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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海飞，很少有人真正认识或是了解他。采访之前，我只知道他是热播剧《旗袍》《大西南剿匪记》等剧的编剧，同时身兼杂志主编等职务。我觉得作家好像骨子里都带有些许清高和傲气。但在见到海飞后，我的所有想象全被否定，他很随和，也很幽默。与他聊天，会被吸引着去仔细聆听，听他的过往，听他为写作付出的全部。
海飞从事过很多职业，从务农、当兵、摆小摊、拉煤，到编厂报、做文书、当记者……“有时候我都奇怪为什么自己干过那么多的职业。后来我琢磨着这一定是在谋生，所以我想我走上写作之路肯定也和谋生有关。我没有太崇高的理想，当时就是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所以在发表了一些短文章后，开始写小说。在发表了一些小说后，才有了当作家的念头。而当我成为一名屡有小说发表的小说家，成为偶有编剧作品问世的业余编剧时，突然又开始十分迷恋小说。因为我觉得小说一定是一个妖精，不然它凭什么不时地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
对于文章的首次发表，海飞用了“欣喜若狂”四个字表达，他说那种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记得第一次在《劳动时报》的副刊发表一篇六七百字的散文。当时我在工厂当保安，当班时我还装作十分平静，拿回家关上门才欢呼雀跃。久久盯着自己的名字，想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了，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那天我和妻子都十分高兴，在职工宿舍里，我们开了一瓶啤酒小小地庆祝了一番。那种成就感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即便是后来写出长篇小说，也不会再有了。”
作为一名70后作家和编剧，海飞称自己其实是一个仅靠悟性写作的人，“与同年代的作家相比，他们身上的优势我一无所有，比如阅读量，比如扎实的文学理论和功底等等。我觉得我更像是墙头茅草，头重脚轻，需要补足养分。我惟一的优势是，我会用更多的时间来写作，所谓笨鸟先飞”。
2011年初，电视剧《旗袍》的上映让许多观众大呼过瘾。此剧的编剧正是海飞。《旗袍》是海飞诸多影视作品中自己较为满意的一部，“因为《旗袍》是一部精湛的展现人性复杂的谍战作品，它有一个结构十分牢固的故事框架，以及复杂而干净的人物关系”。海飞想了想，继续说道：“信仰在这个剧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女共产党人可以从容看着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同志假结婚；为了救护同志可以主动暴露，慷慨赴死；为了能继续潜伏，甘愿忍受汉奸的骂名等等。我觉得这样的信仰，动力来自内心的最深处，这才是这部荡气回肠的剧集的内涵。当然从剧集的外在形式来看，精彩的谍战桥段、王志文和李幼斌两位大腕的同台飚戏、精良的服装制作等，都是构成成功的原因。”
几年间，海飞编剧了《旗袍》《旗袍，旗袍》《大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太平公主秘史》《铁面歌女》等已播或将播的剧集，正在拍摄的是《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而他又正在进行新的剧集的构思。虽然在编剧这个行当里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之前的海飞却是一位作家，获得过人民文学奖、“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并被评为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对于自己怎样从作家转行为编剧，他说这完全是一件机缘凑巧的事情，因为一位制片人朋友的“盛情难却”，而从此“误入歧途”。此后的几年里，他在剧本上花了很多心力，但对于小说创作一直没有放下，仅去年就有中篇小说《往事纷至沓来》和长篇小说《向延安》在期刊发表，随即有多家文学选刊登载，紧接着被两家有实力的影视公司分别买走影视改编权。
在海飞眼里，作家转型编剧，有许多优势。一是作家可以改编自己创作的小说，这些小说因为几经修改并发表，是活的，改编起来特别灵动。纯文学小说已经成为影视编剧最好的素材。二是由作家转型的编剧，往往更注重细节，特别喜欢用细节来衬托气氛、用道具来串联剧情。三是小说家有一种特别好的艺术感觉。在国外有一种作家电影，也就是作家当导演拍摄的电影。在中国也有，比如朱文、马原、刘毅然、潘军等作家。有这么一种说法，一个编剧，首先应该是一个好导演。这话有一定道理，编剧总是先让人物形象在脑中活起来。
关于作家与编剧的关系，海飞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不管创作何种体裁，都是在创作。影视剧本其实也是影视文学，是文学的一个体裁，想要创作好不容易，并非小说家都是好编剧。我曾经就有因对编剧工作无法入门而退出剧本创作的经历。”
海飞说，在剧本创作中，一个好的切入口、以小人物来写大事件、以情动人以情节抓人等等，都是编剧技术手段中应该得心应手完成的。而《武林外传》《血色浪漫》的成功，都有文学向电视剧渗透的功劳，风格化的语句，甚至画面的氛围，都有小说的影子。所以说，文学与影视一直都是相互依存着一路前行的。
同时身为作家、主编、编剧的海飞，对自己的这些身份都很看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首先我是一名杂志主编，我必须主持好手头的杂志，然后才是一名作家和编剧。作品就像是孩子，对于孩子我觉得换了谁都会同样看重吧。”
在被问及有关时尚的话题时，海飞笑说：“我的生活肯定十分的不时尚。我在农村呆了十七年，在部队呆了三年，在县城呆了十三年，在省城呆了六年……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拙朴的混合体。但对于时尚我关注挺多，一个时尚的话剧，一种流行的服饰，一部火起来的电影，或者一些与时尚相关的媒体，都会关注，就像是一条狗看着一只猫在捕鱼，狗不吃鱼但不妨碍它饶有兴趣地看着猫捕鱼和吃鱼。”
“我觉得时尚的初级阶段是化妆、服饰和一些别具创意的活动、一种流行的事物……但是更进一步说，时尚是一种气味。这种气味可以是气场的一个分子，我比较欣赏这样的时尚。”
少年时的海飞曾经喜欢过川端康成，后来又开始喜欢余华，而现在他也不确定自己喜欢谁。不过提到余华，他还是兴致勃勃，《活着》是他迄今为止仍然喜爱的一本书。“用我的惯性思维来解释的话，我觉得这是一挺轻机枪，火力强劲。余华的老家在浙江海盐。或许在小说《活着》中大量弥漫着江南村庄的气息，所以才会令我事隔那么多年仍然对它爱不释手。《活着》，其实就是一段苍凉和温暖并存的人生。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中荡漾着的气场与氛围，那些波澜完全地藏在字里行间。这部小说曾被改编为电影《活着》，不过没有公映，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本文图片由海飞提供）
海飞从事过很多职业，从务农、当兵、摆小摊、拉煤，到编厂报、做文书、当记者……“有时候我都奇怪为什么自己干过那么多的职业。后来我琢磨着这一定是在谋生，所以我想我走上写作之路肯定也和谋生有关。我没有太崇高的理想，当时就是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所以在发表了一些短文章后，开始写小说。在发表了一些小说后，才有了当作家的念头。而当我成为一名屡有小说发表的小说家，成为偶有编剧作品问世的业余编剧时，突然又开始十分迷恋小说。因为我觉得小说一定是一个妖精，不然它凭什么不时地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
对于文章的首次发表，海飞用了“欣喜若狂”四个字表达，他说那种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记得第一次在《劳动时报》的副刊发表一篇六七百字的散文。当时我在工厂当保安，当班时我还装作十分平静，拿回家关上门才欢呼雀跃。久久盯着自己的名字，想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了，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那天我和妻子都十分高兴，在职工宿舍里，我们开了一瓶啤酒小小地庆祝了一番。那种成就感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即便是后来写出长篇小说，也不会再有了。”
作为一名70后作家和编剧，海飞称自己其实是一个仅靠悟性写作的人，“与同年代的作家相比，他们身上的优势我一无所有，比如阅读量，比如扎实的文学理论和功底等等。我觉得我更像是墙头茅草，头重脚轻，需要补足养分。我惟一的优势是，我会用更多的时间来写作，所谓笨鸟先飞”。
2011年初，电视剧《旗袍》的上映让许多观众大呼过瘾。此剧的编剧正是海飞。《旗袍》是海飞诸多影视作品中自己较为满意的一部，“因为《旗袍》是一部精湛的展现人性复杂的谍战作品，它有一个结构十分牢固的故事框架，以及复杂而干净的人物关系”。海飞想了想，继续说道：“信仰在这个剧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女共产党人可以从容看着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同志假结婚；为了救护同志可以主动暴露，慷慨赴死；为了能继续潜伏，甘愿忍受汉奸的骂名等等。我觉得这样的信仰，动力来自内心的最深处，这才是这部荡气回肠的剧集的内涵。当然从剧集的外在形式来看，精彩的谍战桥段、王志文和李幼斌两位大腕的同台飚戏、精良的服装制作等，都是构成成功的原因。”
几年间，海飞编剧了《旗袍》《旗袍，旗袍》《大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太平公主秘史》《铁面歌女》等已播或将播的剧集，正在拍摄的是《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而他又正在进行新的剧集的构思。虽然在编剧这个行当里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之前的海飞却是一位作家，获得过人民文学奖、“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并被评为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对于自己怎样从作家转行为编剧，他说这完全是一件机缘凑巧的事情，因为一位制片人朋友的“盛情难却”，而从此“误入歧途”。此后的几年里，他在剧本上花了很多心力，但对于小说创作一直没有放下，仅去年就有中篇小说《往事纷至沓来》和长篇小说《向延安》在期刊发表，随即有多家文学选刊登载，紧接着被两家有实力的影视公司分别买走影视改编权。
在海飞眼里，作家转型编剧，有许多优势。一是作家可以改编自己创作的小说，这些小说因为几经修改并发表，是活的，改编起来特别灵动。纯文学小说已经成为影视编剧最好的素材。二是由作家转型的编剧，往往更注重细节，特别喜欢用细节来衬托气氛、用道具来串联剧情。三是小说家有一种特别好的艺术感觉。在国外有一种作家电影，也就是作家当导演拍摄的电影。在中国也有，比如朱文、马原、刘毅然、潘军等作家。有这么一种说法，一个编剧，首先应该是一个好导演。这话有一定道理，编剧总是先让人物形象在脑中活起来。
关于作家与编剧的关系，海飞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不管创作何种体裁，都是在创作。影视剧本其实也是影视文学，是文学的一个体裁，想要创作好不容易，并非小说家都是好编剧。我曾经就有因对编剧工作无法入门而退出剧本创作的经历。”
海飞说，在剧本创作中，一个好的切入口、以小人物来写大事件、以情动人以情节抓人等等，都是编剧技术手段中应该得心应手完成的。而《武林外传》《血色浪漫》的成功，都有文学向电视剧渗透的功劳，风格化的语句，甚至画面的氛围，都有小说的影子。所以说，文学与影视一直都是相互依存着一路前行的。
同时身为作家、主编、编剧的海飞，对自己的这些身份都很看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首先我是一名杂志主编，我必须主持好手头的杂志，然后才是一名作家和编剧。作品就像是孩子，对于孩子我觉得换了谁都会同样看重吧。”
在被问及有关时尚的话题时，海飞笑说：“我的生活肯定十分的不时尚。我在农村呆了十七年，在部队呆了三年，在县城呆了十三年，在省城呆了六年……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拙朴的混合体。但对于时尚我关注挺多，一个时尚的话剧，一种流行的服饰，一部火起来的电影，或者一些与时尚相关的媒体，都会关注，就像是一条狗看着一只猫在捕鱼，狗不吃鱼但不妨碍它饶有兴趣地看着猫捕鱼和吃鱼。”
“我觉得时尚的初级阶段是化妆、服饰和一些别具创意的活动、一种流行的事物……但是更进一步说，时尚是一种气味。这种气味可以是气场的一个分子，我比较欣赏这样的时尚。”
少年时的海飞曾经喜欢过川端康成，后来又开始喜欢余华，而现在他也不确定自己喜欢谁。不过提到余华，他还是兴致勃勃，《活着》是他迄今为止仍然喜爱的一本书。“用我的惯性思维来解释的话，我觉得这是一挺轻机枪，火力强劲。余华的老家在浙江海盐。或许在小说《活着》中大量弥漫着江南村庄的气息，所以才会令我事隔那么多年仍然对它爱不释手。《活着》，其实就是一段苍凉和温暖并存的人生。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中荡漾着的气场与氛围，那些波澜完全地藏在字里行间。这部小说曾被改编为电影《活着》，不过没有公映，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本文图片由海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