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2010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系列创造出40万的销量后，人们似乎终于看到了科幻小说久违的繁荣。于是从2012年开始，图书界开始了一场豪赌，一大批科幻小说进入了读者的视野。然而，科幻小说的春天真的到来了吗?
中国科幻没有黄金时期
中国的科幻小说出现得很早，一般学界认为，中国第一部原创的科幻小说是《月球殖民地小说》，作者是荒江钓叟，时间是1904年。从那时算起到今天，中国的科幻小说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期间虽然有过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叶永烈的儿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钱莉芳的《天命》、刘慈欣的《三体》等一批优秀的作品问世，但科幻小说在中国始终没有摆脱“小众”的地位，也没有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
反观科幻作品在国外，却风靡了二百多年，直到今天此风不息，在电影、动漫、3D等技术的推动下，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在美国和欧洲的虚构类小说中，技术惊险科幻占据几乎25％的市场。美国最有名的《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每一期都必定有科幻内容的小说。
当前中国的科幻小说销量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对比1999年的数据(当年出版的科幻图书只有264种，其中绝大多数是翻译的欧美科幻作品)，在排除了翻译的国外作品外，目前中国本土科幻作品的品种及销量应该少得可怜。
“中国科幻没有黄金时期”这是一个事实，“中国科幻未来还有没有黄金时期”这是一个疑问。对“事实”需要客观地加以说明，对“问题”需要冷静地加以研究，这是每一个科幻爱好者都要思考的。
科幻与读者
尽管“科幻小说”的定义一直在争议中，但有一点还是明确的：科幻小说的基础是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离开了科学也就称不上“科幻小说”。那么科学的精髓是什么呢?一定是“精确”性。其实科学是源起于这样一个假设：物质世界是一个精确运行的整体，把握住精确性就认识了物质世界。因此科学要求的是“精确”地定性与“精确”地定量。
关于中国人的科学思维问题，一直在大家的讨论中。从历史和文化上看，中国人缺少“精确”的思维习惯。比如说，任何一个科学概念的定义歧义率不得超过3％，而中医“阴阳”定义的歧义率大于36％。中国人能够很好地描述一片森林，却不能准确描述一棵树。因此，历史上的中国人，尽管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却没有将技术提升到理论层面的习惯。比如说，平面几何在中国的土地丈量、水利工程、营造法式中经常被使用，甚至我们也知道“勾3股4弦5”的道理，但第一本《几何学原理》还是出现在了古希腊。
中国人在思维习惯上不喜欢“精确”，甚至中国人的文化也不崇尚“精确”。比如说，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庸”。所谓的中庸是针对“太过”与“不及”而言。由于“太过”与“不及”就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这样一来，“中庸”就成了一个没有确定性的概念，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固定的点，随时都在飘来荡去。当“太过”与“不及”任何一方在规模、程度上发生了变化，都会影响“中庸”的判断。比如说，在极其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做一个“君子”，与在盛世华年中如何做一个“君子”，标准都是不同的。
再比如说，道家中的“道”，也是一个外延无限大，内涵等于零的概念。在这种精神下，道家也不太讲“精确”性，更多的时候注意的是宇宙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势”，讲的是“顺其自然”的精妙。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无招胜有招”的妙处，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发明圆转不息、绵绵无尽的太极拳。
在这种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倾向于“模糊性”，也许、可能、大概是……成了人们的口头禅，精确的逻辑推理不是中国人的长处，甚至中国人认为精确逻辑是认识中的障碍。据说，魏晋时有个叫傅大士的人得了道，他写过一首谒子：“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首谒子是反逻辑的，空手如何把锄头?步行怎么骑上牛?但中国人不管这些，中国人只要意境，不需要逻辑。这也是本土佛教禅宗在中国兴盛的一个思想原因。
不太讲究“精确性”“逻辑性”。同时脑子还有点“模糊”的中国读者，看来确实与科学有着天然的隔膜，尤其是与科普类科幻小说有着天然的隔膜。这很可能就是中国科幻小说没有黄金时期的一个解释。
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科幻小说市场不发达却并不障碍中国科幻电影的火暴。其实这恰恰是电影与小说的区别。电影的视觉效果与离奇的故事情节，可以冲淡影片中的逻辑关系与科学原理的痕迹。2009年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盗梦空间》在中国上映，许多观众观影后感觉都很好，但具体好在何处却说不上来，因为许多观众都没有很好理解这部影片内在的逻辑关系。
同年上映的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同样赢走了巨额票房，但人们走出影院谈论更多的则是3D技术营造出来的奇幻画面与故事情节，至于其中的科学道理谈论的人并不多。
作者与科幻
科幻小说的灵魂，是反思与前瞻，着眼点不是当下的人类生活，而是未来人类的生活。凡尔纳的科幻作品，是人类科学处于朝阳时期满怀惊喜的展望，而此后的许多灾难性科幻作品却是对科学发展忧心忡忡的反思。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每一位科幻小说作家都应该是未来学家，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科幻小说家却是绝对的弱项。比如说，西方的未来学20世纪40年代创立以来，发展十分迅速。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1980年出版以后，很快被引入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久之后，美国专栏作家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也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甚至盛极一时的“罗马俱乐部”，也是一个未来学的民间研究组织。
可中国直到今天既没有未来学的学科体系，也没有产生一位众所周知的未来学家，更没有产生过一部有影响的未来学著作。在哲学层面上，反思与前瞻似乎关注得很不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反思与前瞻这两方面先天不足，因为我们既缺少反思的理论依据，又缺少前瞻的科学素养。结果是反思不到位，前瞻无远见，很难产生优秀的科幻作品。
科幻与玄想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定式，这种定式决定着不同文明的特点。中国人在漫长的农业生产中，早已形成了与之匹配的思维定式，那就是“重实际而轻玄想”。
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略》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说：“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需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
历史上的中国人活得“太累”，累得没有心力去认真展望自己的未来。同时，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未来的生活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就如同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般。所以中国人对现实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未来的畅想。“活在当下”这句名言，其实是每个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在如此大的思维定式下，科幻小说之“幻”，在中国人看来无疑就是“玄想”。虽然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已经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主要经济模式，但时间太短，远不能改变五千年形成的思维定式。
因此，尽管图书界有意挖掘科幻小说市场，但中国科幻小说的春天很可能依然在远方。这可能不仅仅是个市场的问题。
(作者单位系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科幻没有黄金时期
中国的科幻小说出现得很早，一般学界认为，中国第一部原创的科幻小说是《月球殖民地小说》，作者是荒江钓叟，时间是1904年。从那时算起到今天，中国的科幻小说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期间虽然有过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叶永烈的儿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钱莉芳的《天命》、刘慈欣的《三体》等一批优秀的作品问世，但科幻小说在中国始终没有摆脱“小众”的地位，也没有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
反观科幻作品在国外，却风靡了二百多年，直到今天此风不息，在电影、动漫、3D等技术的推动下，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在美国和欧洲的虚构类小说中，技术惊险科幻占据几乎25％的市场。美国最有名的《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每一期都必定有科幻内容的小说。
当前中国的科幻小说销量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对比1999年的数据(当年出版的科幻图书只有264种，其中绝大多数是翻译的欧美科幻作品)，在排除了翻译的国外作品外，目前中国本土科幻作品的品种及销量应该少得可怜。
“中国科幻没有黄金时期”这是一个事实，“中国科幻未来还有没有黄金时期”这是一个疑问。对“事实”需要客观地加以说明，对“问题”需要冷静地加以研究，这是每一个科幻爱好者都要思考的。
科幻与读者
尽管“科幻小说”的定义一直在争议中，但有一点还是明确的：科幻小说的基础是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离开了科学也就称不上“科幻小说”。那么科学的精髓是什么呢?一定是“精确”性。其实科学是源起于这样一个假设：物质世界是一个精确运行的整体，把握住精确性就认识了物质世界。因此科学要求的是“精确”地定性与“精确”地定量。
关于中国人的科学思维问题，一直在大家的讨论中。从历史和文化上看，中国人缺少“精确”的思维习惯。比如说，任何一个科学概念的定义歧义率不得超过3％，而中医“阴阳”定义的歧义率大于36％。中国人能够很好地描述一片森林，却不能准确描述一棵树。因此，历史上的中国人，尽管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却没有将技术提升到理论层面的习惯。比如说，平面几何在中国的土地丈量、水利工程、营造法式中经常被使用，甚至我们也知道“勾3股4弦5”的道理，但第一本《几何学原理》还是出现在了古希腊。
中国人在思维习惯上不喜欢“精确”，甚至中国人的文化也不崇尚“精确”。比如说，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庸”。所谓的中庸是针对“太过”与“不及”而言。由于“太过”与“不及”就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这样一来，“中庸”就成了一个没有确定性的概念，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固定的点，随时都在飘来荡去。当“太过”与“不及”任何一方在规模、程度上发生了变化，都会影响“中庸”的判断。比如说，在极其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做一个“君子”，与在盛世华年中如何做一个“君子”，标准都是不同的。
再比如说，道家中的“道”，也是一个外延无限大，内涵等于零的概念。在这种精神下，道家也不太讲“精确”性，更多的时候注意的是宇宙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势”，讲的是“顺其自然”的精妙。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无招胜有招”的妙处，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发明圆转不息、绵绵无尽的太极拳。
在这种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倾向于“模糊性”，也许、可能、大概是……成了人们的口头禅，精确的逻辑推理不是中国人的长处，甚至中国人认为精确逻辑是认识中的障碍。据说，魏晋时有个叫傅大士的人得了道，他写过一首谒子：“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首谒子是反逻辑的，空手如何把锄头?步行怎么骑上牛?但中国人不管这些，中国人只要意境，不需要逻辑。这也是本土佛教禅宗在中国兴盛的一个思想原因。
不太讲究“精确性”“逻辑性”。同时脑子还有点“模糊”的中国读者，看来确实与科学有着天然的隔膜，尤其是与科普类科幻小说有着天然的隔膜。这很可能就是中国科幻小说没有黄金时期的一个解释。
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科幻小说市场不发达却并不障碍中国科幻电影的火暴。其实这恰恰是电影与小说的区别。电影的视觉效果与离奇的故事情节，可以冲淡影片中的逻辑关系与科学原理的痕迹。2009年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盗梦空间》在中国上映，许多观众观影后感觉都很好，但具体好在何处却说不上来，因为许多观众都没有很好理解这部影片内在的逻辑关系。
同年上映的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同样赢走了巨额票房，但人们走出影院谈论更多的则是3D技术营造出来的奇幻画面与故事情节，至于其中的科学道理谈论的人并不多。
作者与科幻
科幻小说的灵魂，是反思与前瞻，着眼点不是当下的人类生活，而是未来人类的生活。凡尔纳的科幻作品，是人类科学处于朝阳时期满怀惊喜的展望，而此后的许多灾难性科幻作品却是对科学发展忧心忡忡的反思。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每一位科幻小说作家都应该是未来学家，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科幻小说家却是绝对的弱项。比如说，西方的未来学20世纪40年代创立以来，发展十分迅速。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1980年出版以后，很快被引入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久之后，美国专栏作家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也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甚至盛极一时的“罗马俱乐部”，也是一个未来学的民间研究组织。
可中国直到今天既没有未来学的学科体系，也没有产生一位众所周知的未来学家，更没有产生过一部有影响的未来学著作。在哲学层面上，反思与前瞻似乎关注得很不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反思与前瞻这两方面先天不足，因为我们既缺少反思的理论依据，又缺少前瞻的科学素养。结果是反思不到位，前瞻无远见，很难产生优秀的科幻作品。
科幻与玄想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定式，这种定式决定着不同文明的特点。中国人在漫长的农业生产中，早已形成了与之匹配的思维定式，那就是“重实际而轻玄想”。
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略》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说：“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需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
历史上的中国人活得“太累”，累得没有心力去认真展望自己的未来。同时，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未来的生活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就如同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般。所以中国人对现实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未来的畅想。“活在当下”这句名言，其实是每个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在如此大的思维定式下，科幻小说之“幻”，在中国人看来无疑就是“玄想”。虽然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已经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主要经济模式，但时间太短，远不能改变五千年形成的思维定式。
因此，尽管图书界有意挖掘科幻小说市场，但中国科幻小说的春天很可能依然在远方。这可能不仅仅是个市场的问题。
(作者单位系中国书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