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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散文家中，李登建先生是一位难得的、能够不时带给读者震撼的作家。这种震撼，来自于其文字中深植的思想的体量和发现的张力。而这，正合乎我对优秀作家、作品的评判——文学写作实现的不仅是文字之间的移植和优化，更是磨搓与点燃——磨搓出火花，点燃思想和精神，砥砺德行。换言之，对于文学作品的考量，在“义理、考据、辞章”中，其价值最大的当是“义理”，“文学的功用不只在娱乐众人，它最后的目标是人类生活的平衡。文学给予我们生命的安慰与同情，指导我们如何与人生融洽”（马修·阿诺德）。就此而言，2018年伊始，李登建先生的散文《血脉之河的上游》由《人民文学》（2018年1期）甫一推出即广受好评，当在情理之中。
《血脉之河的上游》述及的是现在日渐受到关注的“家风”问题。作者由“两个黑乎乎的”油篓起笔，藉“悉数祖父、父亲、哥哥从事的职业的时候”，以“试图破译家族的生命密码”。这“生命密码”，就是家风。作者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先人勤劳、坚韧、质朴美德的敬意，以一种深沉的虔诚、敬仰、审慎和责任感，让人们识见到这种家风的难能可贵，并进而意识到当“离那块肥沃而贫瘠的土地越来越远，离祖父越来越远”后，我们会怎样“退化成一副卑怯、猥琐的模样”。作者在为祖父、父亲、哥哥记录下珍贵的影像后，借此引导读者深思：“渐渍家风”，家风作为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其成员，又能促使家庭成员在一种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氛围中不断发展，其对家族的传承乃至民族的发展都起到重要影响。当家风失泯，“血脉之河”断流之后，曾经的美好可能会永远走出我们的生活。德国美学家、接受美学的创立者姚思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成品”。读罢这篇散文，不由我们不深刻关注其述及的话题，在与作者的“互动”中，它必将成为一部“精品”。
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他又说：中国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亲附人生，妙会实事”。笔者一直认为，在社会上，习焉不察的变化最深刻、最具有革命性。唯真正有实力的作者，才具有前瞻性，而他们将因此而收获更大的成功。无疑，李登建先生具备这种实力。“散文作家李登建是一位紧贴土地与众生的书写者，他以真切的感受，独到的视角”，“总能在华美的生活表象下发现一些沉重的东西，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无意识，或者说是一种书写惯性。”①前此，他的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获得了何建明、张炜、李炳银、张守仁等名家的高度评价，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当是“义理”方面对“乡贤”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的发掘。当下，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在社会的巨大变迁面前，面临严峻考验，如何重建乡村社会、如何跨越乡村文明的断裂带、如何打造新乡村文明使其承衣钵开新命，这就成为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时代命题。2015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曾一连刊登两篇文章，谈论基层“乡贤治理”的作用。不妨说，《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的创作，具有着超前的价值。而本篇《血脉之河的上游》则将“家风”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尽管，对这一问题早已渐受关注，《人民日报》自2015年连续刊发重要文章阐述家风传统、弘扬优秀家风，甚者2016年4月7日曾就此以两版刊发了五篇文章。但我一直觉得：用文学的形式传播真理或揭示发现，能够更深刻、更持久、更鲜活，也更便于人们接受、共鸣和习得。在反映当下社会问题上，文学家的能量可能要优于更多社会学者。笔者真诚地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作者锻造、提炼、展现这种深入生活涉入社会的敏感和能力。进入日常生活，但有非凡，在对现实的前瞻思考中抵达更高远的深度和广度，大境界与大乐趣就在此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在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发现问题。但发现问题则意味着能够打破一直统治我们整个思考和认识的封闭的、不可穿透的、遗留下来的前见。具有这种打破能力，并以这种方式发现新问题，使新问题回答成为可能，这些就是研究者的任务。”对于作家而言，亦足资取鉴。家风，对于我们而言，属于一份坚守、一种牵挂，更或基于一种自信、一份慰藉。传统家风所具有榜样性、社会性、传承性的特点，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美德的体现、生活的结晶。读罢《血脉之河的上游》，无疑让我们深受警示：往昔不是异乡，而是故乡，虽物是人非，但乡音不改;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或者现在。
茨威格说：写回忆录的最优越条件是“和过去脱离了任何关系”，“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成了时代编年史上最大胜利的见证人”。虽然，《血脉之河的上游》并非正真意义上的“回忆录”，但它通过“悉数祖父、父亲、哥哥从事的职业的时候”，实现了对往事的追溯，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也体现出了茨威格说的那种“自由”——从一名农家子弟，到一位高校教师，再靠自身的努力、不辍的笔耕而成为一名知名作家;离开故乡，使作者“和过去脱离了某些关系”，因此，他才可以因为一种距离感用饱蘸浓情之笔解读“家族的生命密码”，和读者分享他的故乡记忆，发掘出对过去艰难、贫困、磨砺的一种深刻解读和朴质诗意。作者表现出的觉悟意识和担当情怀，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一步念及“家风”的当下意义，从而思考到更深远的主旨。著名散文家、翻译家、编辑家张守仁先生在“2010中国文学高端论坛·散文创作学术研讨会”上言及散文创作时指出：“好的散文必须要有独特的视角、精彩的细节、深刻的思想和好的语言。”所有这些，《血脉之河的上游》无疑都实现了，而且超出想象。
或许，生活愿望与现实每有一种内在紧张，于是会有获麟之叹，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赌气之辞。但一位作家若有足够实力，反而会从这种“紧张”中相互策发、彼此补益，体现为一种成熟、进步。艺术的突围，何尝不是精神的攀缘？当写作从漂浮的云端着落到大地上，精彩以另一种形式开始。在我们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想正在分离，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阅读现在越来越表现出执行的是完全快乐的原则。唯真正有责任心的作家，才会发大愿力、下苦功夫，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解读、对责任的担当。如果说佛家有“大乘”“小乘”之分，我觉得作者亦有“我执”“去执”之别。我由衷地期望：作者的心，既表“我心”，也为“众心”，在展现自己精彩和深刻的同时，点燃起更多的生命和精彩。坊间有闻：钱锺书先生生前曾问刘再复先生“做人难还是做学问难”，刘先生回答说“做学问难”，钱先生纠正说“不对，做人更难”。钱先生所论，戚戚我心。李登建先生《血脉之河的上游》的成功，从表面上看是做事的成功，实际上是做人的成功。惟愿：来日犹多，让我们从李登建先生那里领受更多的“震撼”！
①韓振英《行走在平民世界里——简评李登建散文集〈礼花为谁开放〉》，《文艺报》2011年10月24日。
责任编辑 五十弦
《血脉之河的上游》述及的是现在日渐受到关注的“家风”问题。作者由“两个黑乎乎的”油篓起笔，藉“悉数祖父、父亲、哥哥从事的职业的时候”，以“试图破译家族的生命密码”。这“生命密码”，就是家风。作者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先人勤劳、坚韧、质朴美德的敬意，以一种深沉的虔诚、敬仰、审慎和责任感，让人们识见到这种家风的难能可贵，并进而意识到当“离那块肥沃而贫瘠的土地越来越远，离祖父越来越远”后，我们会怎样“退化成一副卑怯、猥琐的模样”。作者在为祖父、父亲、哥哥记录下珍贵的影像后，借此引导读者深思：“渐渍家风”，家风作为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其成员，又能促使家庭成员在一种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氛围中不断发展，其对家族的传承乃至民族的发展都起到重要影响。当家风失泯，“血脉之河”断流之后，曾经的美好可能会永远走出我们的生活。德国美学家、接受美学的创立者姚思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成品”。读罢这篇散文，不由我们不深刻关注其述及的话题，在与作者的“互动”中，它必将成为一部“精品”。
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他又说：中国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亲附人生，妙会实事”。笔者一直认为，在社会上，习焉不察的变化最深刻、最具有革命性。唯真正有实力的作者，才具有前瞻性，而他们将因此而收获更大的成功。无疑，李登建先生具备这种实力。“散文作家李登建是一位紧贴土地与众生的书写者，他以真切的感受，独到的视角”，“总能在华美的生活表象下发现一些沉重的东西，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无意识，或者说是一种书写惯性。”①前此，他的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获得了何建明、张炜、李炳银、张守仁等名家的高度评价，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当是“义理”方面对“乡贤”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的发掘。当下，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在社会的巨大变迁面前，面临严峻考验，如何重建乡村社会、如何跨越乡村文明的断裂带、如何打造新乡村文明使其承衣钵开新命，这就成为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时代命题。2015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曾一连刊登两篇文章，谈论基层“乡贤治理”的作用。不妨说，《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的创作，具有着超前的价值。而本篇《血脉之河的上游》则将“家风”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尽管，对这一问题早已渐受关注，《人民日报》自2015年连续刊发重要文章阐述家风传统、弘扬优秀家风，甚者2016年4月7日曾就此以两版刊发了五篇文章。但我一直觉得：用文学的形式传播真理或揭示发现，能够更深刻、更持久、更鲜活，也更便于人们接受、共鸣和习得。在反映当下社会问题上，文学家的能量可能要优于更多社会学者。笔者真诚地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作者锻造、提炼、展现这种深入生活涉入社会的敏感和能力。进入日常生活，但有非凡，在对现实的前瞻思考中抵达更高远的深度和广度，大境界与大乐趣就在此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在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发现问题。但发现问题则意味着能够打破一直统治我们整个思考和认识的封闭的、不可穿透的、遗留下来的前见。具有这种打破能力，并以这种方式发现新问题，使新问题回答成为可能，这些就是研究者的任务。”对于作家而言，亦足资取鉴。家风，对于我们而言，属于一份坚守、一种牵挂，更或基于一种自信、一份慰藉。传统家风所具有榜样性、社会性、传承性的特点，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美德的体现、生活的结晶。读罢《血脉之河的上游》，无疑让我们深受警示：往昔不是异乡，而是故乡，虽物是人非，但乡音不改;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或者现在。
茨威格说：写回忆录的最优越条件是“和过去脱离了任何关系”，“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成了时代编年史上最大胜利的见证人”。虽然，《血脉之河的上游》并非正真意义上的“回忆录”，但它通过“悉数祖父、父亲、哥哥从事的职业的时候”，实现了对往事的追溯，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也体现出了茨威格说的那种“自由”——从一名农家子弟，到一位高校教师，再靠自身的努力、不辍的笔耕而成为一名知名作家;离开故乡，使作者“和过去脱离了某些关系”，因此，他才可以因为一种距离感用饱蘸浓情之笔解读“家族的生命密码”，和读者分享他的故乡记忆，发掘出对过去艰难、贫困、磨砺的一种深刻解读和朴质诗意。作者表现出的觉悟意识和担当情怀，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一步念及“家风”的当下意义，从而思考到更深远的主旨。著名散文家、翻译家、编辑家张守仁先生在“2010中国文学高端论坛·散文创作学术研讨会”上言及散文创作时指出：“好的散文必须要有独特的视角、精彩的细节、深刻的思想和好的语言。”所有这些，《血脉之河的上游》无疑都实现了，而且超出想象。
或许，生活愿望与现实每有一种内在紧张，于是会有获麟之叹，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赌气之辞。但一位作家若有足够实力，反而会从这种“紧张”中相互策发、彼此补益，体现为一种成熟、进步。艺术的突围，何尝不是精神的攀缘？当写作从漂浮的云端着落到大地上，精彩以另一种形式开始。在我们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想正在分离，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阅读现在越来越表现出执行的是完全快乐的原则。唯真正有责任心的作家，才会发大愿力、下苦功夫，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解读、对责任的担当。如果说佛家有“大乘”“小乘”之分，我觉得作者亦有“我执”“去执”之别。我由衷地期望：作者的心，既表“我心”，也为“众心”，在展现自己精彩和深刻的同时，点燃起更多的生命和精彩。坊间有闻：钱锺书先生生前曾问刘再复先生“做人难还是做学问难”，刘先生回答说“做学问难”，钱先生纠正说“不对，做人更难”。钱先生所论，戚戚我心。李登建先生《血脉之河的上游》的成功，从表面上看是做事的成功，实际上是做人的成功。惟愿：来日犹多，让我们从李登建先生那里领受更多的“震撼”！
①韓振英《行走在平民世界里——简评李登建散文集〈礼花为谁开放〉》，《文艺报》2011年10月24日。
责任编辑 五十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