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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教祈雨在唐朝已经成为较为重要的仪式，它对于当时的佛教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笔者主要论述唐朝的佛教祈雨仪式的特点及其作用，以求深化对佛教祈雨仪式与佛教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唐朝；祈雨；佛教；作用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08-03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农业在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科技不发达和水利设施不健全的情况下，农业的丰收与天气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风调雨顺，农业就会丰产；反之，农业就会歉收。歉收往往会给统治者造成极大麻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在天气干旱的时候，百姓和政府都会想方设法缓解旱情。其中，祈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无论民间自发的祈雨还是官府举行的祈雨，在很早以前就有。佛教传入我国以后，佛教祈雨成为民间祈雨仪式的一种。在唐朝，这一仪式变得更加重要，并且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一、佛教祈雨仪式的特点
纵观有唐一代的佛教祈雨活动，我们不难发现佛教祈雨有以下特点：
首先，走本土化道路，与中国传统祈雨方法相结合。在中国传统的祈雨仪式中，龙王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古人认为龙能“兴云致雨，鼓动雷霆”[1]，正所谓“在天莫如龙，龙之德，佐天地，养万物，百谷赖以生，四海所共尊者也……龙之灵翔洒雨泽枯搞滋苗稼，可不严奠醉之所哉。”[2]龙王祈雨是民间最普遍的一种祈雨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将古印度佛教中被称为佛的护卫者“Naga”的巨蛇比作中国的龙王祈雨。如佛教的一种祈雨方式为“于佛前右画三千大千世界主轮盖龙王，佛前左画难陀难陀二龙王。于坛四方，用瞿摩夷汁各画一龙王。于东方画一龙王……又于南方画一龙王……又于西方画一龙王……于北方又画一龙王。”[3]这种祈雨仪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佛教祈雨和中国民间传统祈雨仪式相结合的产物。
另一种与传统方法结合的祈雨仪式是与阴阳五行思想结合。“徙市闭坊门”是《后汉书》以来正史中经常记载的民间祈雨方式。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乞晴即闭路北头，乞雨即闭路南头”，“闭阴则阳通，宜天晴也；祈雨闭南头者，闭阴则阳通，宜零雨也。”[4]这种祈雨仪式是佛教徒举办的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祈雨仪式。
其次，利用佛经祈雨。日本学问僧圆仁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一次扬州的佛教祈雨仪式。据记载，是年为开成四年（839）正月四日，“又于当时请僧令乞雨，以七人为一番，以读经。五日下，入夜雷鸣，电光浩雨，似夏月雷日，自后七日将雨，至望始晴。”[5]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佛教祈雨方法，“亢旱之时，如是依法读此《大云经》。或经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定降注甘雨。若灾重不雨，更作必降甘雨。”[6]唐朝后期，僧人代病师“初止今东京，次于河阳，为民救旱，按经缋八龙王。立道场，启祝毕，投绪间，举众咸观书像沉跃不定，斯须云起，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归心者众。”[7]由此可见，佛经也是一种祈雨工具。
最后，利用法术祈雨。一些高僧本身怀有高超的法术，他们利用法术祈雨，影响统治者和百姓，以此达到传播佛教的目的。例如唐太宗“贞观三年从去冬至来夏六月迥然无雨，天子下诏释李两门，岳渎诸庙，爰及淫祀，普令雲祭于时……知净能感以状奏闻，敕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需，一无损费，唯愿静念三宝慈济四生（声），七日之后，必降甘泽。……至七日，向晓问守卫者曰：‘天之西北应有白虹，可观之，’寻声便见。净曰：‘雨必至矣’。须臾，云合骤雨。”[8]玄宗开元年间，久旱无雨，上下令让金刚智祈雨。金刚智“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降雨焉。”，第七日“午后，方开眉眼，即时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远近惊骇。”[9]《不空传》中也有类似记载。天宝年间“是岁终夏愆阳，诏令祈雨。制曰：‘时不得赊，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坛，未尽三日，雨已浃洽。”[10]关于祈雨活动，善无畏传中也有记载。开元年间一次大旱，玄宗令高力士诏善无畏祈雨。善无畏“乃盛一钵水，以小刀搅之，梵言数百咒之。须臾有物如龙，其大如指，赤色矫首，瞰水面，复潜于钵底。畏且搅且咒，倾之，有白气自钵而兴，迳上数尺，稍稍引去。畏谓士力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驰去，迥顾见白气疾旋，自讲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而上。既而昏霾，大风震电，力士才及天津桥，风雨随马而聚，街中大树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尽沾湿矣。”[11]这些佛教徒利用法术祈雨收到了良好效果，间接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佛教徒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祈雨活动加大了佛教的传播力度和深度，在官方和民间有了很多信徒和很深的影响力。祈雨的成功给无助的百姓带来了希望，也使朝廷对它的支持力度加大，从而佛教的信众大为增加，并达到了盲从的进步，佛教也在唐朝达到了鼎盛阶段。
二、佛教祈雨的作用
佛教祈雨在唐代社会中占据一定地位，对社会生活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其一，祈雨的成功解除了旱情，消除了导致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我国东部大部属于季风气候，经常出现干旱天气农业收成受其影响较大。有唐一代，共发生旱、洪、蝗等灾害1063次，其中旱灾197次，占18.5%之多。唐代关于旱灾的文献记录也较多，例如“（贞元）六年春，关辅大旱，无麦苗。”[12]神龙三年夏，“山东、河北二十余州大旱，饥馑死者两千余人。”[13]贞元六年夏，“淮南、浙西、福建等道大旱，井泉竭，人暍且疫，死者甚众。”[14]上述这些都是久旱无雨的结果。相对于人民的生命财产来说，封建政府更担心干旱天气是否会导致社会动乱，所以每到天旱之时便会组织祈雨活动。佛教高僧此时便担负起一部分祈雨责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到处可以见到僧侣的身影。成功的祈雨活动缓解了旱情，使百姓的生活得以维持，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
其二，通过成功的祈雨活动，僧侣们获得了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信任，增加了信众，促进了佛教的发展。统治者的这种行为对于佛教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中的传播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加快了佛教传播。释明净祈雨时不要物质报酬，只是要求太宗“可国内空寺并私度僧，并施其各得弘圣道。”[15]太宗恩准，明净得三千僧侣。不空祈雨成功后，“（玄宗）帝大悦，自持宝箱赐紫袈裟一副，亲为披擐，仍赐绢二百匹。”[16]金刚智祈雨成功后，“京城士庶皆云：‘智获一龙，穿屋飞去。’求观其处，日千万人，斯乃坛法之神验也。”[17]通过这些祈雨，世人领略到佛教僧侣的法术，对这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更加崇拜。史载善无畏祈雨成功后，“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谢。”[18]玄宗虽然大力提倡道教，压制佛教，但是为了缓解旱情而采用佛教祈雨，并在成功后给予赏赐，变相认可了佛教，从而促进了其发展。唐德宗时，“又造神龙佛祠，须材五十尺者。”[19]造“神龙佛祠”，显然是佛教在唐代影响日益扩大的反映。僧人代病师祈雨成功，“自此归心者众”，甚至“盟津民立堂宇若生祠焉。”[20]这种看似极端的崇拜方法正是百姓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的另类反映。僧侣们成功祈雨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其三，佛教的祈雨活动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佛教的传播扫除了一些障碍，并为完成佛教的中国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中国古代在面临旱灾威胁时，常常通过祈求社稷、山川、大雾等祭祀手段祛除旱灾，龙王致雨也是其中之一。古印度佛教中有被称为“Naga”的巨蛇，是佛的护卫者。它生活在江河湖海中，能兴云布雨。这正好与中国传统观念中龙王的致雨功能相仿。在佛教传入中国时，它被僧人翻译为百姓所熟悉的“龙”，于是佛教祈雨与中国本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祈雨方式。如上文提到的佛教画龙祈雨方式与中国传统的祈雨方式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的利用龙王祈雨的方式为“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己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老人舞之。”[21]这两种祈雨方式都用到了龙，仪式虽不完全相同，但是在四个方向上利用“龙”，具有明显的中国色彩。佛教利用龙王祈雨的方式与中国古代利用龙祈雨的方式相差不大，所以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在唐代的僧侣善无畏的祈雨仪式中也出现了“须臾有物如龙，其大如指，赤色矫首，瞰水面，复潜于钵底”[22]的记载。这都是利用“龙”祈雨的种种方式。对于善无畏祈雨的成功，连高高在上的玄宗皇帝都敬畏三分，更何况处于下层的人民？在这一过程中，佛教逐渐发展并完成了其中国化进程。
总之，佛教祈雨逐渐成为唐朝的重要的祈雨仪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百姓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并加快了它的中国化进程。对于这种作用，我们既不能高估，也不能忽视，应给与应有的评价。
注释：
[1][清]《全唐文》卷四八零，唐次《祭龙潭祈雨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901页。
[2][清]《全唐文》卷八零六，李伉《五龙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481页。
[3][唐]不空：《大云经祈雨坛法》，引自[日]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密教部二，卷一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987年，第493页。
[4][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5][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页。
[6][唐]不空：《大云经祈雨坛法》，引自[日]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密教部二，卷一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987年，第493页。
[7][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六《代病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9页。
[8][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明净传》，《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3页。
[9][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页。
[1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页。
[1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
[1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五《五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7页。
[1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57页。
[1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五《五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7页。
[15][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明净传》，引自《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3页。
[1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页。
[17][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页。
[18][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
[1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七《裴延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07页。
[2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六《代病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9页。
[21][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一00《灾异部·旱》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723页。
[22][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
（责任编校：刘军平）
关键词：唐朝；祈雨；佛教；作用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08-03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农业在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科技不发达和水利设施不健全的情况下，农业的丰收与天气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风调雨顺，农业就会丰产；反之，农业就会歉收。歉收往往会给统治者造成极大麻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在天气干旱的时候，百姓和政府都会想方设法缓解旱情。其中，祈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无论民间自发的祈雨还是官府举行的祈雨，在很早以前就有。佛教传入我国以后，佛教祈雨成为民间祈雨仪式的一种。在唐朝，这一仪式变得更加重要，并且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一、佛教祈雨仪式的特点
纵观有唐一代的佛教祈雨活动，我们不难发现佛教祈雨有以下特点：
首先，走本土化道路，与中国传统祈雨方法相结合。在中国传统的祈雨仪式中，龙王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古人认为龙能“兴云致雨，鼓动雷霆”[1]，正所谓“在天莫如龙，龙之德，佐天地，养万物，百谷赖以生，四海所共尊者也……龙之灵翔洒雨泽枯搞滋苗稼，可不严奠醉之所哉。”[2]龙王祈雨是民间最普遍的一种祈雨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将古印度佛教中被称为佛的护卫者“Naga”的巨蛇比作中国的龙王祈雨。如佛教的一种祈雨方式为“于佛前右画三千大千世界主轮盖龙王，佛前左画难陀难陀二龙王。于坛四方，用瞿摩夷汁各画一龙王。于东方画一龙王……又于南方画一龙王……又于西方画一龙王……于北方又画一龙王。”[3]这种祈雨仪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佛教祈雨和中国民间传统祈雨仪式相结合的产物。
另一种与传统方法结合的祈雨仪式是与阴阳五行思想结合。“徙市闭坊门”是《后汉书》以来正史中经常记载的民间祈雨方式。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乞晴即闭路北头，乞雨即闭路南头”，“闭阴则阳通，宜天晴也；祈雨闭南头者，闭阴则阳通，宜零雨也。”[4]这种祈雨仪式是佛教徒举办的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祈雨仪式。
其次，利用佛经祈雨。日本学问僧圆仁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一次扬州的佛教祈雨仪式。据记载，是年为开成四年（839）正月四日，“又于当时请僧令乞雨，以七人为一番，以读经。五日下，入夜雷鸣，电光浩雨，似夏月雷日，自后七日将雨，至望始晴。”[5]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佛教祈雨方法，“亢旱之时，如是依法读此《大云经》。或经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定降注甘雨。若灾重不雨，更作必降甘雨。”[6]唐朝后期，僧人代病师“初止今东京，次于河阳，为民救旱，按经缋八龙王。立道场，启祝毕，投绪间，举众咸观书像沉跃不定，斯须云起，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归心者众。”[7]由此可见，佛经也是一种祈雨工具。
最后，利用法术祈雨。一些高僧本身怀有高超的法术，他们利用法术祈雨，影响统治者和百姓，以此达到传播佛教的目的。例如唐太宗“贞观三年从去冬至来夏六月迥然无雨，天子下诏释李两门，岳渎诸庙，爰及淫祀，普令雲祭于时……知净能感以状奏闻，敕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需，一无损费，唯愿静念三宝慈济四生（声），七日之后，必降甘泽。……至七日，向晓问守卫者曰：‘天之西北应有白虹，可观之，’寻声便见。净曰：‘雨必至矣’。须臾，云合骤雨。”[8]玄宗开元年间，久旱无雨，上下令让金刚智祈雨。金刚智“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降雨焉。”，第七日“午后，方开眉眼，即时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远近惊骇。”[9]《不空传》中也有类似记载。天宝年间“是岁终夏愆阳，诏令祈雨。制曰：‘时不得赊，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坛，未尽三日，雨已浃洽。”[10]关于祈雨活动，善无畏传中也有记载。开元年间一次大旱，玄宗令高力士诏善无畏祈雨。善无畏“乃盛一钵水，以小刀搅之，梵言数百咒之。须臾有物如龙，其大如指，赤色矫首，瞰水面，复潜于钵底。畏且搅且咒，倾之，有白气自钵而兴，迳上数尺，稍稍引去。畏谓士力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驰去，迥顾见白气疾旋，自讲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而上。既而昏霾，大风震电，力士才及天津桥，风雨随马而聚，街中大树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尽沾湿矣。”[11]这些佛教徒利用法术祈雨收到了良好效果，间接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佛教徒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祈雨活动加大了佛教的传播力度和深度，在官方和民间有了很多信徒和很深的影响力。祈雨的成功给无助的百姓带来了希望，也使朝廷对它的支持力度加大，从而佛教的信众大为增加，并达到了盲从的进步，佛教也在唐朝达到了鼎盛阶段。
二、佛教祈雨的作用
佛教祈雨在唐代社会中占据一定地位，对社会生活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其一，祈雨的成功解除了旱情，消除了导致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我国东部大部属于季风气候，经常出现干旱天气农业收成受其影响较大。有唐一代，共发生旱、洪、蝗等灾害1063次，其中旱灾197次，占18.5%之多。唐代关于旱灾的文献记录也较多，例如“（贞元）六年春，关辅大旱，无麦苗。”[12]神龙三年夏，“山东、河北二十余州大旱，饥馑死者两千余人。”[13]贞元六年夏，“淮南、浙西、福建等道大旱，井泉竭，人暍且疫，死者甚众。”[14]上述这些都是久旱无雨的结果。相对于人民的生命财产来说，封建政府更担心干旱天气是否会导致社会动乱，所以每到天旱之时便会组织祈雨活动。佛教高僧此时便担负起一部分祈雨责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到处可以见到僧侣的身影。成功的祈雨活动缓解了旱情，使百姓的生活得以维持，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
其二，通过成功的祈雨活动，僧侣们获得了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信任，增加了信众，促进了佛教的发展。统治者的这种行为对于佛教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中的传播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加快了佛教传播。释明净祈雨时不要物质报酬，只是要求太宗“可国内空寺并私度僧，并施其各得弘圣道。”[15]太宗恩准，明净得三千僧侣。不空祈雨成功后，“（玄宗）帝大悦，自持宝箱赐紫袈裟一副，亲为披擐，仍赐绢二百匹。”[16]金刚智祈雨成功后，“京城士庶皆云：‘智获一龙，穿屋飞去。’求观其处，日千万人，斯乃坛法之神验也。”[17]通过这些祈雨，世人领略到佛教僧侣的法术，对这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更加崇拜。史载善无畏祈雨成功后，“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谢。”[18]玄宗虽然大力提倡道教，压制佛教，但是为了缓解旱情而采用佛教祈雨，并在成功后给予赏赐，变相认可了佛教，从而促进了其发展。唐德宗时，“又造神龙佛祠，须材五十尺者。”[19]造“神龙佛祠”，显然是佛教在唐代影响日益扩大的反映。僧人代病师祈雨成功，“自此归心者众”，甚至“盟津民立堂宇若生祠焉。”[20]这种看似极端的崇拜方法正是百姓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的另类反映。僧侣们成功祈雨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其三，佛教的祈雨活动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佛教的传播扫除了一些障碍，并为完成佛教的中国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中国古代在面临旱灾威胁时，常常通过祈求社稷、山川、大雾等祭祀手段祛除旱灾，龙王致雨也是其中之一。古印度佛教中有被称为“Naga”的巨蛇，是佛的护卫者。它生活在江河湖海中，能兴云布雨。这正好与中国传统观念中龙王的致雨功能相仿。在佛教传入中国时，它被僧人翻译为百姓所熟悉的“龙”，于是佛教祈雨与中国本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祈雨方式。如上文提到的佛教画龙祈雨方式与中国传统的祈雨方式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的利用龙王祈雨的方式为“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己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老人舞之。”[21]这两种祈雨方式都用到了龙，仪式虽不完全相同，但是在四个方向上利用“龙”，具有明显的中国色彩。佛教利用龙王祈雨的方式与中国古代利用龙祈雨的方式相差不大，所以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在唐代的僧侣善无畏的祈雨仪式中也出现了“须臾有物如龙，其大如指，赤色矫首，瞰水面，复潜于钵底”[22]的记载。这都是利用“龙”祈雨的种种方式。对于善无畏祈雨的成功，连高高在上的玄宗皇帝都敬畏三分，更何况处于下层的人民？在这一过程中，佛教逐渐发展并完成了其中国化进程。
总之，佛教祈雨逐渐成为唐朝的重要的祈雨仪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百姓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并加快了它的中国化进程。对于这种作用，我们既不能高估，也不能忽视，应给与应有的评价。
注释：
[1][清]《全唐文》卷四八零，唐次《祭龙潭祈雨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901页。
[2][清]《全唐文》卷八零六，李伉《五龙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481页。
[3][唐]不空：《大云经祈雨坛法》，引自[日]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密教部二，卷一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987年，第493页。
[4][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5][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页。
[6][唐]不空：《大云经祈雨坛法》，引自[日]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密教部二，卷一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987年，第493页。
[7][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六《代病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9页。
[8][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明净传》，《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3页。
[9][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页。
[1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页。
[1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
[1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五《五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7页。
[1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57页。
[1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五《五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7页。
[15][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明净传》，引自《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3页。
[1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页。
[17][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页。
[18][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
[1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七《裴延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07页。
[2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六《代病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9页。
[21][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一00《灾异部·旱》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723页。
[22][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
（责任编校：刘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