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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空姐”突然出现在驾驶舱，报告紧急信息的时候，飞行员马红军正驾驶着飞机，航行在三亚到哈尔滨的路上。3个多小时的航程中，他时刻与地面保持通话，3U8825是地面对他的称呼。
那是7月8日下午，飞机飞到沈阳上空，天空里一共有20多架飞机在他周围，交通拥堵得“就像北京周五晚高峰”。在此之前，他刚进入东北地区，就接到通知，要求自己“以最小速度飞行”，这位53岁的飞行员甚至已经开始盘算，要是再这样下去，晚点超过30分钟，他就要通知乘务员，跟全体乘客广播道歉了。
但很快，乘务员潘盼的汇报打断了他的思路。“客舱有乘客昏厥了！”她说。
那是一个中年女人，脸色苍白地昏睡着，怎么叫都没有反应。客舱里的乘务员迅速进行急救，而驾驶舱里的马红军也开始绷紧了神经。
接下来的30分钟，飞在天上的8名机组人员，地面上的空管局、机场，都为抢救乘客而奔忙着。一条专属的航路甚至为这架飞机而开启，让它载着昏厥的乘客，全速前进。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普通乘客的生命。
风波
马红军为晚点而郁闷的时候，乘务长韩念正推着小车，给机上的乘客供应饮料。看到乘客沙丽琴脸色苍白，这位年轻的“空姐”还担心她低血糖，特意冲了一杯砂糖水。
可没过多久，韩念就听到“咚”的一声。她回过头，发现沙丽琴已经瘫倒在卫生间门口的过道上。旁边站着一个一脸慌乱的年轻人。
韩念后来得知，那是沙丽琴的儿子，准备扶母亲去洗手间，没想到等她出来，却毫无预兆地突然晕了过去。
看到昏倒在地上的沙丽琴，韩念立刻冲过去，一边让乘客的儿子掐她的人中，一边连珠炮似地追问：“她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她有糖尿病吗？有高血压吗？有心脏病吗？”
在她身旁，一位“空姐”迅速从最后排行李架上取出应急氧气瓶给沙丽琴戴上。而潘盼则迅速赶到驾驶舱，向机长马红军汇报情况。
马红军没有表现出慌张的神色。他冷静地询问潘盼，是否做到了全部工作程序：安置病人，拿出氧气瓶进行初步急救，广播寻找医生……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马红军的眼神依旧没有离开面前的操作屏幕。
那时，飞机正航行在沈阳的上空。在马红军佩戴的雷达通讯听筒里，空中交通管理局正在向他第二次下达限速指令。他知道，现在暑假运输高峰，飞机航班繁忙，空中交通非常拥堵。而自己在避让前后左右的飞机的同时，还要注意天气，警惕可能出现的雷击。
限速似乎是他唯一的选择。他快速估计了一下，这样下去，飞机降落时间很可能要推迟20分钟。
这让马红军有点着急。“飞机上有病人，这样可不行啊！”他说。
不过，这位有35年驾龄的飞行员并没有表露出这些情绪。他向身后乘务员表达的，只是一个简短的句子：
“飞机上的状况你去解决，交通的情况我来解决。”
客舱里，因为飞机满员，昏迷的沙丽琴已经被乘务员搀扶着，躺到了机尾的3号乘务员座上。乘务员潘盼开始连续4次广播同一条通知：“本次航班有乘客晕厥，失去意识。请飞机上的医务工作者速与乘务人员联系。”
而她的儿子则焦急地站在母亲旁边，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只能听从乘务员的指示，帮她们继续急救。
同一时间，在飞机前端的驾驶舱，机长马红军开始联系地面的沈阳管制中心。
“3U8825呼叫沈阳，本机上有位乘客晕厥。”马红军说。
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满脑子只有一个“快”字，希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飞行，尽快落地……“抢救不就是要讲一个快字吗？”他说。
不过，面对地面指挥，他只提出了一个相对“保守”的要求：“我能不能不减速？”
在地面上接到呼叫的，是当天负责指挥飞行的民航东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沈阳管制中心空管员肖亮，他没花太多时间思考，迅速问道：“3U8825，你的打算是什么？”
马红军解释说，自己当时没掌握具体情况，不知道乘客的病情会不会继续恶化。
“我只有一个打算，就是在安全允许的范围内，尽快落地。”马红军说。
通话的另一端，肖亮立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取消限速，全速前进！”
让路
通话结束，沈阳管制中心的整个指挥中心迅速忙碌起来。
在场的两位负责人迅速决定，如此拥堵的天空，要让飞机尽快飞抵目的地，不仅要允许它“最大速度前进”，还要给它让出一条专属的航路。尽管，在马红军的要求中，并没有这项内容。
“我们要想到飞机的前面去。”肖亮说。
当时，负责联络的同事立刻抓起电话，接通相关负责单位：“现有一架飞机上乘客昏厥，请尽快安排为这架飞机让路。”
飞机上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些，包括沙丽琴的丈夫秦海峰。在妻子昏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以为妻子还在洗手间，直到听到寻找医生的广播，他才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儿。
这个来自黑龙江小县城的中年男人刚刚和老婆儿子结束在三亚的旅行，并且一直沉浸在“坐飞机”的兴奋情绪里。在妻子离开的时间里，他仔细数了数飞机上“一共28排，统共168个座，满满的都是人”。
而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座位都是满的，那昏倒的人会是谁？”
当他冲到机尾的乘务员座，发现躺在乘务员座上的妻子时，这个讲话大嗓门的东北男人立刻慌了。
“这可坏菜了！”这是秦海峰脑里唯一的一句话。
这时，沙丽琴已经睁开了眼睛，可依旧无法发出声音。不管韩念问她什么问题，这个45岁的中年人只是艰难地摇头回复。
第二次坐飞机的秦海峰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不知道飞机上的规矩”，觉得肯定不能“说停车就停车”。他甚至开始想象，也许有人会“派个飞机来接我们”。
还好，身边的乘务员一直不断地安慰他：“别着急，机长一定会有办法的。”
在驾驶舱，马红军刚刚收到了乘务长的第二次汇报：机上还没有找到医务人员，但已经进行了吸氧急救。乘客已恢复意识，但仍没有完全清醒。
马红军点了点头。他已经想好了全部方案：如果乘客病情不变，自己就尽快飞抵目的地；一旦病情出现恶化，自己就要“随时准备降落”。
“把生命摆在第一位，是当时我的原则。”马红军说。
同一时间，地面上的工作也在继续。相关部门当即同意，为这架普通客机“让路”。短短几分钟，原本在天空执行任务的飞机迅速中止活动，在天空里让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航道。
马红军也同时接到了通知：“3U8825，采用最大速度，立即直飞哈尔滨！”
降落
距离沈阳500公里外的哈尔滨，黑龙江空管分局的空管员张炼军也接到了通知。当时，他正忙着指挥20多架飞机的速度和路线，直到沈阳管制中心在电话里告诉他：“3U8825机上有人昏厥，请协助指挥直飞。”
挂上电话，张炼军迅速回过头，跟5位同事复述了电话内容。随后，他们分头行动，用雷达通讯向机长核实情况，打电话联系机场急救部门……
几乎每个接到电话的工作人员都迅速完成相应任务。 “人在天上，人命关天，有什么好犹豫的！”张炼军说。
在他们忙碌的过程中，马红军正驾驶着飞机，沿着“专属航路”，进入了哈尔滨区域。他看了看时间，自己不仅没晚点，还很可能会提前降落。
飞机的客舱里，第四次广播寻找医生之后，终于有一个中年女性来到了后舱的乘务员座。
“您是大夫吗？”“空少”雷尧有些着急地问。
对方耐心地解释说，自己不是西医，而是中医。
“甭管中医西医了，能赶紧救人才是最要紧的！”雷尧说。他这是第一次碰到类似的情况，但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医生向旁边的人借了一块钱硬币，手法熟练地在沙丽琴的脖子后面为她刮痧。没过多久，又一位乘客走过来，给沙丽琴按摩穴道。
慢慢地，沙丽琴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手掌也开始出汗。又过了一会儿，她张开嘴，轻轻地对周围的人说：“谢谢。”
15时34分，飞机降落哈尔滨机场。马红军看了一眼，借道这条专属航路，他不仅追回了天空拥堵延误的时间，还比准点落地的时间，提前了1分钟。
下飞机时，沙丽琴已经恢复意识了。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在她“感觉就是一眨眼”的昏厥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
事实上，飞机上的大部分乘客都没有意识到，在过去的30分钟，自己乘坐的飞机，经过了一条平时几乎不会向民用航空开放的“专线”。
“我们的飞机提前降落，这在航空上是不得了的事情。”马红军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年7月18日）
那是7月8日下午，飞机飞到沈阳上空，天空里一共有20多架飞机在他周围，交通拥堵得“就像北京周五晚高峰”。在此之前，他刚进入东北地区，就接到通知，要求自己“以最小速度飞行”，这位53岁的飞行员甚至已经开始盘算，要是再这样下去，晚点超过30分钟，他就要通知乘务员，跟全体乘客广播道歉了。
但很快，乘务员潘盼的汇报打断了他的思路。“客舱有乘客昏厥了！”她说。
那是一个中年女人，脸色苍白地昏睡着，怎么叫都没有反应。客舱里的乘务员迅速进行急救，而驾驶舱里的马红军也开始绷紧了神经。
接下来的30分钟，飞在天上的8名机组人员，地面上的空管局、机场，都为抢救乘客而奔忙着。一条专属的航路甚至为这架飞机而开启，让它载着昏厥的乘客，全速前进。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普通乘客的生命。
风波
马红军为晚点而郁闷的时候，乘务长韩念正推着小车，给机上的乘客供应饮料。看到乘客沙丽琴脸色苍白，这位年轻的“空姐”还担心她低血糖，特意冲了一杯砂糖水。
可没过多久，韩念就听到“咚”的一声。她回过头，发现沙丽琴已经瘫倒在卫生间门口的过道上。旁边站着一个一脸慌乱的年轻人。
韩念后来得知，那是沙丽琴的儿子，准备扶母亲去洗手间，没想到等她出来，却毫无预兆地突然晕了过去。
看到昏倒在地上的沙丽琴，韩念立刻冲过去，一边让乘客的儿子掐她的人中，一边连珠炮似地追问：“她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她有糖尿病吗？有高血压吗？有心脏病吗？”
在她身旁，一位“空姐”迅速从最后排行李架上取出应急氧气瓶给沙丽琴戴上。而潘盼则迅速赶到驾驶舱，向机长马红军汇报情况。
马红军没有表现出慌张的神色。他冷静地询问潘盼，是否做到了全部工作程序：安置病人，拿出氧气瓶进行初步急救，广播寻找医生……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马红军的眼神依旧没有离开面前的操作屏幕。
那时，飞机正航行在沈阳的上空。在马红军佩戴的雷达通讯听筒里，空中交通管理局正在向他第二次下达限速指令。他知道，现在暑假运输高峰，飞机航班繁忙，空中交通非常拥堵。而自己在避让前后左右的飞机的同时，还要注意天气，警惕可能出现的雷击。
限速似乎是他唯一的选择。他快速估计了一下，这样下去，飞机降落时间很可能要推迟20分钟。
这让马红军有点着急。“飞机上有病人，这样可不行啊！”他说。
不过，这位有35年驾龄的飞行员并没有表露出这些情绪。他向身后乘务员表达的，只是一个简短的句子：
“飞机上的状况你去解决，交通的情况我来解决。”
客舱里，因为飞机满员，昏迷的沙丽琴已经被乘务员搀扶着，躺到了机尾的3号乘务员座上。乘务员潘盼开始连续4次广播同一条通知：“本次航班有乘客晕厥，失去意识。请飞机上的医务工作者速与乘务人员联系。”
而她的儿子则焦急地站在母亲旁边，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只能听从乘务员的指示，帮她们继续急救。
同一时间，在飞机前端的驾驶舱，机长马红军开始联系地面的沈阳管制中心。
“3U8825呼叫沈阳，本机上有位乘客晕厥。”马红军说。
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满脑子只有一个“快”字，希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飞行，尽快落地……“抢救不就是要讲一个快字吗？”他说。
不过，面对地面指挥，他只提出了一个相对“保守”的要求：“我能不能不减速？”
在地面上接到呼叫的，是当天负责指挥飞行的民航东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沈阳管制中心空管员肖亮，他没花太多时间思考，迅速问道：“3U8825，你的打算是什么？”
马红军解释说，自己当时没掌握具体情况，不知道乘客的病情会不会继续恶化。
“我只有一个打算，就是在安全允许的范围内，尽快落地。”马红军说。
通话的另一端，肖亮立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取消限速，全速前进！”
让路
通话结束，沈阳管制中心的整个指挥中心迅速忙碌起来。
在场的两位负责人迅速决定，如此拥堵的天空，要让飞机尽快飞抵目的地，不仅要允许它“最大速度前进”，还要给它让出一条专属的航路。尽管，在马红军的要求中，并没有这项内容。
“我们要想到飞机的前面去。”肖亮说。
当时，负责联络的同事立刻抓起电话，接通相关负责单位：“现有一架飞机上乘客昏厥，请尽快安排为这架飞机让路。”
飞机上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些，包括沙丽琴的丈夫秦海峰。在妻子昏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以为妻子还在洗手间，直到听到寻找医生的广播，他才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儿。
这个来自黑龙江小县城的中年男人刚刚和老婆儿子结束在三亚的旅行，并且一直沉浸在“坐飞机”的兴奋情绪里。在妻子离开的时间里，他仔细数了数飞机上“一共28排，统共168个座，满满的都是人”。
而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座位都是满的，那昏倒的人会是谁？”
当他冲到机尾的乘务员座，发现躺在乘务员座上的妻子时，这个讲话大嗓门的东北男人立刻慌了。
“这可坏菜了！”这是秦海峰脑里唯一的一句话。
这时，沙丽琴已经睁开了眼睛，可依旧无法发出声音。不管韩念问她什么问题，这个45岁的中年人只是艰难地摇头回复。
第二次坐飞机的秦海峰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不知道飞机上的规矩”，觉得肯定不能“说停车就停车”。他甚至开始想象，也许有人会“派个飞机来接我们”。
还好，身边的乘务员一直不断地安慰他：“别着急，机长一定会有办法的。”
在驾驶舱，马红军刚刚收到了乘务长的第二次汇报：机上还没有找到医务人员，但已经进行了吸氧急救。乘客已恢复意识，但仍没有完全清醒。
马红军点了点头。他已经想好了全部方案：如果乘客病情不变，自己就尽快飞抵目的地；一旦病情出现恶化，自己就要“随时准备降落”。
“把生命摆在第一位，是当时我的原则。”马红军说。
同一时间，地面上的工作也在继续。相关部门当即同意，为这架普通客机“让路”。短短几分钟，原本在天空执行任务的飞机迅速中止活动，在天空里让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航道。
马红军也同时接到了通知：“3U8825，采用最大速度，立即直飞哈尔滨！”
降落
距离沈阳500公里外的哈尔滨，黑龙江空管分局的空管员张炼军也接到了通知。当时，他正忙着指挥20多架飞机的速度和路线，直到沈阳管制中心在电话里告诉他：“3U8825机上有人昏厥，请协助指挥直飞。”
挂上电话，张炼军迅速回过头，跟5位同事复述了电话内容。随后，他们分头行动，用雷达通讯向机长核实情况，打电话联系机场急救部门……
几乎每个接到电话的工作人员都迅速完成相应任务。 “人在天上，人命关天，有什么好犹豫的！”张炼军说。
在他们忙碌的过程中，马红军正驾驶着飞机，沿着“专属航路”，进入了哈尔滨区域。他看了看时间，自己不仅没晚点，还很可能会提前降落。
飞机的客舱里，第四次广播寻找医生之后，终于有一个中年女性来到了后舱的乘务员座。
“您是大夫吗？”“空少”雷尧有些着急地问。
对方耐心地解释说，自己不是西医，而是中医。
“甭管中医西医了，能赶紧救人才是最要紧的！”雷尧说。他这是第一次碰到类似的情况，但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医生向旁边的人借了一块钱硬币，手法熟练地在沙丽琴的脖子后面为她刮痧。没过多久，又一位乘客走过来，给沙丽琴按摩穴道。
慢慢地，沙丽琴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手掌也开始出汗。又过了一会儿，她张开嘴，轻轻地对周围的人说：“谢谢。”
15时34分，飞机降落哈尔滨机场。马红军看了一眼，借道这条专属航路，他不仅追回了天空拥堵延误的时间，还比准点落地的时间，提前了1分钟。
下飞机时，沙丽琴已经恢复意识了。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在她“感觉就是一眨眼”的昏厥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
事实上，飞机上的大部分乘客都没有意识到，在过去的30分钟，自己乘坐的飞机，经过了一条平时几乎不会向民用航空开放的“专线”。
“我们的飞机提前降落，这在航空上是不得了的事情。”马红军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