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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接连表决通过旨在支持台当局维系、拓展“国际空间”的“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of 2019，簡称“台北法案”）。在台湾“断交潮”雪崩式涌现之际，“台北法案”的出笼让蔡英文与民进党“见猎心喜”，他们别有用心地将其解读为“台美关系升温又一实质性动作”。实际上，该法案作为美国政治精英群体“以台制中”与“以台遏中”政策逻辑的产物，主要意图是通过抬升“台湾牌”的分量，填充遏制中国发展的“印太战略”。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始终只是供美国榨取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地缘政治棋子而已，很难真正从“台北法案”里讨到甜头。
2019年以来，台湾“国际空间”日益萎缩。除无缘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国际舞台”外，台湾还在9月陷入接连失去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两个南太平洋地区“邦交国”的惨境。台当局为挽回“外交颓势”，突破国际社会越扎越牢的一中篱笆，积极利用“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等政治游说集团“围猎”美国国会议员，期望他们公开“挺台”。“台北法案”正是其游说“业绩”之一。
今年5月，长期“亲台”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贾德纳（Cory Gardner）、卢比奥（Marco Rubio）、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Ed Markey）、梅南德斯 （Bob Menendez） 等人共同提出“台北法案”，目的是帮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强化对外关系。该法案称，若有国家采取“对台湾不利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可降级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暂停或改变对其外交援助。该法案还呼吁特朗普政府以“适当方式”支持台湾在所有不以国家为会员资格且“美国已参与”的国际组织中成为会员。今年9月，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接连与台“断交”后，美国国会中的“友台”人士趁机公开抛出“台湾遭遇中国霸凌”等论调，力促国会加速通过“台北法案”。9月25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无异议通过参议院版“台北法案”后，10月18日，麦考尔（Michael McCaul）、西尔斯（Albio Sires）、巴拉特（Mario Diaz-Balart）、冈萨雷斯（Vicente Gonzalez）等跨党派众议员又提出了众议院版“台北法案”，呼吁美国政府在时机适当且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针对那些“伤害台湾”的国家，“降低与该国的经济、安全及外交接触”。他们还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持续强化对台“外交承认”以及军售活动，并推动美国与台当局开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美国国会审议、表决“台北法案”的过程相当快速，且在参众两院得到了超越党派的支持。10月29日与30日，参议院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分别以“一致同意”与口头表决方式放行各自版本的“台北法案”。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美国国会以口头表决、无异议等方式通过涉台议案或法案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友台”法案或决议在参众两院均以此方式过关，表明其议题与内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基本共识”，就像麦考尔等人在推动“台北法案”时鼓吹的那样：“它不是一个共和党的议题，也不是一个民主党的议题，它是一个美国的议题。”
与此同时，美国的“亲台派”公然叫嚣“承认台湾为国家”，挑战一中原则底线。10月30日，曾多次鼓吹“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波特（Steve Chabot）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称，“台湾符合主权国家的所有要件”，“美国应直接正式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首席议员约霍（Ted Yoho）也与夏波特相互唱和，声称“美国是时候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了”，明火执仗地为“台独”势力站台，冲撞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
在美国立法机构频繁发起、通过“与台湾交往法”“台北法案”等“友台”法案之际，特朗普政府也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不断强化台湾“防卫能力”，协助其拓展“国际空间”。美国搅动台海局势，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伺机争夺战略博弈主动权的目的昭然若揭。
一是“台北法案”为美国政府推动“印太战略”提供了便利。目前，美国明确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为此积极推动名义上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实质上维护美国国际霸权、遏制中国发展的“印太战略”。台湾因占据第一岛链关键位置且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重要支点之一。美国国会发起夹带涉台条款的法案或制定涉台专法的举动，则为特朗普政府逐步具化台湾在“印太战略”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力抓手。因此，尽管最后通过的“台北法案”的内容比起最初版本已大幅缩水（没有了国务院每隔180天需就法案内容向国会定期报告的强制规定，原先授权美行政部门可向“伤害”台“外交关系”的国家挥舞停止援助、降等处罚等“大棒”的规定也不见踪影），但它同“与台湾交往法”等法案一样，都是特朗普政府充实“印太战略”、围堵中国“备而不用”的筹码。换言之，美国国会通过的“友台”法案数量越多，涉及范畴越广，美国政府未来用于“以台制中”“以台遏中”的工具也就越丰富。
二是“台北法案”增强了美国一中政策弹性空间。美国政府构建、阐释一中政策的元素相当广泛，涵盖美国在不同时期确立的政策法令、历任总统发言讲话，如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对台所谓的“六项保证”，等等。在这个内部充满张力的一中政策架构里，台湾“既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也没有被完全抛弃”，具备独特法律与政治地位。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美国刻意通过保留一中政策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得以根据其国家利益需求，弹性解释、操作以及执行该政策，同台湾开展各式互动。在此背景下，“台北法案”虽未突破一中政策基本框架，但它使得“台湾的外交关系首度被纳入美国国内法保障体系”，让特朗普政府为一中政策注入新内容，强力推升“美台关系”获得法律支撑。
借“台北法案”制造“挺台”效应
2019年以来，台湾“国际空间”日益萎缩。除无缘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国际舞台”外，台湾还在9月陷入接连失去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两个南太平洋地区“邦交国”的惨境。台当局为挽回“外交颓势”，突破国际社会越扎越牢的一中篱笆，积极利用“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等政治游说集团“围猎”美国国会议员，期望他们公开“挺台”。“台北法案”正是其游说“业绩”之一。
今年5月，长期“亲台”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贾德纳（Cory Gardner）、卢比奥（Marco Rubio）、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Ed Markey）、梅南德斯 （Bob Menendez） 等人共同提出“台北法案”，目的是帮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强化对外关系。该法案称，若有国家采取“对台湾不利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可降级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暂停或改变对其外交援助。该法案还呼吁特朗普政府以“适当方式”支持台湾在所有不以国家为会员资格且“美国已参与”的国际组织中成为会员。今年9月，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接连与台“断交”后，美国国会中的“友台”人士趁机公开抛出“台湾遭遇中国霸凌”等论调，力促国会加速通过“台北法案”。9月25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无异议通过参议院版“台北法案”后，10月18日，麦考尔（Michael McCaul）、西尔斯（Albio Sires）、巴拉特（Mario Diaz-Balart）、冈萨雷斯（Vicente Gonzalez）等跨党派众议员又提出了众议院版“台北法案”，呼吁美国政府在时机适当且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针对那些“伤害台湾”的国家，“降低与该国的经济、安全及外交接触”。他们还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持续强化对台“外交承认”以及军售活动，并推动美国与台当局开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美国国会审议、表决“台北法案”的过程相当快速，且在参众两院得到了超越党派的支持。10月29日与30日，参议院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分别以“一致同意”与口头表决方式放行各自版本的“台北法案”。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美国国会以口头表决、无异议等方式通过涉台议案或法案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友台”法案或决议在参众两院均以此方式过关，表明其议题与内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基本共识”，就像麦考尔等人在推动“台北法案”时鼓吹的那样：“它不是一个共和党的议题，也不是一个民主党的议题，它是一个美国的议题。”
与此同时，美国的“亲台派”公然叫嚣“承认台湾为国家”，挑战一中原则底线。10月30日，曾多次鼓吹“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波特（Steve Chabot）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称，“台湾符合主权国家的所有要件”，“美国应直接正式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首席议员约霍（Ted Yoho）也与夏波特相互唱和，声称“美国是时候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了”，明火执仗地为“台独”势力站台，冲撞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
充实特朗普“胁迫工具箱”
在美国立法机构频繁发起、通过“与台湾交往法”“台北法案”等“友台”法案之际，特朗普政府也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不断强化台湾“防卫能力”，协助其拓展“国际空间”。美国搅动台海局势，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伺机争夺战略博弈主动权的目的昭然若揭。
一是“台北法案”为美国政府推动“印太战略”提供了便利。目前，美国明确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为此积极推动名义上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实质上维护美国国际霸权、遏制中国发展的“印太战略”。台湾因占据第一岛链关键位置且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重要支点之一。美国国会发起夹带涉台条款的法案或制定涉台专法的举动，则为特朗普政府逐步具化台湾在“印太战略”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力抓手。因此，尽管最后通过的“台北法案”的内容比起最初版本已大幅缩水（没有了国务院每隔180天需就法案内容向国会定期报告的强制规定，原先授权美行政部门可向“伤害”台“外交关系”的国家挥舞停止援助、降等处罚等“大棒”的规定也不见踪影），但它同“与台湾交往法”等法案一样，都是特朗普政府充实“印太战略”、围堵中国“备而不用”的筹码。换言之，美国国会通过的“友台”法案数量越多，涉及范畴越广，美国政府未来用于“以台制中”“以台遏中”的工具也就越丰富。
二是“台北法案”增强了美国一中政策弹性空间。美国政府构建、阐释一中政策的元素相当广泛，涵盖美国在不同时期确立的政策法令、历任总统发言讲话，如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对台所谓的“六项保证”，等等。在这个内部充满张力的一中政策架构里，台湾“既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也没有被完全抛弃”，具备独特法律与政治地位。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美国刻意通过保留一中政策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得以根据其国家利益需求，弹性解释、操作以及执行该政策，同台湾开展各式互动。在此背景下，“台北法案”虽未突破一中政策基本框架，但它使得“台湾的外交关系首度被纳入美国国内法保障体系”，让特朗普政府为一中政策注入新内容，强力推升“美台关系”获得法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