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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对全球化趋势的怀疑一阵紧似一阵，仿佛全球化的解体指日可待。前景真是如此吗 我们不妨对全球化做些历史考察。
首先应该指出，历史上从无流行病疫情长期阻断人类来往的先例。且不说14、15世纪流行的腺鼠疫和16、17世纪欧洲殖民者带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病毒”，就说一个世纪前横行亚欧大陆的大流感，感染人数在5000万至1亿之间，死亡人数达到2000万，结果怎样呢 全球联系在20世纪达到了空前紧密的程度。需知，我们——晚期智人，已同无数微生物病毒“和平共处”了20万年，相比之下新冠不过倏忽一瞬，对其影响委实不必过度解读。
尽管“全球化”一词1959年才在英国刊物《经济学人》上首次出现，但全球化就其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意义而言，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德]安德列·冈德·弗兰克、[英]巴里·K.吉尔斯主编，郝名玮译：《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从“发生学”角度审视，全球化其实源自人类的一种天性，即好奇心。环顾世界各地早期文明，在在可见将“远方稀品”装点于门面，摆设于宫廷的场景，这些“珍稀物品”既无实用价值，亦非贾货而来，唯因来路遥远，承载“异域传说”而有独特价值，足以彰显主人的尊贵与威严。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对“远方的向往”又受到两大伟力的推动，其一是贸易。在远方物品变“稀奇”为“稀贵”之后，好奇心理遂逐渐被“好财”欲望所熏染和浸透，然而也唯其因此，涉足远方才获得永无止境的动力，世界各地之间才有可能织成日益绵密的互联商业网络。其二是科技。仅靠双足，可认知和利用的远方毕竟有限，于是人类着手开发、借助其他力量，首先是畜力，是马（草原地带）、骆驼（沙漠地带）和帆船（滨水地带），后来是机械力，是机车、轮船和飞机，于今是信息力，即互联网，终致无远不至、无处不达。
在人性、贸易和科技的三重推动下，全球化迄今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城邦世界”。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世界各地都出现过以小型城市连接周边地区形成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每个城邦都知道自身之外还有“他人”存在，自身与他人构成一个整体，不管这个整体多么狭小，这就是他们观念中的世界，他们通过移民、贸易或冲突，与这个“世界”保持着联系。第二个阶段是“帝国世界”，伴随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治理水平的进步，世界各地的城邦先后整合（主要通过武力）为更大的政治实体，在不同历史时期，世界上先后出现一些帝国。帝国疆域广阔，他们的“已知世界”自然更加辽远，因此以帝国为中心的交往世界颇具规模，如罗马帝国时期形成并延续到近代、覆盖亚欧非许多地区的“地中海世界”；如阿拉伯帝国时期形成，在8—15世纪堪称世界贸易中心的“印度洋世界”（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和明清之际的东亚纳贡体系也属于此类）。“地理大发现”以后，地理科学意义上的、真正的世界被认知，欧洲藉先发优势四处出击，将原有的各种区域性“世界”连为一体，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而与此同时欧洲也因政治和宗教分裂形成了一系列民族國家，彼此为瓜分世界利益倾轧不已，致使全球化进入“体系世界”阶段，即民族国家通过“缔约”，“集体”维持局面的阶段。期间先后出现过“帝国主义体系”（含化解西班牙、葡萄牙纷争的“教皇子午线体系”，英法七年战争后缔结的“巴黎和约体系”，拿破仑战争后缔结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联合国体系（含冷战体系，美国独霸体系）。
上述回顾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全球化趋势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放眼今日，人性没有变（日益火热的跨境旅游是人类“好奇心”的现代版）、市场经济遍布全球、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推动全球化趋力有增无减，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全球化的未来感到悲观呢
从“负能量”来看，当下“反全球化”主要有三个源头：第一，经济全球化非但没有导致各国发展均衡，反而扩大了穷国与富国之间财富鸿沟，新世纪以来，每当标志全球化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召开之际，在巴西的阿莱格里港就举行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跨国公司为谋取自身利益，耗尽投资国的资源、破坏投资国的环境，以牺牲投资国的长远发展为代价，赚取超额利润；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造成部分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实体经济空心化，引发社会问题。深入探讨以上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治理不善，二是国际治理规则不公。先说第一点。[美]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逆潮》中指出：所谓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即即使它对整个国家有利（从总体上，国民收入增加），但对这一国家的每个人来说未必都有利，归根结底是“政策问题”。这种政策问题如果说在欠发达国家的表现是治理能力不足，缺少国际环境下管理国家经济的人才和经验；其在发达国家的表现则是放任“新自由主义”，对宏观经济把控不力。不论在欠发达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国家治理的缺陷都是有望克服的。欠发达国家可以并已在向获得全球化“红利”的新兴经济体学习，发达国家则可以仰赖其“纠错”能力：无论如何，超大资本在发达国家具有超大的政治操控力，而他们是当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追求生产要素在全球最佳组合的“初心”不会改变。再说第二点。现行国际规则，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环境，多滥觞于“帝国主义体系”的全球化阶段，维护的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二战和去殖民化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末叶以来，世界力量对比发生百年未有的巨大变化，面对这种新变局，原有的规则面临巨大挑战，而不同国家出自不同利益，对修订原则有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取向，致使国际规则面临无法推行的风险，这也是全球化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我们应该看到，历史已经表明，人类在不同时期已经有过面对和维持不同水平“全球化”的漫长经历，迎接过各种挑战，进行过多样探索，其中有许多失败的惨痛教训，其极端就是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但是也应该看到人类在不断地积累着经验，在向更平等的国际秩序迈进，尽管步履艰难，然而在核时代，战争不足取已成共识，因此我们对未来仍应充满信心。
有言道：“我们往前（历史）看多远，才能往后（未来）看多远。”这句话由学历史的人来说，或许大言不惭，但历史的教科书意义、对理解现实、预知来日的帮助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应该指出，历史上从无流行病疫情长期阻断人类来往的先例。且不说14、15世纪流行的腺鼠疫和16、17世纪欧洲殖民者带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病毒”，就说一个世纪前横行亚欧大陆的大流感，感染人数在5000万至1亿之间，死亡人数达到2000万，结果怎样呢 全球联系在20世纪达到了空前紧密的程度。需知，我们——晚期智人，已同无数微生物病毒“和平共处”了20万年，相比之下新冠不过倏忽一瞬，对其影响委实不必过度解读。
尽管“全球化”一词1959年才在英国刊物《经济学人》上首次出现，但全球化就其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意义而言，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德]安德列·冈德·弗兰克、[英]巴里·K.吉尔斯主编，郝名玮译：《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从“发生学”角度审视，全球化其实源自人类的一种天性，即好奇心。环顾世界各地早期文明，在在可见将“远方稀品”装点于门面，摆设于宫廷的场景，这些“珍稀物品”既无实用价值，亦非贾货而来，唯因来路遥远，承载“异域传说”而有独特价值，足以彰显主人的尊贵与威严。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对“远方的向往”又受到两大伟力的推动，其一是贸易。在远方物品变“稀奇”为“稀贵”之后，好奇心理遂逐渐被“好财”欲望所熏染和浸透，然而也唯其因此，涉足远方才获得永无止境的动力，世界各地之间才有可能织成日益绵密的互联商业网络。其二是科技。仅靠双足，可认知和利用的远方毕竟有限，于是人类着手开发、借助其他力量，首先是畜力，是马（草原地带）、骆驼（沙漠地带）和帆船（滨水地带），后来是机械力，是机车、轮船和飞机，于今是信息力，即互联网，终致无远不至、无处不达。
在人性、贸易和科技的三重推动下，全球化迄今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城邦世界”。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世界各地都出现过以小型城市连接周边地区形成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每个城邦都知道自身之外还有“他人”存在，自身与他人构成一个整体，不管这个整体多么狭小，这就是他们观念中的世界，他们通过移民、贸易或冲突，与这个“世界”保持着联系。第二个阶段是“帝国世界”，伴随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治理水平的进步，世界各地的城邦先后整合（主要通过武力）为更大的政治实体，在不同历史时期，世界上先后出现一些帝国。帝国疆域广阔，他们的“已知世界”自然更加辽远，因此以帝国为中心的交往世界颇具规模，如罗马帝国时期形成并延续到近代、覆盖亚欧非许多地区的“地中海世界”；如阿拉伯帝国时期形成，在8—15世纪堪称世界贸易中心的“印度洋世界”（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和明清之际的东亚纳贡体系也属于此类）。“地理大发现”以后，地理科学意义上的、真正的世界被认知，欧洲藉先发优势四处出击，将原有的各种区域性“世界”连为一体，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而与此同时欧洲也因政治和宗教分裂形成了一系列民族國家，彼此为瓜分世界利益倾轧不已，致使全球化进入“体系世界”阶段，即民族国家通过“缔约”，“集体”维持局面的阶段。期间先后出现过“帝国主义体系”（含化解西班牙、葡萄牙纷争的“教皇子午线体系”，英法七年战争后缔结的“巴黎和约体系”，拿破仑战争后缔结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联合国体系（含冷战体系，美国独霸体系）。
上述回顾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全球化趋势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放眼今日，人性没有变（日益火热的跨境旅游是人类“好奇心”的现代版）、市场经济遍布全球、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推动全球化趋力有增无减，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全球化的未来感到悲观呢
从“负能量”来看，当下“反全球化”主要有三个源头：第一，经济全球化非但没有导致各国发展均衡，反而扩大了穷国与富国之间财富鸿沟，新世纪以来，每当标志全球化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召开之际，在巴西的阿莱格里港就举行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跨国公司为谋取自身利益，耗尽投资国的资源、破坏投资国的环境，以牺牲投资国的长远发展为代价，赚取超额利润；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造成部分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实体经济空心化，引发社会问题。深入探讨以上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治理不善，二是国际治理规则不公。先说第一点。[美]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逆潮》中指出：所谓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即即使它对整个国家有利（从总体上，国民收入增加），但对这一国家的每个人来说未必都有利，归根结底是“政策问题”。这种政策问题如果说在欠发达国家的表现是治理能力不足，缺少国际环境下管理国家经济的人才和经验；其在发达国家的表现则是放任“新自由主义”，对宏观经济把控不力。不论在欠发达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国家治理的缺陷都是有望克服的。欠发达国家可以并已在向获得全球化“红利”的新兴经济体学习，发达国家则可以仰赖其“纠错”能力：无论如何，超大资本在发达国家具有超大的政治操控力，而他们是当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追求生产要素在全球最佳组合的“初心”不会改变。再说第二点。现行国际规则，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环境，多滥觞于“帝国主义体系”的全球化阶段，维护的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二战和去殖民化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末叶以来，世界力量对比发生百年未有的巨大变化，面对这种新变局，原有的规则面临巨大挑战，而不同国家出自不同利益，对修订原则有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取向，致使国际规则面临无法推行的风险，这也是全球化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我们应该看到，历史已经表明，人类在不同时期已经有过面对和维持不同水平“全球化”的漫长经历，迎接过各种挑战，进行过多样探索，其中有许多失败的惨痛教训，其极端就是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但是也应该看到人类在不断地积累着经验，在向更平等的国际秩序迈进，尽管步履艰难，然而在核时代，战争不足取已成共识，因此我们对未来仍应充满信心。
有言道：“我们往前（历史）看多远，才能往后（未来）看多远。”这句话由学历史的人来说，或许大言不惭，但历史的教科书意义、对理解现实、预知来日的帮助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