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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和年轻化为代表的传统增长动力有所减弱，经济中长期下行趋势难以逆转，亟需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认为，中产化、数智化、减碳化、城乡一体化和老龄化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坡厚雪”和长潮大浪。
过去7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密码和经济发展的奇迹，皆蕴藏于“五化”之中，即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和年轻化。不可否认，进入新发展阶段，上述五大动力均有所减弱。当前中国经济的中长期下行趋势已难以逆转，规律难以违背。疫情不是分水岭，但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清这一切。
“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之事是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增量有限、结构分化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之下，中国经济的长坡和厚雪在哪里？如何寻找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战略性机遇？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很关心。
毋庸置疑，面对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和内部矛盾，中国正在进行有史以来最复杂、最艰巨、最波澜壮阔的结构性改革，正在创造全球性与历史性的中国机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这种大机遇，是长周期的，也是战略性的，至少包含五个方面：一是由消费升级、分层与下沉所带来的中产化，二是由科技创新与产业现代化所驱动的数智化，三是由双碳战略倒逼结构调整所要求的减碳化，四是由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举所形成的城乡一体化，五是与人口转型释放人力资本红利相伴随的老龄化。
消费将成为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和驱动力
近10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60%，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是中国经济中长期最重要的基本盘和基本面，是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定盘星”和“压舱石”，未来在新发展阶段也将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最大战略支撑。长期来看，尽管消费受收入不振和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因素的压制，存在总量增速放缓的问题，但未来消费仍会随着经济企稳回升而出现平稳修复，尽管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消费在结构上的变化依然非常明显，亮点突出，消费升级与消费分层并存。
从消费群体来看，未来消费最突出的亮点是三大人群：“Z世代”“新中产”和“银发族”。
第一个典型群体：“Z世代”。所谓“Z世代”，大致是指出生在1995年之后的年轻人，2020年，中国Z世代人口约2.65亿，在总人口中占比19%;年开支达4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家庭总开支的13%，消费增速远超其他年龄层。“Z世代”出生和成长于供应过剩年代，衣食无忧，追求多元文化和个性体验，是互联网和数字时代的原住民，能够快速接受新鲜事物，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有强烈的在网上寻找圈层共鸣的共性。这一群体的消费特征是：崇尚悦己主义，注重兴趣社交，情感陪伴需求旺盛，部分年轻人奉行懒系生活和朋克养生，也由此催生了外卖、生鲜电商、速食食品和方便小家电、保健品等千亿级市场。
“Z世代”在消费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国货潮牌正在慢慢变成新的潮流，这一方面表明中国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完全不输国际大牌;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國产品的品质和文化内涵与国内年轻人的需求、爱好和观念越来越契合。“Z世代”代表未来和希望，必将成为中国消费最主流的一股力量，这是中国消费能够持续担当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重任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个典型群体：“新中产”。不管按照哪种测算或口径，中国“新中产”规模的快速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未来10年，中国的消费增长仍将保持中速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增量将来自“新中产”阶层。“新中产”的崛起，将带来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更加追求个性化消费而非趋同性消费;二是更注重品牌及其背后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三是更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服务消费增量占全部消费增量的比重已接近60%，说明与精神消费相关的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力;四是更追求消费的即时、便捷和智能，这意味着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下，消费升级空间巨大。
未来“新中产”消费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追捧使其持续增长有了很坚实的基础。汽车行业是最大的耐用消费品市场。当前，汽车市场在进行产品迭代，从燃油车走向电动智能车，因供应链配套体系全、产品开发和品控方面进步快，在这次大的产业变迁过程中，中国公司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目前，中国电动汽车销售量占全球总销量的40%左右，继续保持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市场地位。未来从技术水平和新产品的开发来看，中国非常有可能在汽车行业的变迁和升级中走在前列，甚至有超越发达国家的可能。
第三个典型群体：“银发族”。步入老龄化社会后，伴随人口抚养比回升，老年人群体将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人群，老龄化消费正如潮水般到来，将成为未来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重要来源。老年消费者的消费升级不随节日而变化，甚至受经济环境影响较小。稳定的消费量和极高的占比直接影响消费升级。在“银发经济”中，与老年群体相关的医疗养老、保健食品、金融理财等需求将增加，社区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险大有可为，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加速，小家电、服务机器人、宠物食品及智能制造、工控自动化、工业软件产业等有望快速发展。
数智时代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发展空间广阔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38.6%。毫无疑问，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家全力推进的重大战略。在潜在经济增速趋势性下行的背景下，当前为数不多或者说唯一一块依然存在增量贡献的便是数字经济领域，硬科技和未来产业是当下及长远发展的主战场。
未来产业是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化后形成的、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经济社会具有支撑带动和引领作用的前瞻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在以下一些领域对经济增长带来总量和结构性的巨大影响：一是信息技术领域，例如未来网络技术、光电子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产业会对经济、军事和生活等产生全面影响;二是生物科技领域，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可穿戴设备等将带动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三是高端制造领域，随着面向深海空天极限环境的探测和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进一步突破，这一领域可能孵化出可回收火箭、商业空间站、全球低轨通信导航传感网络等未来产业。 数智时代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最突出的表现仍然集中于新能源汽车，或者说电动加智能汽车，这是最有可能替代房地产的新动能、新增长点，其体量足够大、带动力足够强、科技含量也足够高。对于国家而言，这是在数智时代超越美国重返世界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性机遇;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可能是唯一可以想象得到的能替代房地产业的底层资产和新的信用扩张渠道。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兴起，汽车产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从工业时代的纵向一体化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国际间水平分工，面临巨大的转型，孕育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其中，新能源汽车（电动+智能汽车）市场强势崛起，新能源车的产销和盈利状况不断超越市场预期，全行业长期呈现明显的成长趋势。从产业链来看：新能源汽车技术与市场已经迎来中美“G2”（“两国集团”）格局，中国在产业链中上游具有“弯道”优势。从全球来看，电动智能汽车有望成为继互联网后全球最大的创业风口。中国因拥有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优势和企业的大量投入，已经成为电动智能汽车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未来有望成为世界电动智能汽车中心。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将创造更多“点碳成金”的机遇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将促进经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碳排放自主贡献目标下，中国需要逐步压缩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占经济的比重，推动经济、产业、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电力、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分部门看，电力、制造业与建筑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90%以上，其中电力部门占碳排放总量的50%以上。中国的能源禀赋为富煤、贫油、少气，决定了我们的电力供应主要以煤电为主。2020年，中国火力发电量占68.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占比仅为7.1%。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测算，在碳中和目标下，2050年中国非石化发电量占总电量的比例将超过90%，煤炭比例则将降至5%以下。按照现有规模，如果2060年中国要实现碳中和，需要大力推进工业、交通、建筑、电力等领域的去碳化进程，核能的装机容量将是现在的5倍，风电的装机容量将是现在的12倍，而太阳能装机容量将是现在的70倍，累计需要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每年GDP的2.5%。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20）》指出，2019年新增绿色资金缺口0.62万亿元，绿色投融资需求将以年均1万亿元的规模增长。
简而言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巨大机遇，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经济将全面电气化，电力来源将新能源化，这两大方向都有着巨大的投资机遇。其中，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领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在全球共同减排的背景下，从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化速度在加快，新能源汽车在政策层面和成本层面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据安永预测，欧洲、中国和美国市场的电动汽车销量将在12年内超过燃油车销量;据中汽协预计，未来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年均增速40%以上。这既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机遇，也是具体战术层面的行业机遇。
城乡一体化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共同富裕，其中一个重要障碍是贫富分化，而贫富分化最突出的是城乡之间民生差距大。究竟是让更多的人留在农村，大力振兴乡村，还是鼓励这些人往城市群聚集？恐怕不可偏废。我们既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又要加快推动乡村振兴，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融合。
目前我国的政策思路倾向于让资源要素更加市场化地流动。对于城市，为使城市居民安居乐业，努力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另外，重点通过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改善农村的状况，通过农地改革推动农地流转等配套改革，使农村人口具有财产性收入，从而推动这部分人口收入增加，以缓解贫富差距。
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和城镇化发展下半场的必然要求，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也是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笔者认为，未来可能有六个城市群构成了中国经济最具增长潜力的六大区域，形成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雁阵”布局。其中，“头雁”是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核心城市群。长三角发展最为均衡，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典范，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发展旗鼓相当，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的“领头羊”;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发展很好，但外围区域发展较弱，民营经济占优，在推动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京津冀的核心区域发展很好，但同样是外围区域发展较弱，国有企业优势明显，且正积极探索制度改革的新路径。第二“雁阵”是中部和西部的城市群，包括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中部地区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这些城市群都是交通枢纽、制造高地、科技新星及人口集聚地，承接着产业转移和消费升级，是国内大循环的最大贡献者和受益者。第三，其他地区是第三“雁阵”。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还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率目前已达到了64%，这表明城镇化进程在当今中国仍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乡村振兴也不会停止城镇化进程，其目的也不是延缓城镇化进程，而是要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日本和韩国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说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并不冲突。但乡村振兴不是为了把人留在农村，而是要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面貌。中国人多地少，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增加农村剩余人口人均可耕地面积，从而提高收入水平必须走的路。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人口转型是由量到质的飞跃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要素，也是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是一个民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而绝不是负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可以用“一慢四快”概况：一是人口增速放慢，同時生育水平略有下降;二是老龄化加快，且具有三个特征：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三是城镇化加快;四是人口流动加快，规模大幅增加但涨势较弱，且人口流动范围正从“跨省流动”转为“省内流动”;五是人口素质提升加快，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人力资本不断提升。上述趋势表明，中国正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人口转型，这种转型是由量到质的飞跃。
人口和人口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未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和机遇：第一，新一代消费势力正在走向工作岗位，第一代富裕人群正逐步退出工作岗位，“一老一小”成为消费市场的生力军，“银发经济”和“Z世代”经济将前所未有地崛起和壮大;第二，国货品牌迎来发展的春天，基于传统文化的国风、国漫、潮玩、潮牌等快速发展;第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深入人心，人才红利将推动科技创新;第四，健康养老服务业将会快速发展，未来对相关服务的劳动力需求会激增。
（王军为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本文编辑/王晔君）
过去7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密码和经济发展的奇迹，皆蕴藏于“五化”之中，即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和年轻化。不可否认，进入新发展阶段，上述五大动力均有所减弱。当前中国经济的中长期下行趋势已难以逆转，规律难以违背。疫情不是分水岭，但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清这一切。
“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之事是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增量有限、结构分化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之下，中国经济的长坡和厚雪在哪里？如何寻找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战略性机遇？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很关心。
毋庸置疑，面对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和内部矛盾，中国正在进行有史以来最复杂、最艰巨、最波澜壮阔的结构性改革，正在创造全球性与历史性的中国机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这种大机遇，是长周期的，也是战略性的，至少包含五个方面：一是由消费升级、分层与下沉所带来的中产化，二是由科技创新与产业现代化所驱动的数智化，三是由双碳战略倒逼结构调整所要求的减碳化，四是由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举所形成的城乡一体化，五是与人口转型释放人力资本红利相伴随的老龄化。
消费将成为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和驱动力
近10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60%，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是中国经济中长期最重要的基本盘和基本面，是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定盘星”和“压舱石”，未来在新发展阶段也将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最大战略支撑。长期来看，尽管消费受收入不振和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因素的压制，存在总量增速放缓的问题，但未来消费仍会随着经济企稳回升而出现平稳修复，尽管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消费在结构上的变化依然非常明显，亮点突出，消费升级与消费分层并存。
从消费群体来看，未来消费最突出的亮点是三大人群：“Z世代”“新中产”和“银发族”。
第一个典型群体：“Z世代”。所谓“Z世代”，大致是指出生在1995年之后的年轻人，2020年，中国Z世代人口约2.65亿，在总人口中占比19%;年开支达4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家庭总开支的13%，消费增速远超其他年龄层。“Z世代”出生和成长于供应过剩年代，衣食无忧，追求多元文化和个性体验，是互联网和数字时代的原住民，能够快速接受新鲜事物，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有强烈的在网上寻找圈层共鸣的共性。这一群体的消费特征是：崇尚悦己主义，注重兴趣社交，情感陪伴需求旺盛，部分年轻人奉行懒系生活和朋克养生，也由此催生了外卖、生鲜电商、速食食品和方便小家电、保健品等千亿级市场。
“Z世代”在消费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国货潮牌正在慢慢变成新的潮流，这一方面表明中国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完全不输国际大牌;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國产品的品质和文化内涵与国内年轻人的需求、爱好和观念越来越契合。“Z世代”代表未来和希望，必将成为中国消费最主流的一股力量，这是中国消费能够持续担当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重任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个典型群体：“新中产”。不管按照哪种测算或口径，中国“新中产”规模的快速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未来10年，中国的消费增长仍将保持中速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增量将来自“新中产”阶层。“新中产”的崛起，将带来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更加追求个性化消费而非趋同性消费;二是更注重品牌及其背后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三是更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服务消费增量占全部消费增量的比重已接近60%，说明与精神消费相关的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力;四是更追求消费的即时、便捷和智能，这意味着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下，消费升级空间巨大。
未来“新中产”消费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追捧使其持续增长有了很坚实的基础。汽车行业是最大的耐用消费品市场。当前，汽车市场在进行产品迭代，从燃油车走向电动智能车，因供应链配套体系全、产品开发和品控方面进步快，在这次大的产业变迁过程中，中国公司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目前，中国电动汽车销售量占全球总销量的40%左右，继续保持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市场地位。未来从技术水平和新产品的开发来看，中国非常有可能在汽车行业的变迁和升级中走在前列，甚至有超越发达国家的可能。
第三个典型群体：“银发族”。步入老龄化社会后，伴随人口抚养比回升，老年人群体将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人群，老龄化消费正如潮水般到来，将成为未来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重要来源。老年消费者的消费升级不随节日而变化，甚至受经济环境影响较小。稳定的消费量和极高的占比直接影响消费升级。在“银发经济”中，与老年群体相关的医疗养老、保健食品、金融理财等需求将增加，社区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险大有可为，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加速，小家电、服务机器人、宠物食品及智能制造、工控自动化、工业软件产业等有望快速发展。
数智时代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发展空间广阔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38.6%。毫无疑问，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家全力推进的重大战略。在潜在经济增速趋势性下行的背景下，当前为数不多或者说唯一一块依然存在增量贡献的便是数字经济领域，硬科技和未来产业是当下及长远发展的主战场。
未来产业是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化后形成的、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经济社会具有支撑带动和引领作用的前瞻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在以下一些领域对经济增长带来总量和结构性的巨大影响：一是信息技术领域，例如未来网络技术、光电子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产业会对经济、军事和生活等产生全面影响;二是生物科技领域，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可穿戴设备等将带动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三是高端制造领域，随着面向深海空天极限环境的探测和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进一步突破，这一领域可能孵化出可回收火箭、商业空间站、全球低轨通信导航传感网络等未来产业。 数智时代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最突出的表现仍然集中于新能源汽车，或者说电动加智能汽车，这是最有可能替代房地产的新动能、新增长点，其体量足够大、带动力足够强、科技含量也足够高。对于国家而言，这是在数智时代超越美国重返世界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性机遇;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可能是唯一可以想象得到的能替代房地产业的底层资产和新的信用扩张渠道。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兴起，汽车产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从工业时代的纵向一体化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国际间水平分工，面临巨大的转型，孕育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其中，新能源汽车（电动+智能汽车）市场强势崛起，新能源车的产销和盈利状况不断超越市场预期，全行业长期呈现明显的成长趋势。从产业链来看：新能源汽车技术与市场已经迎来中美“G2”（“两国集团”）格局，中国在产业链中上游具有“弯道”优势。从全球来看，电动智能汽车有望成为继互联网后全球最大的创业风口。中国因拥有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优势和企业的大量投入，已经成为电动智能汽车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未来有望成为世界电动智能汽车中心。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将创造更多“点碳成金”的机遇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将促进经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碳排放自主贡献目标下，中国需要逐步压缩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占经济的比重，推动经济、产业、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电力、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分部门看，电力、制造业与建筑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90%以上，其中电力部门占碳排放总量的50%以上。中国的能源禀赋为富煤、贫油、少气，决定了我们的电力供应主要以煤电为主。2020年，中国火力发电量占68.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占比仅为7.1%。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测算，在碳中和目标下，2050年中国非石化发电量占总电量的比例将超过90%，煤炭比例则将降至5%以下。按照现有规模，如果2060年中国要实现碳中和，需要大力推进工业、交通、建筑、电力等领域的去碳化进程，核能的装机容量将是现在的5倍，风电的装机容量将是现在的12倍，而太阳能装机容量将是现在的70倍，累计需要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每年GDP的2.5%。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20）》指出，2019年新增绿色资金缺口0.62万亿元，绿色投融资需求将以年均1万亿元的规模增长。
简而言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巨大机遇，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经济将全面电气化，电力来源将新能源化，这两大方向都有着巨大的投资机遇。其中，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领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在全球共同减排的背景下，从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化速度在加快，新能源汽车在政策层面和成本层面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据安永预测，欧洲、中国和美国市场的电动汽车销量将在12年内超过燃油车销量;据中汽协预计，未来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年均增速40%以上。这既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机遇，也是具体战术层面的行业机遇。
城乡一体化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共同富裕，其中一个重要障碍是贫富分化，而贫富分化最突出的是城乡之间民生差距大。究竟是让更多的人留在农村，大力振兴乡村，还是鼓励这些人往城市群聚集？恐怕不可偏废。我们既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又要加快推动乡村振兴，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融合。
目前我国的政策思路倾向于让资源要素更加市场化地流动。对于城市，为使城市居民安居乐业，努力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另外，重点通过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改善农村的状况，通过农地改革推动农地流转等配套改革，使农村人口具有财产性收入，从而推动这部分人口收入增加，以缓解贫富差距。
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和城镇化发展下半场的必然要求，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也是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笔者认为，未来可能有六个城市群构成了中国经济最具增长潜力的六大区域，形成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雁阵”布局。其中，“头雁”是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核心城市群。长三角发展最为均衡，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典范，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发展旗鼓相当，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的“领头羊”;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发展很好，但外围区域发展较弱，民营经济占优，在推动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京津冀的核心区域发展很好，但同样是外围区域发展较弱，国有企业优势明显，且正积极探索制度改革的新路径。第二“雁阵”是中部和西部的城市群，包括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中部地区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这些城市群都是交通枢纽、制造高地、科技新星及人口集聚地，承接着产业转移和消费升级，是国内大循环的最大贡献者和受益者。第三，其他地区是第三“雁阵”。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还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率目前已达到了64%，这表明城镇化进程在当今中国仍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乡村振兴也不会停止城镇化进程，其目的也不是延缓城镇化进程，而是要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日本和韩国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说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并不冲突。但乡村振兴不是为了把人留在农村，而是要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面貌。中国人多地少，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增加农村剩余人口人均可耕地面积，从而提高收入水平必须走的路。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人口转型是由量到质的飞跃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要素，也是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是一个民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而绝不是负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可以用“一慢四快”概况：一是人口增速放慢，同時生育水平略有下降;二是老龄化加快，且具有三个特征：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三是城镇化加快;四是人口流动加快，规模大幅增加但涨势较弱，且人口流动范围正从“跨省流动”转为“省内流动”;五是人口素质提升加快，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人力资本不断提升。上述趋势表明，中国正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人口转型，这种转型是由量到质的飞跃。
人口和人口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未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和机遇：第一，新一代消费势力正在走向工作岗位，第一代富裕人群正逐步退出工作岗位，“一老一小”成为消费市场的生力军，“银发经济”和“Z世代”经济将前所未有地崛起和壮大;第二，国货品牌迎来发展的春天，基于传统文化的国风、国漫、潮玩、潮牌等快速发展;第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深入人心，人才红利将推动科技创新;第四，健康养老服务业将会快速发展，未来对相关服务的劳动力需求会激增。
（王军为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本文编辑/王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