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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生活过，
仅用痛苦和黑暗来概括她们的生活，
是不负责任的。
“慰安妇”三个字，一直披着苦难的外衣，触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慰安妇”这个群体，从20万人变成了32人，后来又变成了22人，现在只剩下8个人。虽然早已对她们有所耳闻，但人们从不知道，背负着巨大的耻辱和痛苦，她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状态。直到青年导演郭柯用镜头记录下了她们的生活，拍了电影《二十二》。
这世界真好，到现在我也没有想到死
1944年10月，日军攻陷了桂林。正背着女儿做农活的韦绍兰，迎头遇见了举着刺刀的日本军队，硬生生被他们拖走。噩梦从此开始了。
三个多月里，韦绍兰生不如死。终于在一个凌晨，她趁着守卫打瞌睡的机会抱起女儿逃出了炼狱，沿着山间小路跑了两天两夜，才回到了家。
一进门，撞见丈夫在煮粥，她哭得不能自已。她被村里人指指点点，丈夫也恨过她，骂过她，但更多的还是心疼她，不忍心再戳她的伤口。一个月后，小女儿不幸去世。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是日本兵的。
天塌了下来，韦绍兰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她选择了自杀。婆婆把她救了下来，哭着劝她：“死什么死，把命留住总是好的。”她想过堕胎，但家人担心她身体受过重创以后不再有怀孕的机会，最终还是留下了孩子。
韦绍兰生了一个男孩，跟随丈夫姓罗。丈夫试图忘记黑暗的过往，对孩子视如己出，从来不舍得打骂。家里的粮食不足，夫妻俩就吃糠咽菜，把米留给儿子熬粥。但村里人都背地里喊韦绍兰的儿子“日本子”，他活到72岁都没能讨上老婆，因为庄户人看重名誉，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日本人。他们迈不过心里那道坎。
韦绍兰的丈夫去世后，母子俩相依为命，每天喂鸡、养牛、挖药草卖钱。村里人都住上了大瓦房，母子俩还挤在小土屋里，韦绍兰每月领30元补贴，只够买最便宜的大白菜。然而，“有一口热粥喝也是很好的，热乎乎喝下肚子，什么忧愁都忘记了。”韦绍兰说。
这样的日子，韦绍兰过得津津有味。她爱唱山歌，據说年轻时唱得极好，虽然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她依然眷恋这个世界。她说：“有四两吃四两，有半斤吃半斤。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这世界这么好，红红火火的，到现在我都没想到死。”
纪录片播出后，韦绍兰一家受到社会关注，村里给他们盖了新房，政府也为其增加了补贴，还有不少好心人源源不断地送来食品和礼物。97岁的韦绍兰对此非常知足，情绪好时还会张开没牙的嘴巴唱几句山歌。“慰安妇”的标签之外，她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活着。
这么好的草药，我怎么就老到不能蹲下来挖
95岁的毛银梅生于韩国，自小逃亡到中国，又不幸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当“慰安妇”。
多年以后，她从来不愿提起过去经历过的黑暗与绝望，只是坐在屋前沉默地晒太阳，静静看着孩子们玩耍，然后用混合着韩语与湖北方言的语音，轻轻哼唱儿时听过的歌谣《阿里郎》和《桔梗谣》，声音微弱又悠长……
山西的李爱连在婚后不久被日军抓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她才回到家乡。全村对她的议论和指指点点从未停止，她想不开，要自杀，丈夫跟她说：“是日本人抓你去的，又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不会嫌弃你。”因为丈夫的这句话，她咬紧牙关打起精神过日子。直到九十几岁，她依然是一位利落的老人，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被褥和衣服拾掇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
海南临高县皇桐村的王玉开在年轻时是个美人。21岁那年，日军占领海南岛，在皇桐村设置了军事区，从此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天，日军到村里抓苦力，当时已怀孕五个月的王玉开躲藏不及，被强行抓到日本军部，随后遭遇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身体不仅留下了残疾，胎儿也流产了，还导致了终身不育。
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王玉开没有提过一个恨字，就连看见当年曾经伤害过她的日本兵的照片，她也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都没了。
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念叨了一句：“恨啊真是恨啊。”拍纪录片的导演连忙蹲下去倾听，发现老人目光灼灼地盯着一株药草，轻轻嘟哝道：“哎呀，这么好的草药，我怎么就老到不能蹲下来挖了呢。”比起多年以前生命里的不可承受之重，眼前的生活更能牵动她的悲喜。
她们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却依然祈祷中日和平
郭柯在拍摄电影之前，有海外的投资人希望电影不要太平淡，“要够惨”，要能“揭开老人的伤悲，让观众看了就哭”。但与老人多次接触的郭柯知道：这些老人不是每天都苦大仇深的，更多的时候就是普通的老人，也会有很多积极乐观的状态，有的老人很喜欢笑，每天都很开心，看到有人拍照还会比剪刀手。虽然郭柯知道“慰安妇”痛苦回忆的镜头才有冲击感，才最能戳中观众，有一部分媒体人会刻意引导老人去想伤心往事，赤裸裸揭开她们的伤疤。但他不忍心这样对待老人，在他看来，“老人”这个身份一定是先于“慰安妇”这个身份的，作为一个传播者，他希望把老人们最真实的一面告诉观众。因此，他一口回绝了对方的要求，哪怕对方撤资。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这是郭柯始终坚持的初心。而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郭柯也始终坚持着不去问那些尖锐的、让老人痛苦的问题，老人愿意开口说便说，不愿意说绝不勉强。只要有老人摆手说：“不讲了，我不讲了。”他马上把镜头转成空镜。
“痛苦只是她们的一部分，更多时候，她们是活生生的人，虽然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她们正一个个离世，但她们生活过，用痛苦和黑暗来概括她们的生活，是不负责任的。”在郭柯的镜头下，历经沧桑的老人们多数时候都是平静的，看到有人来看望，她们非常开心，有时候话很多，如我们的奶奶和外婆一般絮叨，有时候又很沉默，沉默得几乎同静止的光阴融为一体。有关她们的纪录片里，没有历史资料画面，没有血腥暴力镜头，只有这些老人们每日的平淡生活与心情记录。她们作为幸存者，曾经的悲惨经历并不是用来引发同情、煽动仇恨的工具，她们只是历史疼痛的记录者，以苦难的过去告诉后人如何正视过去，如何面对未来。
走不出那段历史的，从来不是她们。而是那些泯灭人性的刽子手、施虐者。“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许多人死去。”山西一位幸存老人如是说。虽然她和她的后人们都恨日本侵略者，但她依然希望不要再发生战争，因为她比多数人更知道战争的真实意义。
从20万人到8人，总有一天，所有的幸存者都会全部离去。但最后的时光里，她们依旧在用力生活，没有把生活交给抱怨和哭泣。“记录是为了铭记，不怨才能前行。”也愿我们在前行的路上，记住她们努力生活的姿态。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仅用痛苦和黑暗来概括她们的生活，
是不负责任的。
“慰安妇”三个字，一直披着苦难的外衣，触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慰安妇”这个群体，从20万人变成了32人，后来又变成了22人，现在只剩下8个人。虽然早已对她们有所耳闻，但人们从不知道，背负着巨大的耻辱和痛苦，她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状态。直到青年导演郭柯用镜头记录下了她们的生活，拍了电影《二十二》。
这世界真好，到现在我也没有想到死
1944年10月，日军攻陷了桂林。正背着女儿做农活的韦绍兰，迎头遇见了举着刺刀的日本军队，硬生生被他们拖走。噩梦从此开始了。
三个多月里，韦绍兰生不如死。终于在一个凌晨，她趁着守卫打瞌睡的机会抱起女儿逃出了炼狱，沿着山间小路跑了两天两夜，才回到了家。
一进门，撞见丈夫在煮粥，她哭得不能自已。她被村里人指指点点，丈夫也恨过她，骂过她，但更多的还是心疼她，不忍心再戳她的伤口。一个月后，小女儿不幸去世。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是日本兵的。
天塌了下来，韦绍兰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她选择了自杀。婆婆把她救了下来，哭着劝她：“死什么死，把命留住总是好的。”她想过堕胎，但家人担心她身体受过重创以后不再有怀孕的机会，最终还是留下了孩子。
韦绍兰生了一个男孩，跟随丈夫姓罗。丈夫试图忘记黑暗的过往，对孩子视如己出，从来不舍得打骂。家里的粮食不足，夫妻俩就吃糠咽菜，把米留给儿子熬粥。但村里人都背地里喊韦绍兰的儿子“日本子”，他活到72岁都没能讨上老婆，因为庄户人看重名誉，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日本人。他们迈不过心里那道坎。
韦绍兰的丈夫去世后，母子俩相依为命，每天喂鸡、养牛、挖药草卖钱。村里人都住上了大瓦房，母子俩还挤在小土屋里，韦绍兰每月领30元补贴，只够买最便宜的大白菜。然而，“有一口热粥喝也是很好的，热乎乎喝下肚子，什么忧愁都忘记了。”韦绍兰说。
这样的日子，韦绍兰过得津津有味。她爱唱山歌，據说年轻时唱得极好，虽然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她依然眷恋这个世界。她说：“有四两吃四两，有半斤吃半斤。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这世界这么好，红红火火的，到现在我都没想到死。”
纪录片播出后，韦绍兰一家受到社会关注，村里给他们盖了新房，政府也为其增加了补贴，还有不少好心人源源不断地送来食品和礼物。97岁的韦绍兰对此非常知足，情绪好时还会张开没牙的嘴巴唱几句山歌。“慰安妇”的标签之外，她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活着。
这么好的草药，我怎么就老到不能蹲下来挖
95岁的毛银梅生于韩国，自小逃亡到中国，又不幸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当“慰安妇”。
多年以后，她从来不愿提起过去经历过的黑暗与绝望，只是坐在屋前沉默地晒太阳，静静看着孩子们玩耍，然后用混合着韩语与湖北方言的语音，轻轻哼唱儿时听过的歌谣《阿里郎》和《桔梗谣》，声音微弱又悠长……
山西的李爱连在婚后不久被日军抓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她才回到家乡。全村对她的议论和指指点点从未停止，她想不开，要自杀，丈夫跟她说：“是日本人抓你去的，又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不会嫌弃你。”因为丈夫的这句话，她咬紧牙关打起精神过日子。直到九十几岁，她依然是一位利落的老人，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被褥和衣服拾掇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
海南临高县皇桐村的王玉开在年轻时是个美人。21岁那年，日军占领海南岛，在皇桐村设置了军事区，从此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天，日军到村里抓苦力，当时已怀孕五个月的王玉开躲藏不及，被强行抓到日本军部，随后遭遇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身体不仅留下了残疾，胎儿也流产了，还导致了终身不育。
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王玉开没有提过一个恨字，就连看见当年曾经伤害过她的日本兵的照片，她也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都没了。
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念叨了一句：“恨啊真是恨啊。”拍纪录片的导演连忙蹲下去倾听，发现老人目光灼灼地盯着一株药草，轻轻嘟哝道：“哎呀，这么好的草药，我怎么就老到不能蹲下来挖了呢。”比起多年以前生命里的不可承受之重，眼前的生活更能牵动她的悲喜。
她们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却依然祈祷中日和平
郭柯在拍摄电影之前，有海外的投资人希望电影不要太平淡，“要够惨”，要能“揭开老人的伤悲，让观众看了就哭”。但与老人多次接触的郭柯知道：这些老人不是每天都苦大仇深的，更多的时候就是普通的老人，也会有很多积极乐观的状态，有的老人很喜欢笑，每天都很开心，看到有人拍照还会比剪刀手。虽然郭柯知道“慰安妇”痛苦回忆的镜头才有冲击感，才最能戳中观众，有一部分媒体人会刻意引导老人去想伤心往事，赤裸裸揭开她们的伤疤。但他不忍心这样对待老人，在他看来，“老人”这个身份一定是先于“慰安妇”这个身份的，作为一个传播者，他希望把老人们最真实的一面告诉观众。因此，他一口回绝了对方的要求，哪怕对方撤资。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这是郭柯始终坚持的初心。而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郭柯也始终坚持着不去问那些尖锐的、让老人痛苦的问题，老人愿意开口说便说，不愿意说绝不勉强。只要有老人摆手说：“不讲了，我不讲了。”他马上把镜头转成空镜。
“痛苦只是她们的一部分，更多时候，她们是活生生的人，虽然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她们正一个个离世，但她们生活过，用痛苦和黑暗来概括她们的生活，是不负责任的。”在郭柯的镜头下，历经沧桑的老人们多数时候都是平静的，看到有人来看望，她们非常开心，有时候话很多，如我们的奶奶和外婆一般絮叨，有时候又很沉默，沉默得几乎同静止的光阴融为一体。有关她们的纪录片里，没有历史资料画面，没有血腥暴力镜头，只有这些老人们每日的平淡生活与心情记录。她们作为幸存者，曾经的悲惨经历并不是用来引发同情、煽动仇恨的工具，她们只是历史疼痛的记录者，以苦难的过去告诉后人如何正视过去，如何面对未来。
走不出那段历史的，从来不是她们。而是那些泯灭人性的刽子手、施虐者。“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许多人死去。”山西一位幸存老人如是说。虽然她和她的后人们都恨日本侵略者，但她依然希望不要再发生战争，因为她比多数人更知道战争的真实意义。
从20万人到8人，总有一天，所有的幸存者都会全部离去。但最后的时光里，她们依旧在用力生活，没有把生活交给抱怨和哭泣。“记录是为了铭记，不怨才能前行。”也愿我们在前行的路上，记住她们努力生活的姿态。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