却又并非显得多么离经叛道。看似狡黠另类的语词背后，其实闪烁着深沉自省的精神之光。那些碎片化的文字有着手术刀般的锋刃，肢解着世间惯常的价值思维。这个文本小巧、独特，它们诞生于“任何地方”，有的类似警句，却比警句更有“人情味”。它让人穿越百年时空，触摸到一个俄罗斯人思想的呼吸与心脏跳动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