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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里的宋茶：文人天团与市井
110多年前，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他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茶道的《茶书》中提出，游牧民族的入侵结束了宋朝文化的繁荣，风靡一时的饮茶文化即在中国戛然而止，反而在引入地日本发扬光大，诞生了茶道。这似乎已经被接受为史实，但从文化意义上去深究，并不全然如此。
诚然，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文化断裂，但茶的物质基础一直生生不息，而饮茶作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在民间也从未断绝，这也是茶文化复兴的土壤。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茶道精神虽然纯粹，但也过分苛刻和程式。中国茶之道，则是道法自然。
最近由正午阳光出品的电视剧《清平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辉煌的茶时代。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描述了东京虹桥一带的繁华景象。其中既有挂着招牌的茶肆，也有边喝茶边看杂技表演的市民。这些市井百态的记录，真实表达出北宋时期民间茶肆已经成为普通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王安石有言：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在市民经济繁荣的宋代，茶已成为一种真正融入了普通人生活的文化，至今我们仍能感触到它的存在。
茶事之盛，除了市民经济的发展，更多得益于从皇帝到文人士大夫的整体投入。
自北宋太宗初年初步建立起北苑官焙茶园起，宋代贡茶体系到徽宗年间逐步发展到精雕细琢、登峰造极的程度。徽宗皇帝所写的《大观茶论》，更成为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书。有野史记载，宋徽宗为了示爱李师师，不送金银珠宝首饰，专门收集天下名茶以送之，侧面说明了茶文化在宋的流行程度。
而《清平乐》中的宋仁宗赵祯更为注重茶经济的发展，对于科举、茶税等事都是亲力亲为。
这就不得不提到北宋名臣蔡襄。
有一个故事说福建建州能仁寺院内，有一棵茶树生长在石缝中间，寺内和尚将这里的茶叶制成茶饼8块，名为石岩白。4块送给蔡襄，另4块送给京官禹玉。一年后，蔡襄去访禹玉，禹玉让弟子泡茶，蔡襄喝了一口即说：“这茶很像能仁院的石岩白。”禹玉不信，問弟子，果然。
但理解蔡氏之神奇，却需将其放置于贡茶院这一制度背景之下。
宋朝开始，将贡茶院由浙江顾渚转移至福建建安，即使开国初期，建安的北苑贡茶等级亦十分明确：龙茶、凤茶、京挺、的乳等10个品种井然有序。
宋仁宗庆历六年，蔡襄就任福建路转运使。之前，福建路转运使丁谓督造的北苑贡茶大龙凤团饼茶，已成为誉满京华的精品。一生好茶的蔡襄到了建安之后，改进制茶工艺，用更为细嫩的原料，将传统8饼一斤的大团茶，改为20饼一斤的小团茶。
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其品精绝，谓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此外，蔡襄还写成《茶录》两篇上进仁宗，论述北苑贡茶的茶汤品质与烹饮方法。
龙凤团茶、小龙凤团茶已经让后世仰望了，但据史料记载，在神宗年间，又造出了一种密云龙德贡茶，“其品又高于小团之上”;哲宗时，“又改密云龙为瑞云祥龙。徽宗赵佶，崇尚白茶，于是白茶遂为第一”。（《北苑贡茶录》）
北苑茶之所以能作为宫廷御茶独立风骚数百年，离不开宋仁宗的极力推崇，他举廉政，倡茶道，对蔡襄的著作《茶录》不仅刊印成册，还下令“勒石”，就是雕刻在石碑上以传后世。
大宋是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朝代。
在一幅宋代佚名的《人物图》中，便表现了当时典型的文人书斋生活图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也是最能代表宋人生活与文化趣味的“四般闲事”。
这似乎是由宋太祖赵匡胤经历所决定的，他从一个平民一步步登基当王，看过太多的人间疾苦，也尝过战火的磨难，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往朝崇尚武力所造成的。
所以，当他执政之后，削弱武将的地位，重视以文治朝。
所以我们会看到名人如繁星的大宋，包括在《清平乐》中我们熟知的晏殊、苏澈、梅尧臣、欧阳修、范仲淹、苏辙、苏轼、黄庭坚……也都出自那个重文轻武的时代。
他们对于茶的推广虽不及达官贵族们来的直接，但是在他们的诗词歌赋画足以见到对于茶的热爱。比如包拯的《论茶法奏》、赵孟頫的《斗茶图》、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内容之广，数量之多，据相关学者研究，苏轼诗词中有关于茶的就达到70多篇，陆游的则有300多首是关于写茶的诗句。
正是有如此多的大宋先贤对茶作出过艰辛的探究，对茶道不知疲倦的追求，提高了茶文化的水准和内涵，造就了辉煌的宋茶文化。
宋茶有别于唐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不仅有宫廷茶文化，更有市民茶文化。唐代民间虽有饮茶，但并不普及，饮茶圈子大多限于皇家和文人阶层，唐代史料和诗词中鲜有对民间饮茶的描述，宋茶则不同，和高不可攀的团茶相比，草茶更能让引车卖浆者接受，民间饮茶者众多，茶肆开始在城镇大规模普及。
贡茶再精致，最终只能留在史籍资料中供后世瞻仰，而真正传承下来的，不是贡茶那样的团茶、饼茶，而是散茶。
散茶，古籍中也叫叶茶、草茶或末茶，基本上已接近现在我们日常所饮用的茶叶了。因其制作工艺简单、携带方便、饮用方式多样，连一向喝惯了团茶的上层文人士大夫也开始关注散茶。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说：“自景祐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遂为草茶第一。”
宋代茶肆不仅多，而且分布密度大，并由此开始与酒楼并列。茶肆的客人们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
茶，终得源于民间，而归本于民间。
向历史寻找茶道：从《茶经》到千利休
时至今日，喝茶者众，寻访茶道者众，可是众说纷纭，缺乏常识，甚至连基本的何谓“茶道”都是一笔糊涂账。
以中国历史看，南北方的差异、物种的差异，包括气候的差异，都使茶道的面貌呈多元化。尤其以今日中国的交通和物流便利，众多丰富品种都可以罗列在一个饮茶者的面前：以往销往边疆和海外，带有唐代遗风的饼茶——普洱、黑茶和安茶，长江流域的绿茶，福建和台湾的乌龙茶——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专门的饮用方式，更没有一种茶道能一统天下。
但正因为这种多元，才使中国茶的饮用方式有了更多值得去探询的空间。
我们向历史寻找茶道。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是中国人的发明，在唐之前，南朝散佚的《食志》中就有“苦荼久食羽化”的记载，陆羽则从天人关系，极深刻总结了士大夫对饮茶境界的思考。
陆羽的《茶经》不仅使陆羽成为茶圣，更记载了完整的饮茶过程，包括茶树的天然性状、茶叶的采集、如何精制、茶具的使用和规制、泡茶法和饮用法。
因为这本经典，使唐朝的饮茶脱离了早期不完善状态，成为风靡全国的饮料。当时的士人们以能辨别出陆羽所泡的茶为自豪。随着从法门寺等处大量出土文物中的茶具的存在，使唐代饮茶方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到了宋代，按照著有《茶书》的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的说法，茶饮不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消遣，而成为自我实现的方式。
苏东坡甚至说：茶的至美至纯好像一个道德卫士，可以使他抵御堕落的侵蚀。
在貢茶体系影响下，宋人一改唐人的煎煮法，形成以点茶法为主的饮茶方式，将研磨好的茶末，事先在茶碗中以少量开水调成均匀的茶膏，之后一边注入开水一边用茶匙（茶筅）击拂。
刘松年的茶画《撵茶图》，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人雅集中点茶茶艺的整个过程。画面左侧的两人正忙于茶事，其中一人坐在矮几上，转动茶碾的转柄正在碾茶，一人手拿汤瓶正在桌边点茶。备茶的桌子上，井井有条地放置着茶盏、汤瓶、茶盒、竹筅、茶罗、盏托等茶具。画面右侧的一个僧人正在执笔作书，周围两人则坐在一旁欣赏。
而最能体现这种生活方式精致之处的活动，便是宋代风靡一时的斗茶活动。
在《茶录》中，蔡襄便写到了建安民间斗茶的具体品评标准。如“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清白者受水详明，故建安人斗试，以清白胜黄白”，便点出了宋人“茶色尚白”的品评标准，不过到了宋徽宗那里，这一标准被进一步细分为“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
到了明代，中国茶的饮用方法随着散茶流行进入了新时代，制茶不再繁杂，饮茶却发展出新的要求，以文人为主的阶层创造了紫砂壶为主的饮茶器具，改变了茶碗大小，推出了小很多的茶杯与茶盅。现在福建人还是沿用了明旧习，称茶杯为茶瓯。
文人重雅趣，于是把饮茶空间尽量雅致化，花木、盆景、雅石、茶果等要求均出现，茶道的文艺复兴开始了，而这套饮用方式尽管有了朝代的数次更迭，但是并没有死亡，无论在清代贵族阶层的社会生活图景中，还是民国时期江南人家的品饮中，都顽固地存在下来。
因为饮用散茶的茶制没有改变，这套饮茶方式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今天快节奏的我们已经很少有闲暇雅致文化，所以喝得更粗枝大叶罢了。
尽管现在日本保存的主要茶道流派是以茶道宗师千利休为代表的千家流派，但是宋朝就传入的许多饮用茶的方式，还是可以在日本找到。
1591年的一天，阴云翻涌，大雨如注。当时的日本当权者丰臣秀吉将茶作为政治符号，渐渐无法忍受世人对千利休“和、敬、清、寂”茶道思想的推崇，警告他只要磕头谢罪，即可免除死罪，千利休为其点茶后，从容说道：“这世上，只有美的事物能让我低头。”随后便切腹自戕。
将茶禅一味真正发扬光大的千利休所传下的草庵茶道，是完全日本审美化的茶道，但其点茶方式，还是继承了宋茶道。千利休去世的时候，做了一柄竹茶勺送给他的弟子，这茶勺被取名为“泪”，物与人结合为一，迄今为止，许多日本茶道中人的器物是需要代代相传的，很多人一生中只使用一个茶碗。这深植于日本人内心的文化性格，是那份对生活美学近乎极致的追求。
曾经有学者研究过，日本茶道之所以留存，是因为日本人有恋物的习惯。因为国土资源的匮乏，在千利休时代人们就发现，无法在日本大规模使用“唐物”，也无法像丰臣秀吉一样用黄金去建造自己的茶室空间，而应该重新认识物，有意突出物的灵魂世界。
仅有对物的依靠还是不够，喝茶并不是独自一人的世界，即使是明代茶人拒绝众饮的情况下，还是要求二三人对酌。茶人周瑜觉得，中国茶道追求的是另一种愉悦，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通过茶可以领悟到自然之美好，也能领悟到茶世界如何抵抗外界喧嚣，这是他所追求的中国茶道境界。
事实上，每个茶人都可以创造中国自己的茶道。茶道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可能都是瞬间的，像唐、宋时期的茶道，像日本的千利休茶道……但，土壤在那里。
伪古典主义与中国茶的精神
喝茶本是一件雅事，但最近十几年来，喝茶渐渐地成了养生保健和伪古典主义。
很多人笨手笨脚地模仿日本茶道，搞一堆牛头不对马嘴的茶器，刻意地营造日式的喝茶环境，甚至穿上和服，照足日本茶道的程序，可所有器物和步骤都没做对，只给人一种浓浓的山寨感。
还有人试图还原古代中国文人茶会，沐浴更衣，穿上唐装或汉服，然后在桌上摆上古琴和插花，摇头晃脑地焚香奏乐。喝茶的时候也要用手挡着，掩在宽袍大袖后面，俨然是一个从TVB古装剧里面跑出来的士大夫。
好好的一个人，一喝上茶，倒成了俗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就是别泡工夫茶。如果这种茶文化能够对人产生“滋润”和“熏陶”的作用，那恐怕是一次摧毁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灾难。
难道中国就没有像模像样的茶道了吗？当然不是。
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说，茶对中国人意味着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是一艘航向乐生的、愉悦的、和谐的自由王国的方舟。听起来很形而上，但喝茶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件形而下的享受。
茶道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物质生活方式，最核心的始终是茶本身好不好喝。当下中国的茶文化之所以走偏，也就是重点搞错了，喝的不是茶，是形式，是古风，是名气，甚至还有铜臭。
工夫茶之所以能够流行全国，主要是因为它把茶道通俗化为一种人人都可以掌握的方法论——“工夫”。喝什么茶、用什么水泡茶、用什么茶器，以及沏茶的整个过程都有讲究，是为“工夫”。
网传一名潮汕人的车内支了一个茶台，茶壶茶杯茶宠应有尽有。也名之为“工夫茶”。实际上，喝茶最忌的就是喧嚣的环境，行车中显然不是一个适合品茶的时候。
喝茶是一种节制。中国民间的喝茶，向来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瓶瓶罐罐，只是拿起碗来便喝，“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周作人语）。可这只是为了补充水分，只是为了生存，不是茶道。得把喝茶的地方从田间移到一个干净舒适的所在，把保温杯换成茶具，把茶汤弄得更好喝一点，把喝茶的节奏慢下来，才可以说是茶道，才可以说是生活。
喝茶，最终喝的是“人”。如今的茶会之所以显得恶俗，主要原因就是人恶俗，参与茶会的人甚至不必彼此认识，只要大家能够摆一个复古的款，然后拍照发朋友圈。喝茶的人不对，茶也没什么好喝的了。
陈晓卿说，最好吃的是人，和对的人吃饭，饭也格外好吃。喝茶也是如此，南宋诗人杜耒有诗曰：“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和对的人喝茶，在对的时间喝茶，喝茶这件事才能成为人世间难得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