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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在器物与制度层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精神理念层面也达到了相当高度，曾长期处于周边文化的中心与主导地位，成为人类文化史上与希腊、印度齐名的三大主流传统之一。进入世界历史的现代阶段，随着西方列强用武力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文化在周边文化中的中心主导地位不复存在，第一次面临在整体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与严峻挑战。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社会与文化进入了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面临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繁盛而衰微而复苏进而重新走向复兴的曲折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缘际会，现代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三星会聚”之地，这既给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开展储备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也使其面临前无古人的艰巨任务。而如何在既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而又保持开放文化心态的基础上处理好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开展必须认真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对此，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均围绕作为文化基本属性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西化派专注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待中西文化，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的不同。这在“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者胡适先生那里得到了清楚体现。在他看来，由于人类的内在生理构造与外在生活环境均具有类同性，因而作为“民族生活的样法”的文化就是“根本大同小异的”。“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这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化都是走的同一条路，因而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而只有“迟速”、“先后”或发展程度的差异。这就在彻底抹煞文化之民族性的同时，完全把各民族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主张全盘西化论最为彻底的陈序经先生则更明确地指出，只有近世西洋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干”。中国传统文化则只能是“仅可以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
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对在全球化时代更为充分地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更为清楚地见出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身不足，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他们对中华文化传统中落后于时代的成分的猛烈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廓清内涵空间之效。但其内在局限也给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开展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由于西化派是从时代性的单一维度来看待文化，中国文化传统被框限在“前现代”，成为不再对现实社会发生鲜活影响的“古董”。在胡适的眼中，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故”化，成为“死去”而没有自身生命力的“遗物”，国人要做的，就是像对待身外之物那样，对之予以清理。惟其如此，要想“再造文明”，也就只有“全盘西化”了。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自然是：中国文化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切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并进而照搬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这就陷入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现代新儒家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对具体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言，其变革只能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为前提。如果一种文化变革以丢弃文化的民族特质为前提，即使实现了所谓现代化，也只能是事实上成为外来文化的殖民地。因此，不同于西化派主张以抛弃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现代新儒家则明确强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真正实现。为此必须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地吸纳外来文化。正如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贺麟先生所指出的：“就个人言，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立足于这样的认识，针对一些西方汉学家与中国西化派认为中国文化已“死亡”的观点，现代新儒家明确强调，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虽在“生病”，但它不仅仍然活着，而且依然有其坚韧的生命活力。
现代新儒家坚心要为中国文化依然活着做见证、着力突显民族性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仅对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具有很强的理论针对性，而且对在极为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中国文化慧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其相关认识也有一个盲点：把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打成两截，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表现出了偏狭的文化心态，从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则表现出了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特色。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新（造）”论时，就明确表示，既反对全盘西化，也不赞成全盘因袭中国古代文化，而是主张立足现时代的要求，“兼综东西两方之长”，“作一种创造的综合”以“创成一种新的文化”。在其后70年的学术生涯中，张先生一以贯之地坚持了综合创新的基本立场，并不断做出新的探索。作为“综合创新”论的响应者，方克立先生近年来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他指出，“中学为体”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这一论断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认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关系的新进境。
综合创新论的这一主张超越了西化派中国文化传统早已死亡的观点。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还活着，但是由于他们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归结为中国文化的“歧出”、因而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打成两截，根本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事实上使得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鲜活而充沛的表现。综合创新论在明确肯定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生命力的、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的基础上，进而揭明了两者之间既是传承发展与变革转型的关系，又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生命精神。这就进一步畅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精神，避免了由于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打成两截而使得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难免窒塞不通的问题。与此同时，综合创新论既认肯中国文化生命整体作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从而给中国文化以“体”的地位，又从时代性的高度肯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积极主张吸收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而为我所用。这就既挺立了民族主体性，又体现了开放的文化心态，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西化派专注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待中西文化，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的不同。这在“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者胡适先生那里得到了清楚体现。在他看来，由于人类的内在生理构造与外在生活环境均具有类同性，因而作为“民族生活的样法”的文化就是“根本大同小异的”。“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这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化都是走的同一条路，因而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而只有“迟速”、“先后”或发展程度的差异。这就在彻底抹煞文化之民族性的同时，完全把各民族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主张全盘西化论最为彻底的陈序经先生则更明确地指出，只有近世西洋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干”。中国传统文化则只能是“仅可以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
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对在全球化时代更为充分地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更为清楚地见出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身不足，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他们对中华文化传统中落后于时代的成分的猛烈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廓清内涵空间之效。但其内在局限也给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开展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由于西化派是从时代性的单一维度来看待文化，中国文化传统被框限在“前现代”，成为不再对现实社会发生鲜活影响的“古董”。在胡适的眼中，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故”化，成为“死去”而没有自身生命力的“遗物”，国人要做的，就是像对待身外之物那样，对之予以清理。惟其如此，要想“再造文明”，也就只有“全盘西化”了。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自然是：中国文化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切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并进而照搬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这就陷入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现代新儒家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对具体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言，其变革只能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为前提。如果一种文化变革以丢弃文化的民族特质为前提，即使实现了所谓现代化，也只能是事实上成为外来文化的殖民地。因此，不同于西化派主张以抛弃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现代新儒家则明确强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真正实现。为此必须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地吸纳外来文化。正如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贺麟先生所指出的：“就个人言，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立足于这样的认识，针对一些西方汉学家与中国西化派认为中国文化已“死亡”的观点，现代新儒家明确强调，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虽在“生病”，但它不仅仍然活着，而且依然有其坚韧的生命活力。
现代新儒家坚心要为中国文化依然活着做见证、着力突显民族性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仅对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具有很强的理论针对性，而且对在极为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中国文化慧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其相关认识也有一个盲点：把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打成两截，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表现出了偏狭的文化心态，从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则表现出了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特色。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新（造）”论时，就明确表示，既反对全盘西化，也不赞成全盘因袭中国古代文化，而是主张立足现时代的要求，“兼综东西两方之长”，“作一种创造的综合”以“创成一种新的文化”。在其后70年的学术生涯中，张先生一以贯之地坚持了综合创新的基本立场，并不断做出新的探索。作为“综合创新”论的响应者，方克立先生近年来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他指出，“中学为体”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这一论断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认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关系的新进境。
综合创新论的这一主张超越了西化派中国文化传统早已死亡的观点。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还活着，但是由于他们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归结为中国文化的“歧出”、因而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打成两截，根本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事实上使得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鲜活而充沛的表现。综合创新论在明确肯定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生命力的、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的基础上，进而揭明了两者之间既是传承发展与变革转型的关系，又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生命精神。这就进一步畅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精神，避免了由于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打成两截而使得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难免窒塞不通的问题。与此同时，综合创新论既认肯中国文化生命整体作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从而给中国文化以“体”的地位，又从时代性的高度肯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积极主张吸收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而为我所用。这就既挺立了民族主体性，又体现了开放的文化心态，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