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色，戒》是张爱玲最适宜拍成电影的作品，李安选对了，但他只是狐狸而非刺猬。
你不得不佩服李安——除了他，还有谁可以将早已被正式纳入典范(canonize)的张爱玲作品拍成一出充满性与暴力的电影，而能得到本地文化菁英众口一词的激赏？然而天生好辩的我还是要在这里抬一抬杠：《色，戒》证明了李安毕竟只是英国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所谓的狐狸而非刺猬——他所知之事甚多，但对于至为重要的一事却全无所知(He knows many things, but not the one big thing)。
先说他所知之事。李安在改编《色，戒》成为电影的过程中，做对了很多事情，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了《色，戒》作为改编的对象。《色，戒》是张爱玲最适宜于拍成电影(most filmable)的作品，这部张爱玲经营多年但完稿后只有一万二千字的小说，就像它的主角王佳芝的生命和身体一样，一直等待着别人的填满和充实。这是因为它有着张爱玲小说前所未有的一种“客观性”(objectivity)。
张爱玲的作品历久弥新，她的作者地位无可取代，因为她将她的强烈个性、洞见与偏见，通通灌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诚然，张爱玲从来不是个客观的记录者或叙述者，而是个极度主观的诠释者。在她最好的几部短篇小说中，几乎没有可以离开诠释还可以在原地站立的现实。在最极端的例子《倾城之恋》里，“一个大都市（香港）倾覆了”和“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不过是为了成全主角白流苏离了婚再嫁的“惊人成就”。这种处处用主观来诠释客观的笔触有时无疑是琐细化（trivialize）了历史，但在更多的时候，它呈现出一种俯瞰的智慧，流露了张爱玲对生命那种悲凉、近乎宗教性的观察。《金锁记》有一段写女主角长安与初恋情人分手，“没有话”是小说中客观的现实，但紧随其后的主观诠释——“不多的一点回忆，將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却真的一语道破，令人刻骨铭心。
然而这种无处不在的主观性，却也保证了改编张爱玲最好的作品，不管是透过电影、电视还是舞台剧，几乎可以肯定是自取其辱。在文字被转化为声音与影像的过程中，作者的主观性将无可避免地被淡化和稀释，甚至删去；而任何只有“张爱玲的客观”，没有“张爱玲的主观”的改编都不可能是成功之作。导演可以费尽心机去拍张爱玲写的情节、景致和对话，问题是这些情节、景致和对话只会经过张爱玲的主观诠释才会有深意和灵魂。
《色，戒》是个罕有的例外。张爱玲在一九五零年间开始写这个她口中的“小故事”时不过是三十来岁，但早已过了她创作力最旺盛、天才闪耀得最灿烂的阶段。张爱玲迷初读《色，戒》总是若有所失，因为它没有了张爱玲的签名式样(signature)——她用来诠释世界、体验世界和与世界互动的主观性。小说有一段写佳芝心里盘算著她与她要暗杀的特务头子易先生的关系，竟然一口气用上了两句英文谚语（“权势是一种春药”和“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和两句前贤说过的俏皮话(“到女人心里去的路通过阴道”和“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先不说以佳芝的背景和教育程度在危急关头想到这些话是否合情合理，你何时见过小说家张爱玲如此不顾身份地拾人牙慧？
佳芝为何豁出了身体
然而《色，戒》有几样东西却是张爱玲其他写得更好的小说所无的，包括可以在改编过程中轻易转化为商业元素的刺杀、色诱和通奸情节，以及最重要的戏剧性和悬念。小说的戏剧性和悬念在于：为什么一介女流的大学生王佳芝为了暗杀易先生而愿意像妓女一样将自己的身体豁出去，而又在最关键的一刻放过易先生，不单使暗杀的计划功亏一篑，更使自己遭到杀身之祸？
作为导演，李安可以说是将小说《色，戒》的“潜伏电影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加插了一段原著没有的、拍得极为真实而鲜血四溅的徒手搏斗。当然，更有生意眼的是几场绘影绘声、纤毫毕现的做爱戏。不过，李安花了最大力气做的，是企图解开“王佳芝之谜”；而他提供的解释亦成为了评价《色，戒》这部电影以及李安是否读懂了张爱玲的最终凭据。
（作者系《瞄》杂志编辑总监，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
你不得不佩服李安——除了他，还有谁可以将早已被正式纳入典范(canonize)的张爱玲作品拍成一出充满性与暴力的电影，而能得到本地文化菁英众口一词的激赏？然而天生好辩的我还是要在这里抬一抬杠：《色，戒》证明了李安毕竟只是英国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所谓的狐狸而非刺猬——他所知之事甚多，但对于至为重要的一事却全无所知(He knows many things, but not the one big thing)。
先说他所知之事。李安在改编《色，戒》成为电影的过程中，做对了很多事情，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了《色，戒》作为改编的对象。《色，戒》是张爱玲最适宜于拍成电影(most filmable)的作品，这部张爱玲经营多年但完稿后只有一万二千字的小说，就像它的主角王佳芝的生命和身体一样，一直等待着别人的填满和充实。这是因为它有着张爱玲小说前所未有的一种“客观性”(objectivity)。
张爱玲的作品历久弥新，她的作者地位无可取代，因为她将她的强烈个性、洞见与偏见，通通灌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诚然，张爱玲从来不是个客观的记录者或叙述者，而是个极度主观的诠释者。在她最好的几部短篇小说中，几乎没有可以离开诠释还可以在原地站立的现实。在最极端的例子《倾城之恋》里，“一个大都市（香港）倾覆了”和“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不过是为了成全主角白流苏离了婚再嫁的“惊人成就”。这种处处用主观来诠释客观的笔触有时无疑是琐细化（trivialize）了历史，但在更多的时候，它呈现出一种俯瞰的智慧，流露了张爱玲对生命那种悲凉、近乎宗教性的观察。《金锁记》有一段写女主角长安与初恋情人分手，“没有话”是小说中客观的现实，但紧随其后的主观诠释——“不多的一点回忆，將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却真的一语道破，令人刻骨铭心。
然而这种无处不在的主观性，却也保证了改编张爱玲最好的作品，不管是透过电影、电视还是舞台剧，几乎可以肯定是自取其辱。在文字被转化为声音与影像的过程中，作者的主观性将无可避免地被淡化和稀释，甚至删去；而任何只有“张爱玲的客观”，没有“张爱玲的主观”的改编都不可能是成功之作。导演可以费尽心机去拍张爱玲写的情节、景致和对话，问题是这些情节、景致和对话只会经过张爱玲的主观诠释才会有深意和灵魂。
《色，戒》是个罕有的例外。张爱玲在一九五零年间开始写这个她口中的“小故事”时不过是三十来岁，但早已过了她创作力最旺盛、天才闪耀得最灿烂的阶段。张爱玲迷初读《色，戒》总是若有所失，因为它没有了张爱玲的签名式样(signature)——她用来诠释世界、体验世界和与世界互动的主观性。小说有一段写佳芝心里盘算著她与她要暗杀的特务头子易先生的关系，竟然一口气用上了两句英文谚语（“权势是一种春药”和“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和两句前贤说过的俏皮话(“到女人心里去的路通过阴道”和“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先不说以佳芝的背景和教育程度在危急关头想到这些话是否合情合理，你何时见过小说家张爱玲如此不顾身份地拾人牙慧？
佳芝为何豁出了身体
然而《色，戒》有几样东西却是张爱玲其他写得更好的小说所无的，包括可以在改编过程中轻易转化为商业元素的刺杀、色诱和通奸情节，以及最重要的戏剧性和悬念。小说的戏剧性和悬念在于：为什么一介女流的大学生王佳芝为了暗杀易先生而愿意像妓女一样将自己的身体豁出去，而又在最关键的一刻放过易先生，不单使暗杀的计划功亏一篑，更使自己遭到杀身之祸？
作为导演，李安可以说是将小说《色，戒》的“潜伏电影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加插了一段原著没有的、拍得极为真实而鲜血四溅的徒手搏斗。当然，更有生意眼的是几场绘影绘声、纤毫毕现的做爱戏。不过，李安花了最大力气做的，是企图解开“王佳芝之谜”；而他提供的解释亦成为了评价《色，戒》这部电影以及李安是否读懂了张爱玲的最终凭据。
（作者系《瞄》杂志编辑总监，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