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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机缘巧合，当巨野教案发生前四天即1897年10月26日，一张仿英国《泰晤士报》的中国报纸在天津紫竹林租界诞生，此即后来影响深远的《国闻报》。正是由于这张报纸的诞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胶州湾事件过程中的态度，以及改革思想是怎样酝酿的。
《国闻报》的创办人为严复、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严复此时的本职工作是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兴趣主要发生在
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海战使中国海军蒙受了巨大打击，牺牲的将士或是严复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或为留学英国的战友，或为其北洋水师学堂的门生，因此严复所受到的刺激远比一般人来得更强烈，于是他在此后一段时间奋笔疾书，探究中国失败的根源，提出中国发展的方向。在甲午战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严复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政论界的地位，与在南方鼓吹维新思想的梁启超一起被誉为“南梁北严”。
《国闻报》的创办宗旨，只有一句话：“将以求通焉耳。”怎样“求通”？只有两句话：“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
基于这样的办报宗旨，当巨野教案发生后尤其是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闻报》理所当然地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及时翻译、介绍、评论西方国家的消息与动态，发表了一系列社论，痛斥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与蚕食，批判清政府的愚昧与无知，对于稍后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思潮、运动的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先导作用。
当严复放言高论的时候，两年前在北京出尽风头的康有为虽然不知道北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恰巧离开差不多隐居讲学两年之久的故里广州，于1897年9月至上海。稍后停留，于同年底至京师，无意中卷入一场历史大事变，中国历史由此改写。
在上海，康有为拜会了正在那里的文廷士，向他讨教北京官场的情况。文廷士是光绪皇帝珍妃的老师，不仅师生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因光绪帝宠爱珍妃，所以爱屋及乌，皇上对文廷士自然是另眼相看，而文廷士则自以为当今帝师，有时不免不知收敛，无形中不知惹多少显贵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文廷士是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显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宫廷内部纷争，因而在甲午战后失宠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弹劾，遂被驱逐回江西原籍，郁闷中经营煤矿，坐待时机，东山再起。所以，文廷士不仅对京城官场的人脉了如指掌，而且自认为帝党中坚，当然乐意为帝党物色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
康有为与文廷士也不是初次认识，他们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一起在京师从事过救亡运动，文廷士在甲午战后力主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并予以严惩。对于《马关条约》，文廷士痛心疾首，力主拒约、迁都、抗战，这些主张都深刻影响了此时正在京师的康有为。
稍后，文廷士为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思开风气，变法图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加入，并逐渐成为该会领袖人物。所以说，康有为与文廷士不仅久已相识，而且政治理念也比较一致。因此，文廷士也就乐于为康有为写了数通密札，为康有为到了北京之后疏通与各方面的关系。
康有为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使命是为了请求清政府准许国人移民巴西。康有为以为中国人满为患，而美国及澳洲皆禁中国人移民，遍考大地，惟巴西经纬度与中国相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百万，地广人稀，若中国人大规模移民巴西，不仅可以化解中国人满之患，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国”。据康有为自己说，他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当1895年公车上书后他似乎就已坚定了这一信念，在其当年不得不离开京师南下时，曾与友人陈炽郑重相约：“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 ”广东人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传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康有为可能会成为海外移民的领袖，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
然而甲午战后，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压制更甚，心虑必亡，于是康有为“欲开巴西以存吾种”的信念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康有为遇见葡萄牙人及曾经游历过巴西的中国人，知巴西政府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战争起。巴西使节在香港逗留数月，本计划中日战争结束后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不料中日战事久拖不决，只好空手返国。而香港、澳门的商人获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担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计划最为详尽，任雇船招工之事。何穗田是康有为的朋友，所以康有为此次赴京，其实只是为了这桩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为主要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过关系找到李鸿章，向李详细介绍了移民巴西的构想，对于这些构想，李鸿章似乎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他略感困难的是，此事并非中国政府说了算，而必须待巴西政府委派专使前来谈判乃可行。
李鸿章的表态无疑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再待在京师似乎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且腊月将至，“是时将冰河”，于是康有为预定于12月11日离开京师回广东。
《国闻报》的创办人为严复、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严复此时的本职工作是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兴趣主要发生在
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海战使中国海军蒙受了巨大打击，牺牲的将士或是严复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或为留学英国的战友，或为其北洋水师学堂的门生，因此严复所受到的刺激远比一般人来得更强烈，于是他在此后一段时间奋笔疾书，探究中国失败的根源，提出中国发展的方向。在甲午战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严复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政论界的地位，与在南方鼓吹维新思想的梁启超一起被誉为“南梁北严”。
《国闻报》的创办宗旨，只有一句话：“将以求通焉耳。”怎样“求通”？只有两句话：“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
基于这样的办报宗旨，当巨野教案发生后尤其是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闻报》理所当然地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及时翻译、介绍、评论西方国家的消息与动态，发表了一系列社论，痛斥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与蚕食，批判清政府的愚昧与无知，对于稍后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思潮、运动的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先导作用。
当严复放言高论的时候，两年前在北京出尽风头的康有为虽然不知道北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恰巧离开差不多隐居讲学两年之久的故里广州，于1897年9月至上海。稍后停留，于同年底至京师，无意中卷入一场历史大事变，中国历史由此改写。
在上海，康有为拜会了正在那里的文廷士，向他讨教北京官场的情况。文廷士是光绪皇帝珍妃的老师，不仅师生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因光绪帝宠爱珍妃，所以爱屋及乌，皇上对文廷士自然是另眼相看，而文廷士则自以为当今帝师，有时不免不知收敛，无形中不知惹多少显贵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文廷士是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显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宫廷内部纷争，因而在甲午战后失宠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弹劾，遂被驱逐回江西原籍，郁闷中经营煤矿，坐待时机，东山再起。所以，文廷士不仅对京城官场的人脉了如指掌，而且自认为帝党中坚，当然乐意为帝党物色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
康有为与文廷士也不是初次认识，他们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一起在京师从事过救亡运动，文廷士在甲午战后力主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并予以严惩。对于《马关条约》，文廷士痛心疾首，力主拒约、迁都、抗战，这些主张都深刻影响了此时正在京师的康有为。
稍后，文廷士为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思开风气，变法图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加入，并逐渐成为该会领袖人物。所以说，康有为与文廷士不仅久已相识，而且政治理念也比较一致。因此，文廷士也就乐于为康有为写了数通密札，为康有为到了北京之后疏通与各方面的关系。
康有为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使命是为了请求清政府准许国人移民巴西。康有为以为中国人满为患，而美国及澳洲皆禁中国人移民，遍考大地，惟巴西经纬度与中国相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百万，地广人稀，若中国人大规模移民巴西，不仅可以化解中国人满之患，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国”。据康有为自己说，他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当1895年公车上书后他似乎就已坚定了这一信念，在其当年不得不离开京师南下时，曾与友人陈炽郑重相约：“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 ”广东人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传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康有为可能会成为海外移民的领袖，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
然而甲午战后，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压制更甚，心虑必亡，于是康有为“欲开巴西以存吾种”的信念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康有为遇见葡萄牙人及曾经游历过巴西的中国人，知巴西政府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战争起。巴西使节在香港逗留数月，本计划中日战争结束后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不料中日战事久拖不决，只好空手返国。而香港、澳门的商人获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担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计划最为详尽，任雇船招工之事。何穗田是康有为的朋友，所以康有为此次赴京，其实只是为了这桩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为主要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过关系找到李鸿章，向李详细介绍了移民巴西的构想，对于这些构想，李鸿章似乎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他略感困难的是，此事并非中国政府说了算，而必须待巴西政府委派专使前来谈判乃可行。
李鸿章的表态无疑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再待在京师似乎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且腊月将至，“是时将冰河”，于是康有为预定于12月11日离开京师回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