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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愈的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散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无论是论说、记叙、抒情，都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本文着重分析韩愈散文的抒情性特征，通过其对散文抒情手法的继承和发扬，结合时代背景、个人理想和情怀，对其散文的抒情性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对唐代散文革新的贡献与影响。
关键词：韩愈；散文；抒情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01
韩愈是唐代卓越的散文家，宋代苏轼推崇他“文起八代之衰”；曾巩《杂诗》则云：“韩公缀文辞，笔力天乃授，并驱六经中，独立千载后。”韩愈散文的文道结合、语言丰富、艺术技巧高超等备受世人关注，然而韩愈散文的直率大胆，富有真情实感和鲜明的抒情性，也是造就韩愈散文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韩愈散文对抒情手法的借鉴与发扬
抒情散文萌芽于先秦，在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蕴藏着作者充沛的情感，《庄子》中的许多篇章都可被看作是较成熟的哲理抒情散文。汉代的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如《史记》《过秦论》等，所用的表现方法主要是议论和叙述。“到辞赋体文学兴起，才发展了描写和抒情的技巧，但两汉以下的辞赋却走上了“雕虫篆刻”的道路，因而被韩愈以前提倡“古文”的许多人所鄙弃。韩愈则注意继承、发展前人包括辞赋作家使用描写、抒情方法的成就，特别是唐代传奇文学和诗歌发达，古文家中许多人善写传奇和诗歌，韩愈把它们的写作方法用于“古文”，更加提高了散文描写和抒情的水平。”[1]
韩愈的散文中有议论叙述，更有率真大胆的抒情之作，这类作品往往因为饱含真情实感，写起来形象生动，气势充沛，非常容易感染读者。如悼念亲友的祭文《祭十二郎文》；给好友写的书信文《与孟东野书》；为“文以明道”而作的论说文《师说》《答李翊书》；还有为人才发“不平”之声的论说文《杂说》（其四）等，这些文章体裁多样，写人写事都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对抒情手法运用自如，增强了散文的表现力。
二、韩愈散文的抒情性特色
（一）为明道而抒情
唐代古文运动，是一次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文学革新运动，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任，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是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然而作者的“明道”并非直白生硬的陈述，他以强烈的自信与信仰感染读者，把真诚的感情注入到文章中去，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使文章达到“文以明道”的目的。
如《与冯宿论文书》与《答李翊书》这两篇文章，同样是“论文”，以宣扬“古文”为主题，作者在文章中积极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从“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岂不谓然乎”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文以明道”的坚持与实践，感受到作者的真诚与热情。
（二）为理想而抒情
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说：“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边……”[2]这段话表明了韩愈的理想，他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他虽然提倡“复古”和儒家道统，但绝不只埋头于书堆，他的文章能真实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为自己或他人发出“不平”的声音。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结合自己不得志的感受，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理论，全文由物及人，由人及天，再由天及于人言，浩浩荡荡地用了四十个“鸣”字，充分表现出对友人孟郊的慰藉与支持。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进一步阐发了这一理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讙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3]韩愈意识到，只有这种具有真情实感的不平之鸣，才能成为那个时代优秀文学的代表。作者对于这种现象是感同身受的，因此能够写出抒情特色鲜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
（三）为抒情而抒情
韩愈散文除了论说文、记叙文还包括抒情文，抒情文多见于祭文、赠序、书信之中，如《祭十二郎文》等，作者在文章中寄予了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或怀念亲友，或给予友人后生鼓励和祝福，或向知己倾诉情怀，无一不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祭十二郎文》曾被后人誉为“千古绝调”，孙昌武先生也说“这篇文章抒写悲情兼有喷薄雄肆和哀婉深沉的特点，文字如强抑悲痛，脱口而出，未加修饰，实则精心结撰，是真情流出的至文” [4]。作者在文中回忆与十二郎生前的深厚情谊，全篇几乎字字句句都在写情，即使是纯粹叙事的语句，也无不渗透着无限深情，使人读之不禁为之动容，发自肺腑的真挚情感正是这篇祭文的魅力所在。
三、小结
韩愈的散文是唐代散文革新的鲜明标志，他的散文在古代散文的基础上，吸取新的语言成分，形成一种宜于说理、抒情、叙事的新散文，而成为中古以来最流行最实用的文体。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5]古往今来，韩愈的散文都被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不仅与他“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古文理论息息相关，更与他革新文体、语言创新、丰富表现手法包括描写和抒情息息相关，其散文的抒情性特色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正是韩愈等人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为抒情散文的发展做出了有力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孙昌武：《论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02期。
[2][3][5]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孙昌武：《韩愈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韩愈；散文；抒情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01
韩愈是唐代卓越的散文家，宋代苏轼推崇他“文起八代之衰”；曾巩《杂诗》则云：“韩公缀文辞，笔力天乃授，并驱六经中，独立千载后。”韩愈散文的文道结合、语言丰富、艺术技巧高超等备受世人关注，然而韩愈散文的直率大胆，富有真情实感和鲜明的抒情性，也是造就韩愈散文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韩愈散文对抒情手法的借鉴与发扬
抒情散文萌芽于先秦，在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蕴藏着作者充沛的情感，《庄子》中的许多篇章都可被看作是较成熟的哲理抒情散文。汉代的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如《史记》《过秦论》等，所用的表现方法主要是议论和叙述。“到辞赋体文学兴起，才发展了描写和抒情的技巧，但两汉以下的辞赋却走上了“雕虫篆刻”的道路，因而被韩愈以前提倡“古文”的许多人所鄙弃。韩愈则注意继承、发展前人包括辞赋作家使用描写、抒情方法的成就，特别是唐代传奇文学和诗歌发达，古文家中许多人善写传奇和诗歌，韩愈把它们的写作方法用于“古文”，更加提高了散文描写和抒情的水平。”[1]
韩愈的散文中有议论叙述，更有率真大胆的抒情之作，这类作品往往因为饱含真情实感，写起来形象生动，气势充沛，非常容易感染读者。如悼念亲友的祭文《祭十二郎文》；给好友写的书信文《与孟东野书》；为“文以明道”而作的论说文《师说》《答李翊书》；还有为人才发“不平”之声的论说文《杂说》（其四）等，这些文章体裁多样，写人写事都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对抒情手法运用自如，增强了散文的表现力。
二、韩愈散文的抒情性特色
（一）为明道而抒情
唐代古文运动，是一次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文学革新运动，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任，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是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然而作者的“明道”并非直白生硬的陈述，他以强烈的自信与信仰感染读者，把真诚的感情注入到文章中去，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使文章达到“文以明道”的目的。
如《与冯宿论文书》与《答李翊书》这两篇文章，同样是“论文”，以宣扬“古文”为主题，作者在文章中积极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从“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岂不谓然乎”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文以明道”的坚持与实践，感受到作者的真诚与热情。
（二）为理想而抒情
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说：“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边……”[2]这段话表明了韩愈的理想，他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他虽然提倡“复古”和儒家道统，但绝不只埋头于书堆，他的文章能真实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为自己或他人发出“不平”的声音。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结合自己不得志的感受，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理论，全文由物及人，由人及天，再由天及于人言，浩浩荡荡地用了四十个“鸣”字，充分表现出对友人孟郊的慰藉与支持。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进一步阐发了这一理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讙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3]韩愈意识到，只有这种具有真情实感的不平之鸣，才能成为那个时代优秀文学的代表。作者对于这种现象是感同身受的，因此能够写出抒情特色鲜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
（三）为抒情而抒情
韩愈散文除了论说文、记叙文还包括抒情文，抒情文多见于祭文、赠序、书信之中，如《祭十二郎文》等，作者在文章中寄予了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或怀念亲友，或给予友人后生鼓励和祝福，或向知己倾诉情怀，无一不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祭十二郎文》曾被后人誉为“千古绝调”，孙昌武先生也说“这篇文章抒写悲情兼有喷薄雄肆和哀婉深沉的特点，文字如强抑悲痛，脱口而出，未加修饰，实则精心结撰，是真情流出的至文” [4]。作者在文中回忆与十二郎生前的深厚情谊，全篇几乎字字句句都在写情，即使是纯粹叙事的语句，也无不渗透着无限深情，使人读之不禁为之动容，发自肺腑的真挚情感正是这篇祭文的魅力所在。
三、小结
韩愈的散文是唐代散文革新的鲜明标志，他的散文在古代散文的基础上，吸取新的语言成分，形成一种宜于说理、抒情、叙事的新散文，而成为中古以来最流行最实用的文体。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5]古往今来，韩愈的散文都被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不仅与他“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古文理论息息相关，更与他革新文体、语言创新、丰富表现手法包括描写和抒情息息相关，其散文的抒情性特色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正是韩愈等人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为抒情散文的发展做出了有力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孙昌武：《论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02期。
[2][3][5]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孙昌武：《韩愈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