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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柔的经典段子
我经历过很多厕所，男女的标志被艺术化为螺丝钉和螺母、烟斗和高跟鞋、龙和风、听雨轩和观瀑亭、太阳和月亮、扑克牌里的红桃K和黑桃Q……这时候我就非常怀念曾经路边公共厕所大白墙上“男”、“女”两个字，特别醒目根本不至于走错。现在连女的穿裙子、男的双臂下垂那种标志都很令人难忘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厕所这么大众的地方搞得跟脑筋急转弯似的，脑子慢的真要活活给尿憋死。
吃饭的地方越来越蹊跷，照这阵势就快发展到抱一碗蹲树杈上吃了。听说火锅之所以火是因为锅底儿大补，所以中药味儿越重的汤越有人喝。这好像跟原汤化原食什么的挨不上边儿。你要坐住了支起耳朵听，经常能听见有人很冷静地点着“三鞭一花”之类的东西，据说吃哪补哪。有时候觉得进火锅店就跟进中药铺似的，与其让不懂药膳的食客自己安排，还不如请几个老中医坐门口，谁进来给谁号脉，需要壮阳的左拐，需要滋阴的上楼。
美女也分品种，这要看是养殖的还是自然天生的。天生丽质的女人是尤物，量少而且不是什么人都能近身。养殖的美女很难具备尤物们的气质，那是人家从骨子里带出来的，就像我们宿舍一个女生从小在大炕上呆惯了，不管坐哪儿都很自然地用两脚互相把鞋蹬掉然后盘腿。现在自己都开会计事务所了，到哪儿查账腿倒是不盘了，但蹬鞋的意识还在。
王小柔的文字，是随手看起便不想罢手的那种：几百字的小短文，聊天似的，非常好读。更因为她说话特“损”，观察又格外细致，所以极有杀伤力。
有人说，自己在火车上读王小柔的书时不停地笑，周围的人还以为他有病；等目的地到了，书也读完了，脑子被那些“段子”填得满满的，还挺充实。
凭着《把日子过成段子》、《都是妖蛾子》两本文集，这位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天津作家以“段子”的新鲜文体吸引了从10岁到80岁、来自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有人戏言，王小柔有本事把大家都变成了“蛾子”，朝她那团亮光飞过去。
《都是妖蛾子》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陈阳春说：“日子、段子、妖蛾子，就是王小柔的三个关键词。”而就是这三个词，描述出的却似乎是一个社会的轮廓。
“妖蛾子”
天津人嘴巴厉害，故有“京油子卫嘴子”一说。王小柔的幽默就是典型的天津式幽默，“妖蛾子”一词也是当地俗语。王小柔解释道：“妖蛾子就是偷偷摸摸搞怪。当时取这个书名，编辑还问我是不是南方的人会不太懂，但我觉得如果从字面上理解成一只妖里妖气的蛾子，也挺好玩的。”
但事实上在王小柔看来，今天的生活中常常能遇到这种“搞怪，甚至有点尴尬”的事，比如她说：“人有钱一准儿‘得涩’。弄一屋子家具你要问他某样东西多少钱，一定要把他说的价格乘以八，因为人家说的是美元。刷牙人家用电动的，那轻微的嗡嗡声总让我觉得好像在刷厕所；人家用的美国香皂据说能迅速缓解疲劳，我抹在眼睛上都不合得洗；人家的马桶还有洗屁股的功能，第一次上厕所，从马桶里喷出的热水吓得我突然蹦起来，差点儿还被自己没提起来的裤子绊一跤……其实谁不知道，以前他坐马路边用一块泛着馊味的湿毛巾黏糊糊地搭在大白腿上，光着膀子把手不自觉地放在胸口来回地搓。”
王小柔常说自己是“朴实的小市民”，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在“伪时尚”之外，才能反观其荒唐与丑恶。有评论称赞她为“小市民的代言人”或“如今少有的真诚不做作的作家”，但也有人认为其实王小柔才是“小资他妈”、“时尚他妈”——“那些新潮的东西如果她没亲身体验过，又怎么写得出来呢?”
那么，写着尖酸“段子”的王小柔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一家报社专刊部工作的她认为自己的生活“特别单调”。
“就是早晨起来，赶快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开车回家，写稿，中午吃饭，下午接着写稿，或者打电话采访，然后马上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接完孩子做饭吃饭……其实很简单，跟所有人的生活是一样的。
但这样的生活也许已经很令“普通小市民”羡慕了——明明就是个有房有车的小白领。但她却很讨厌这个变了味儿的称呼；她会“忙着把自己从伪‘小资’的圈子里择出来，逢人就狗窦大开喜眉笑眼地说：“我是小市民。”似乎只有这样的身份才让她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真实。
长盛不衰的“段子”
“也许太平静的生活总让人烦躁，段子就不知不觉地进了办公室。那些平时举止优雅的人大多以‘嗨，你知道吗?’开头，引出‘给你讲一个段子’这句他不说难受的话。讲的人一般总是面带微笑，听的人则眼睛发亮，听到动情之处还要重复几遍验证自己是否已经记住。当段子成为办公室的主流语言，我们的日子过得也成了段子的一部分。”在《把日子过成段子》里，王小柔这样写道。
事实上，早在王小柔之前，我们的生活就已经与“段子”纠缠得难解难分了。与性有关的“黄段子”、与政治有关的“红段子”、带有恐怖色彩的“黑段子”，还有形形色色的搞笑段子、哲理段子，不知从何时起成了现代人生活中越来越依赖的一剂调味料，就像好辣之人每餐必有辣椒一样。网络和手机短信的普及更是为之推波助澜，不分男女老幼，也不管学历高低，人们都习惯了有“段子”的日子。所以，当王小柔一提出“把日子过成段子”的口号，就有很多人认为她抓住了时代的热点、生活的要害，因而一举成名。
其实王小柔的“段子”与我们通常的概念是有区别的。“段子是一个俗语，就是把生活演绎一下，就像我们大家有时候聊天、说相声，把一些本身很生动的东西又还原了。”王小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博客上，王小柔也用这种段子式的语言记录自己的生活，使人感觉她每一天都活得像喜剧一般，幽默的元素俯拾即是。“生活中的幽默元素本来很零散，我只是把它拼装在一起，让它更好看更鲜活，这也是表达生活的一种方法。”王小柔说。
陈阳春认为，实际上王小柔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也很古老。“用传统的说法，可能就会说成‘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生活中的幽默’，但小柔不会这么说。她用幽默调侃的语言写出了带有浓郁烟火气的当下生活、本色生活，可以说是活色生香，既聪明又家常，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其实王小柔并不像一些读者以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尖酸刻薄、不时叫骂的小市民。事实上在她的价值观里，并没有把生活看得很轻松，也不主张把生活变得娱乐化。关于为什么用“段子”来看生活，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这样说，“应该说这是一种宽容。退了一步以后，重新看待以前或现在甚至将来的日子，你才会很愉快，你才不会去钻牛角尖。”
“我主张的不是娱乐，用快乐也许更准确。它不能令现在的生活变质，却可以改善你面对现实生活的心态。”王小柔说。
看待“日子”的心态
不可否认，“段子”二字所带有的娱乐和反讽意义，是王小柔的书热销的主要原因。而在“段子”流行的文化表层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
“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段子就是一些被解构的碎片。因为作为整体的文化很沉重，但撕成碎片之后，就变得无限轻盈，谁都可以推动它，把它扔到天空中或者践踏在脚底下。”文化评论学者朱大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一直以来，‘段子’是俗文化，但不能简单地用雅文化和俗文化的概念来界定它。段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产。这是一个反讽的时代，反讽是我们时代的基本语法。这是后现代的必然产物。所以，现在反讽已经不是一个俗和雅的问题，它超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大众和精英共同使用的话语的武器。”
朱大可指出，事实上，反讽在中国已经有了将近20年的历史。从早先王朔的小说，到后来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段子”文化，反讽一路风靡，也一路成熟。
“除非我们获得了更完好的改造。话语是一种生存策略，表面上受制于文学，但实际上它受制于我们整个的社会和生活。”
“事实上，不管是‘段子’或‘反讽’，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消解了沉重的东西，也同时解构了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困境。”朱大可说。
然而，在这个解构、反讽已然成风的时代，虽然以“段子”出名，但王小柔还是自称为一个比较传统的人，一个“朝标准家庭妇女一路小跑的女人”。在自己主持的论坛上，她鼓动大家：“要严谨、要认真、要時尚、要快乐！”
“前几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时还在说，我们不但要忽悠身边的女性赶快结婚，还要忽悠她们赶快生孩子。不管怎样，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最基本的生活的状态，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意识不到。”王小柔笑着说。
我经历过很多厕所，男女的标志被艺术化为螺丝钉和螺母、烟斗和高跟鞋、龙和风、听雨轩和观瀑亭、太阳和月亮、扑克牌里的红桃K和黑桃Q……这时候我就非常怀念曾经路边公共厕所大白墙上“男”、“女”两个字，特别醒目根本不至于走错。现在连女的穿裙子、男的双臂下垂那种标志都很令人难忘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厕所这么大众的地方搞得跟脑筋急转弯似的，脑子慢的真要活活给尿憋死。
吃饭的地方越来越蹊跷，照这阵势就快发展到抱一碗蹲树杈上吃了。听说火锅之所以火是因为锅底儿大补，所以中药味儿越重的汤越有人喝。这好像跟原汤化原食什么的挨不上边儿。你要坐住了支起耳朵听，经常能听见有人很冷静地点着“三鞭一花”之类的东西，据说吃哪补哪。有时候觉得进火锅店就跟进中药铺似的，与其让不懂药膳的食客自己安排，还不如请几个老中医坐门口，谁进来给谁号脉，需要壮阳的左拐，需要滋阴的上楼。
美女也分品种，这要看是养殖的还是自然天生的。天生丽质的女人是尤物，量少而且不是什么人都能近身。养殖的美女很难具备尤物们的气质，那是人家从骨子里带出来的，就像我们宿舍一个女生从小在大炕上呆惯了，不管坐哪儿都很自然地用两脚互相把鞋蹬掉然后盘腿。现在自己都开会计事务所了，到哪儿查账腿倒是不盘了，但蹬鞋的意识还在。
王小柔的文字，是随手看起便不想罢手的那种：几百字的小短文，聊天似的，非常好读。更因为她说话特“损”，观察又格外细致，所以极有杀伤力。
有人说，自己在火车上读王小柔的书时不停地笑，周围的人还以为他有病；等目的地到了，书也读完了，脑子被那些“段子”填得满满的，还挺充实。
凭着《把日子过成段子》、《都是妖蛾子》两本文集，这位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天津作家以“段子”的新鲜文体吸引了从10岁到80岁、来自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有人戏言，王小柔有本事把大家都变成了“蛾子”，朝她那团亮光飞过去。
《都是妖蛾子》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陈阳春说：“日子、段子、妖蛾子，就是王小柔的三个关键词。”而就是这三个词，描述出的却似乎是一个社会的轮廓。
“妖蛾子”
天津人嘴巴厉害，故有“京油子卫嘴子”一说。王小柔的幽默就是典型的天津式幽默，“妖蛾子”一词也是当地俗语。王小柔解释道：“妖蛾子就是偷偷摸摸搞怪。当时取这个书名，编辑还问我是不是南方的人会不太懂，但我觉得如果从字面上理解成一只妖里妖气的蛾子，也挺好玩的。”
但事实上在王小柔看来，今天的生活中常常能遇到这种“搞怪，甚至有点尴尬”的事，比如她说：“人有钱一准儿‘得涩’。弄一屋子家具你要问他某样东西多少钱，一定要把他说的价格乘以八，因为人家说的是美元。刷牙人家用电动的，那轻微的嗡嗡声总让我觉得好像在刷厕所；人家用的美国香皂据说能迅速缓解疲劳，我抹在眼睛上都不合得洗；人家的马桶还有洗屁股的功能，第一次上厕所，从马桶里喷出的热水吓得我突然蹦起来，差点儿还被自己没提起来的裤子绊一跤……其实谁不知道，以前他坐马路边用一块泛着馊味的湿毛巾黏糊糊地搭在大白腿上，光着膀子把手不自觉地放在胸口来回地搓。”
王小柔常说自己是“朴实的小市民”，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在“伪时尚”之外，才能反观其荒唐与丑恶。有评论称赞她为“小市民的代言人”或“如今少有的真诚不做作的作家”，但也有人认为其实王小柔才是“小资他妈”、“时尚他妈”——“那些新潮的东西如果她没亲身体验过，又怎么写得出来呢?”
那么，写着尖酸“段子”的王小柔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一家报社专刊部工作的她认为自己的生活“特别单调”。
“就是早晨起来，赶快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开车回家，写稿，中午吃饭，下午接着写稿，或者打电话采访，然后马上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接完孩子做饭吃饭……其实很简单，跟所有人的生活是一样的。
但这样的生活也许已经很令“普通小市民”羡慕了——明明就是个有房有车的小白领。但她却很讨厌这个变了味儿的称呼；她会“忙着把自己从伪‘小资’的圈子里择出来，逢人就狗窦大开喜眉笑眼地说：“我是小市民。”似乎只有这样的身份才让她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真实。
长盛不衰的“段子”
“也许太平静的生活总让人烦躁，段子就不知不觉地进了办公室。那些平时举止优雅的人大多以‘嗨，你知道吗?’开头，引出‘给你讲一个段子’这句他不说难受的话。讲的人一般总是面带微笑，听的人则眼睛发亮，听到动情之处还要重复几遍验证自己是否已经记住。当段子成为办公室的主流语言，我们的日子过得也成了段子的一部分。”在《把日子过成段子》里，王小柔这样写道。
事实上，早在王小柔之前，我们的生活就已经与“段子”纠缠得难解难分了。与性有关的“黄段子”、与政治有关的“红段子”、带有恐怖色彩的“黑段子”，还有形形色色的搞笑段子、哲理段子，不知从何时起成了现代人生活中越来越依赖的一剂调味料，就像好辣之人每餐必有辣椒一样。网络和手机短信的普及更是为之推波助澜，不分男女老幼，也不管学历高低，人们都习惯了有“段子”的日子。所以，当王小柔一提出“把日子过成段子”的口号，就有很多人认为她抓住了时代的热点、生活的要害，因而一举成名。
其实王小柔的“段子”与我们通常的概念是有区别的。“段子是一个俗语，就是把生活演绎一下，就像我们大家有时候聊天、说相声，把一些本身很生动的东西又还原了。”王小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博客上，王小柔也用这种段子式的语言记录自己的生活，使人感觉她每一天都活得像喜剧一般，幽默的元素俯拾即是。“生活中的幽默元素本来很零散，我只是把它拼装在一起，让它更好看更鲜活，这也是表达生活的一种方法。”王小柔说。
陈阳春认为，实际上王小柔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也很古老。“用传统的说法，可能就会说成‘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生活中的幽默’，但小柔不会这么说。她用幽默调侃的语言写出了带有浓郁烟火气的当下生活、本色生活，可以说是活色生香，既聪明又家常，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其实王小柔并不像一些读者以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尖酸刻薄、不时叫骂的小市民。事实上在她的价值观里，并没有把生活看得很轻松，也不主张把生活变得娱乐化。关于为什么用“段子”来看生活，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这样说，“应该说这是一种宽容。退了一步以后，重新看待以前或现在甚至将来的日子，你才会很愉快，你才不会去钻牛角尖。”
“我主张的不是娱乐，用快乐也许更准确。它不能令现在的生活变质，却可以改善你面对现实生活的心态。”王小柔说。
看待“日子”的心态
不可否认，“段子”二字所带有的娱乐和反讽意义，是王小柔的书热销的主要原因。而在“段子”流行的文化表层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
“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段子就是一些被解构的碎片。因为作为整体的文化很沉重，但撕成碎片之后，就变得无限轻盈，谁都可以推动它，把它扔到天空中或者践踏在脚底下。”文化评论学者朱大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一直以来，‘段子’是俗文化，但不能简单地用雅文化和俗文化的概念来界定它。段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产。这是一个反讽的时代，反讽是我们时代的基本语法。这是后现代的必然产物。所以，现在反讽已经不是一个俗和雅的问题，它超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大众和精英共同使用的话语的武器。”
朱大可指出，事实上，反讽在中国已经有了将近20年的历史。从早先王朔的小说，到后来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段子”文化，反讽一路风靡，也一路成熟。
“除非我们获得了更完好的改造。话语是一种生存策略，表面上受制于文学，但实际上它受制于我们整个的社会和生活。”
“事实上，不管是‘段子’或‘反讽’，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消解了沉重的东西，也同时解构了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困境。”朱大可说。
然而，在这个解构、反讽已然成风的时代，虽然以“段子”出名，但王小柔还是自称为一个比较传统的人，一个“朝标准家庭妇女一路小跑的女人”。在自己主持的论坛上，她鼓动大家：“要严谨、要认真、要時尚、要快乐！”
“前几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时还在说，我们不但要忽悠身边的女性赶快结婚，还要忽悠她们赶快生孩子。不管怎样，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最基本的生活的状态，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意识不到。”王小柔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