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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什么主义、确立什么信仰，这是20世纪初中国有识之士探索人生道路、寻求国家出路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五四运动前后，北京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阵地，既是全国进步青年心向往之的地方，更是许多人理想信仰和革命初心确立的地方。毛泽东就是其中的典型。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曾两次来京，在北京大学、长辛店、豆腐池胡同、三眼井胡同、福佑寺、陶然亭、湖南会馆等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在北京，他不仅组织了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更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潮，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有了密切交往，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
必须去求世界的学问
在豆腐池胡同，有一处不起眼的小院，外墙上嵌着“杨昌济故居”的标志牌。
时光倒转，光影闪现，标志牌化为了大门上“板仓杨寓”的铜牌。1918年8月19日，在声声蝉鸣中，一个瘦高的身影站在小院门外，轻轻叩门。这便是青年毛泽东。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
“板仓杨寓”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家。1918年6月，杨昌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从湖南迁往北京。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受杨昌济之邀来京，和蔡和森在“板仓杨寓”暂住了下来。
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
1918年4月，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人在湖南长沙发起创立了新民学会。学会成立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进行了“新村生活”试验。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新村生活”计划难以实现。
道路何在？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话说，是必须去求世界的学问，从中加以研究、抉择。正当此时，毛泽东接到杨昌济从北京的来信。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创建的“华法教育会”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十分赞赏。
随后，毛泽东率领20多名湖南青年来京，组织他们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同蔡和森等人日夜奔波，制订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计划，设法开办留法预备班，安排第二批湖南青年30多人进保定留法预备班等等，并想尽办法筹措出国留学经费，还曾两次到长辛店看望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湖南学生。
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
毛泽东刚来北京时，生计成了大问题。1918年10月，经杨昌济介绍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一份“书记”的差事，负责整理图书馆第二阅览室15种中外文报纸以及登记阅览者姓名，月薪8块大洋。
别看职位不高，这份工作却给青年毛泽东打开一扇大门。北京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思想汇聚，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
在北京大学期间，青年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还见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时期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
毛泽东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因此结识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广泛接触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还曾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
更为重要的是，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最直接地受到了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的影响。毛泽东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还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这些都使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引导他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创办“平民通讯社”
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势危重，毛泽东离开了使他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北京。
不过，仅仅9个月后，毛泽东就第二次来到北京。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
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3月任湖南都督兼省长，蛮横残暴，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1919年12月初，湖南各界举行的焚烧日货行动又被张敬尧武力驱散。毛泽东等人决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同时组织驱张代表团赴各地请愿。毛泽东亲自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
为公开揭露张敬尧的恶行，传播驱张消息，争取全国舆论支持，毛泽东创办了“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平民通讯社自1919年12月22日起，每日印发驱张新闻、稿件150余份，并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北京、上海和汉口多家报社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强大舆论压力。 同时，毛泽东还积极联络在京的湖南学生和知名人士开展一系列驱张斗争。1919年12月28日，代表团在位于今西城区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召开湖南旅京各界驱张大会。1920年1月28日，毛泽东带领请愿团全体成员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北洋政府总统府门前请愿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期间，先后共请愿7次。
在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湘军的进攻之下，张敬尧于1920年6月被迫撤出湖南。
驱张运动过程中，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其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目。
三本书铭刻在心中
毛泽东第二次在京停留了大概4个月的时间。面对当时社会上各种新思潮、新理论，青年毛泽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绝不轻易作出判断。他在1920年3月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与此同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虽未参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但这一时期毛泽东与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交往甚密，经常研究讨论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充分利用研究會广泛搜集进步书刊的便利，阅读了当时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此，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可以说，这段在北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生经历，是毛泽东个人思想认识实现飞跃的一个重要节点。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