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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年，我又一次到了敦煌。走出机场，租了一輛车自驾，车号为甘A7D366。巧合的是，敦煌莫高窟的横空出世，就在公元366年。曾有朋友说我是“数字控”。在我看来，数字与历史相关，与诸多巧合相关。每次到敦煌，就想起常书鸿先生，而常书鸿先生的命运起伏，就与6有诸多巧合。
常书鸿是满族人，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杭州。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6”。
认识常书鸿是我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当时我负责采访文化活动，不时在一些场合见到他，后来编辑“居京琐记”栏目，就写信请他赐稿。
很快，常书鸿寄来3页稿纸的《北京的变迁》。手稿他改了又改，极为认真。收到稿件，我打去电话，他要我在手稿最后补上一句：“我幸福地看到，祖国已经踏上了振兴的道路。”如此漂亮的手稿，被我难看的字加了一句，真是糟蹋了。排出校样，寄去请他校订，他又做了少许调整和润色，标题改为《耄耋之年话北京》。
常书鸿晚年离开敦煌后才在北京居住。他在文中提及自己与敦煌融入血肉的关联：
时间在消逝，年龄也随着历史在演变。三十年代，我在法国学习时，发现伟大的敦煌民族艺术宝库，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分别受到资产阶级所谓“学者”们的劫夺和破坏。作为炎黄不肖子孙，怀着败子回头振兴中华的意愿，我到敦煌从事保护研究，匆匆四十年，已到了耄耋之年，承蒙党和国家的关照，我来到了北京，养尊处优地居住在日新月异变化中的首都闹市中。
上世纪80年代，常书鸿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小组发言必说敦煌。于是有了一个顺口溜：“说完巴黎说敦煌，黄河长江长又长。”同一组的黄苗子先生曾回忆：“我们政协文艺界这个小组的委员，都很尊敬常老，大家开小组会时都有一个准备：如果今天上午或者下午有常老发言，大家就只有听的份儿了——常老的发言，自始至终就是敦煌。”
怎么能不谈敦煌？那是常书鸿人生最艰辛也最辉煌的地方。他在敦煌清理洞窟，修复、发掘文物，还积极通过临摹、出版画册、撰写论文等方式，向外界介绍敦煌艺术。在他的努力下，敦煌艺术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执着、坚韧、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现在的敦煌会是什么样。赵朴初先生称常书鸿是“敦煌守护神”。5个大字，他当之无愧。
常书鸿与敦煌的缘分始于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一次散步。1931年出生的女儿常沙娜，后来这样描述父亲与敦煌的偶遇：
巴黎塞纳河边经常有书摊子，他在书摊上发现的，上头写着《敦煌石窟图录》，伯希和（法国探险家）的，印刷了这么一本，他一翻，讲的都是在中国，在甘肃西北，发现了这样的藏经洞，藏经洞里都是卷画，那里还有石窟，我父亲很惊讶，他说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宝藏。
这本《敦煌石窟图录》让常书鸿的心飞到了那片荒漠。他说自己曾是个推崇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而敦煌艺术却早于欧洲近千年，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他决定离开巴黎，拥抱敦煌。这就是常书鸿，主意一旦拿定，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他。当时，他的妻子陈芝秀尚未完成在法国的学业，他留下妻子和女儿，于1936年独自踏上归国之路。这是常书鸿人生中又一个“6”，为了敦煌！
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争漩涡中，哪里谈得上保护敦煌？直到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再过半年，1943年3月，他终于历经千辛，来到了魂萦梦牵的敦煌。那时的莫高窟破败不堪，农民在洞窟里生火做饭，在洞窟前的绿洲中放牧。为绘画艺术而来的常书鸿，用原本拿画笔的手挥起了铁锹，带领大家清理积沙，修筑防沙墙。同时，他还着手绘制莫高窟全景地图，为敦煌学研究积累了最基础的资料。
再到敦煌莫高窟，我又一次走进常书鸿生活过的院落，迎面是两棵大树。常沙娜说，这两棵树是父亲亲手种的。自1943年抵达莫高窟，常书鸿一家一直住在这里。遥想当年，敦煌的生活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结婚长达20年的妻子都离开了他。1945年，敦煌研究所新调来一位总务主任，与陈芝秀恰好是老乡，对她非常殷勤，而陈芝秀正无法忍受敦煌的艰苦，选择与之“私奔”出走。
常书鸿极度愤怒，撕碎了所有陈芝秀的照片。14岁的女儿常沙娜成为他最大的安慰和依靠。父亲绘画时，她在一旁掌灯，用心呵护父亲，陪伴他走出精神低谷。
与此同时，敦煌也陷入困境。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敦煌研究所，莫高窟交由敦煌县政府管理。常书鸿得知后，四处致信，寻求支援。在每封信的结尾，他总是不忘加上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但一个月后，日本投降，常书鸿不少同事开始思乡还家。董希文夫妇先行离开，随后是李浴、周绍森、乌密风夫妇，他们都是最早陪常书鸿来敦煌的人。潘絜兹虽然来敦煌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常书鸿眼里，却是与董希文、李浴一样不可多得的敦煌人才，连他也提出要离开。常书鸿痛定思痛，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再度上演，只能忍痛割爱，目送一个个学生、助手，踏上归途。
为敦煌再招收一批新人，成为常书鸿的当务之急。1946年，他在重庆活动了几个月，终于与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见面，得到其支持。“敦煌艺术工作人员招聘处”的招牌，立在了常书鸿下榻的旅馆里，他一一面试每一位报名者。
1946年5月29日，常书鸿人生中至为关键的第三个“6”出现了——这一天，生于1924年，比常书鸿小20岁的姑娘李乘仙前来面试。此时常书鸿并不知道，李乘仙将会成为他的妻子。当天，常书鸿在日记中写道：“5月29日晨，李乘仙来，请求去敦，并列其作品呈检，尚合格，准其随去敦煌。”
招聘颇为顺利。离开重庆，常书鸿坐上一辆十轮大卡车，满载小型发电机、照相机、胶卷、画纸、画笔、颜料等物资，返回敦煌。途经成都，他遇到在北平国立艺专学校教过的学生霍熙亮、范文藻，以及在艺专共事的教师沈福文夫妇，几人一同奔赴敦煌。正是这位沈福文，于1947年致信常书鸿：
常先生，你不是说不日要到兰州办事吗？赶快来吧！依我看，趁便，你就把李小姐李乘仙的好事办了算了，我们观察她的行止也近一年了，她真是如您期望的那样，是一位敦煌痴人，我们把您的事都跟她说了，她同意，她从心底尊敬您……
1947年，常书鸿与李乘仙在敦煌结婚。
李乘仙是真正理解常书鸿的人，她陪伴常书鸿在敦煌度过整整36年的艰难岁月。1994年常书鸿去世，李乘仙撰文怀念：
1982年，先生和我迁居北京。他人在京城，心在敦煌，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感到自己又像回到了敦煌，九层楼的铁马叮当，时时呼唤着他。
对他来讲，敦煌就是生命，就是一切。他是在对敦煌和敦煌艺术的深切怀恋中，离开我们，离开人世的。
常书鸿的骨灰运回了敦煌，墓碑面对着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一年一度，常沙娜总是回到敦煌为父亲扫墓。吉林卫视的《回家》栏目曾经跟拍了一次。常沙娜细心地用抹布擦去父亲墓碑上的灰尘，默默向父亲献上花束，深情地说：“爸爸，我今天又从北京带了新的花给您种上。您一年到头在这里，让这些花陪着您吧。”
常书鸿曾说：“我不信佛，但是如果有来世，我还作常书鸿，我还要继续我的事业，那就是保护研究敦煌的艺术。”
常书鸿，此生只为敦煌。
敦煌有幸，常书鸿有幸！
常书鸿是满族人，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杭州。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6”。
认识常书鸿是我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当时我负责采访文化活动，不时在一些场合见到他，后来编辑“居京琐记”栏目，就写信请他赐稿。
很快，常书鸿寄来3页稿纸的《北京的变迁》。手稿他改了又改，极为认真。收到稿件，我打去电话，他要我在手稿最后补上一句：“我幸福地看到，祖国已经踏上了振兴的道路。”如此漂亮的手稿，被我难看的字加了一句，真是糟蹋了。排出校样，寄去请他校订，他又做了少许调整和润色，标题改为《耄耋之年话北京》。
常书鸿晚年离开敦煌后才在北京居住。他在文中提及自己与敦煌融入血肉的关联：
时间在消逝，年龄也随着历史在演变。三十年代，我在法国学习时，发现伟大的敦煌民族艺术宝库，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分别受到资产阶级所谓“学者”们的劫夺和破坏。作为炎黄不肖子孙，怀着败子回头振兴中华的意愿，我到敦煌从事保护研究，匆匆四十年，已到了耄耋之年，承蒙党和国家的关照，我来到了北京，养尊处优地居住在日新月异变化中的首都闹市中。
上世纪80年代，常书鸿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小组发言必说敦煌。于是有了一个顺口溜：“说完巴黎说敦煌，黄河长江长又长。”同一组的黄苗子先生曾回忆：“我们政协文艺界这个小组的委员，都很尊敬常老，大家开小组会时都有一个准备：如果今天上午或者下午有常老发言，大家就只有听的份儿了——常老的发言，自始至终就是敦煌。”
怎么能不谈敦煌？那是常书鸿人生最艰辛也最辉煌的地方。他在敦煌清理洞窟，修复、发掘文物，还积极通过临摹、出版画册、撰写论文等方式，向外界介绍敦煌艺术。在他的努力下，敦煌艺术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执着、坚韧、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现在的敦煌会是什么样。赵朴初先生称常书鸿是“敦煌守护神”。5个大字，他当之无愧。
常书鸿与敦煌的缘分始于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一次散步。1931年出生的女儿常沙娜，后来这样描述父亲与敦煌的偶遇：
巴黎塞纳河边经常有书摊子，他在书摊上发现的，上头写着《敦煌石窟图录》，伯希和（法国探险家）的，印刷了这么一本，他一翻，讲的都是在中国，在甘肃西北，发现了这样的藏经洞，藏经洞里都是卷画，那里还有石窟，我父亲很惊讶，他说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宝藏。
这本《敦煌石窟图录》让常书鸿的心飞到了那片荒漠。他说自己曾是个推崇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而敦煌艺术却早于欧洲近千年，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他决定离开巴黎，拥抱敦煌。这就是常书鸿，主意一旦拿定，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他。当时，他的妻子陈芝秀尚未完成在法国的学业，他留下妻子和女儿，于1936年独自踏上归国之路。这是常书鸿人生中又一个“6”，为了敦煌！
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争漩涡中，哪里谈得上保护敦煌？直到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再过半年，1943年3月，他终于历经千辛，来到了魂萦梦牵的敦煌。那时的莫高窟破败不堪，农民在洞窟里生火做饭，在洞窟前的绿洲中放牧。为绘画艺术而来的常书鸿，用原本拿画笔的手挥起了铁锹，带领大家清理积沙，修筑防沙墙。同时，他还着手绘制莫高窟全景地图，为敦煌学研究积累了最基础的资料。
再到敦煌莫高窟，我又一次走进常书鸿生活过的院落，迎面是两棵大树。常沙娜说，这两棵树是父亲亲手种的。自1943年抵达莫高窟，常书鸿一家一直住在这里。遥想当年，敦煌的生活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结婚长达20年的妻子都离开了他。1945年，敦煌研究所新调来一位总务主任，与陈芝秀恰好是老乡，对她非常殷勤，而陈芝秀正无法忍受敦煌的艰苦，选择与之“私奔”出走。
常书鸿极度愤怒，撕碎了所有陈芝秀的照片。14岁的女儿常沙娜成为他最大的安慰和依靠。父亲绘画时，她在一旁掌灯，用心呵护父亲，陪伴他走出精神低谷。
与此同时，敦煌也陷入困境。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敦煌研究所，莫高窟交由敦煌县政府管理。常书鸿得知后，四处致信，寻求支援。在每封信的结尾，他总是不忘加上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但一个月后，日本投降，常书鸿不少同事开始思乡还家。董希文夫妇先行离开，随后是李浴、周绍森、乌密风夫妇，他们都是最早陪常书鸿来敦煌的人。潘絜兹虽然来敦煌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常书鸿眼里，却是与董希文、李浴一样不可多得的敦煌人才，连他也提出要离开。常书鸿痛定思痛，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再度上演，只能忍痛割爱，目送一个个学生、助手，踏上归途。
为敦煌再招收一批新人，成为常书鸿的当务之急。1946年，他在重庆活动了几个月，终于与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见面，得到其支持。“敦煌艺术工作人员招聘处”的招牌，立在了常书鸿下榻的旅馆里，他一一面试每一位报名者。
1946年5月29日，常书鸿人生中至为关键的第三个“6”出现了——这一天，生于1924年，比常书鸿小20岁的姑娘李乘仙前来面试。此时常书鸿并不知道，李乘仙将会成为他的妻子。当天，常书鸿在日记中写道：“5月29日晨，李乘仙来，请求去敦，并列其作品呈检，尚合格，准其随去敦煌。”
招聘颇为顺利。离开重庆，常书鸿坐上一辆十轮大卡车，满载小型发电机、照相机、胶卷、画纸、画笔、颜料等物资，返回敦煌。途经成都，他遇到在北平国立艺专学校教过的学生霍熙亮、范文藻，以及在艺专共事的教师沈福文夫妇，几人一同奔赴敦煌。正是这位沈福文，于1947年致信常书鸿：
常先生，你不是说不日要到兰州办事吗？赶快来吧！依我看，趁便，你就把李小姐李乘仙的好事办了算了，我们观察她的行止也近一年了，她真是如您期望的那样，是一位敦煌痴人，我们把您的事都跟她说了，她同意，她从心底尊敬您……
1947年，常书鸿与李乘仙在敦煌结婚。
李乘仙是真正理解常书鸿的人，她陪伴常书鸿在敦煌度过整整36年的艰难岁月。1994年常书鸿去世，李乘仙撰文怀念：
1982年，先生和我迁居北京。他人在京城，心在敦煌，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感到自己又像回到了敦煌，九层楼的铁马叮当，时时呼唤着他。
对他来讲，敦煌就是生命，就是一切。他是在对敦煌和敦煌艺术的深切怀恋中，离开我们，离开人世的。
常书鸿的骨灰运回了敦煌，墓碑面对着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一年一度，常沙娜总是回到敦煌为父亲扫墓。吉林卫视的《回家》栏目曾经跟拍了一次。常沙娜细心地用抹布擦去父亲墓碑上的灰尘，默默向父亲献上花束，深情地说：“爸爸，我今天又从北京带了新的花给您种上。您一年到头在这里，让这些花陪着您吧。”
常书鸿曾说：“我不信佛，但是如果有来世，我还作常书鸿，我还要继续我的事业，那就是保护研究敦煌的艺术。”
常书鸿，此生只为敦煌。
敦煌有幸，常书鸿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