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循环经济是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基础和条件。而我国城市发展所利用的土地资源和产生的GDP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东京是北京的10倍以上，其他资源的消耗量也比发达国家高出30-40%以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与乡村的落差加大；二是城镇体系不完善，特大城市的过渡发展带来城市的臃肿和效益下降，中小城市发展还缓慢，未形成较合理的城镇网络体系，区域经济基础簿弱，为区域城市群的形成带来困境。
大城市支援周边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得到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从1978年的17.9%到2004年的41.8%，26年增长23.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0.92个百分点。如果包含常住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其比例会更大。但发展很不平衡，出现了“繁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现象，比如京津唐周边地区的贫困带问题，这个贫困带涉及24个县，226万人口，这是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突出表现。解决这个问题，中央一要加强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二要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解决农民的看病难的问题，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三要加强教育投入，真正实现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为就业创造条件；四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尽快向中小城市转移。培育京津周边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是解决不协调与走向和谐的基本出路。
除此之外，解决“京津”周边地区的贫困问题，北京和天津应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技术设备上的支援。因为这些地区，尤其是北部和西部地区，不仅是京津地区的水源涵养带，更是生态环境的基础，直接影响京津的安全和健康发展。解决不好，对京津地区的发展将构成威胁。所以，把这些地区的发展纳入京津总体区域发展规划之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把“城市化”改为“城镇化”
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必须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所谓城镇体系，就是指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要有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建制镇（中心镇）组成的城镇网络，只有内在的城镇网络，才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城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大中小城市及城镇的不协调，还表现在城市与区域的不协调，所以出现“繁华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现象，这既是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的表现，更是城镇体系不完善的体现。
在交通比较发达，信息现代化的背景下，大型企业的发展不一定放在大城市，因为大型产业是集聚人口的基础，人口规模的集聚又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张，这是一条基本规律。大城市，尤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其开发成本和交易、居住成本都比较高，而城市的臃肿和效率低下已十分明显，合理的工作与居住之间路程是半小时之内，而北京要达到1.5-2小时，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行上，哪里还有效率？由此可见，特大城市不能无限扩张，超过一定的“度”，其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下降。当区域中心城市过于臃肿时候，其功能和人口要向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转移，把发展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建制镇（中心镇）上。中央十五规划期间，把“城市化”改为“城镇化”就是让人们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展城镇。像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比较发达，其发展重点应放在中小城市和镇，而中西部地区，有的地区城市首位度不高，其辐射力和吸引力不强，应重点发展大城市，就避免了过去“24字（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政策的“一刀切”。城市化与城镇化，一字之差就给地方留下较为主动的发展决策权。
“国际化”之前先“国内化”
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可见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城市环境也得到极大的改善，但城市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这是不能忽视的。有些城市脱离国情，不切实际的相互攀比，目前我国有180多座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纷纷确定了“国际化”战略，力争在几年内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可以说，这是不切实际的，是一种新的“浮夸风”。城市发展，首先要国内化。国内化就是要建立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周边广泛地区之间合作与依赖的关系，推动城市群的形成，使城市对国内其他地区开放，没有城市的国内化，怎能谈“国际化”？
中国城市化拉动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城市间的竞争加剧，政府投入力度加大；另一方面是市场拉动，尤其是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驱动，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无限扩张。在城市发展中，有些领导不加思索地借用国外已受到批评（过时）的“现代主义”城市发展模式，使一些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暴露出很多问题。
房地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城市个性特色和城市规模的扩大，都要靠房地产业的开发和创造。由此可见，房地产业对城市发展方向将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房地产的开发，必须在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及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会把城市搞乱。
目前，房地产开发由于大城市的利润高，国内外的不少资金都拥向大城市房地产开发，拉动了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升迁，并导致住房结构性的不合理继续发展。一方面使大城市的臃肿难以消除，“城市病”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以及区域发展落差加大，因此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对区域间作出整体性发展规划，运用金融和土地政策，引导产业与房地产开发逐步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以推动中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能都拥向大城市，最终还要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来吸纳绝大部分，这是中国实现城镇化的基本方向。因此，房地产开发商也不能光从眼前利益出发，都拥向几座大城市，中小城市房地产开发从长远看，有广阔的开发空间和前景，也是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中小城市的发展是大城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走势。目前一些聪明的房地产开发商已向二、三线城市迈进，这是应该鼓励的。
建设节约型城市，是城市发展的目标，这种节约，不仅仅是资源的节约，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电力、煤炭、石油资源，还包括生活消费的节约。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的创新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种社会才能真正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提出建设节约型城市，则是针对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重的问题提出的，突出体现了资源节约，环境改善的必要性。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与乡村的落差加大；二是城镇体系不完善，特大城市的过渡发展带来城市的臃肿和效益下降，中小城市发展还缓慢，未形成较合理的城镇网络体系，区域经济基础簿弱，为区域城市群的形成带来困境。
大城市支援周边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得到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从1978年的17.9%到2004年的41.8%，26年增长23.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0.92个百分点。如果包含常住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其比例会更大。但发展很不平衡，出现了“繁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现象，比如京津唐周边地区的贫困带问题，这个贫困带涉及24个县，226万人口，这是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突出表现。解决这个问题，中央一要加强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二要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解决农民的看病难的问题，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三要加强教育投入，真正实现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为就业创造条件；四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尽快向中小城市转移。培育京津周边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是解决不协调与走向和谐的基本出路。
除此之外，解决“京津”周边地区的贫困问题，北京和天津应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技术设备上的支援。因为这些地区，尤其是北部和西部地区，不仅是京津地区的水源涵养带，更是生态环境的基础，直接影响京津的安全和健康发展。解决不好，对京津地区的发展将构成威胁。所以，把这些地区的发展纳入京津总体区域发展规划之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把“城市化”改为“城镇化”
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必须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所谓城镇体系，就是指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要有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建制镇（中心镇）组成的城镇网络，只有内在的城镇网络，才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城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大中小城市及城镇的不协调，还表现在城市与区域的不协调，所以出现“繁华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现象，这既是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的表现，更是城镇体系不完善的体现。
在交通比较发达，信息现代化的背景下，大型企业的发展不一定放在大城市，因为大型产业是集聚人口的基础，人口规模的集聚又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张，这是一条基本规律。大城市，尤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其开发成本和交易、居住成本都比较高，而城市的臃肿和效率低下已十分明显，合理的工作与居住之间路程是半小时之内，而北京要达到1.5-2小时，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行上，哪里还有效率？由此可见，特大城市不能无限扩张，超过一定的“度”，其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下降。当区域中心城市过于臃肿时候，其功能和人口要向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转移，把发展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建制镇（中心镇）上。中央十五规划期间，把“城市化”改为“城镇化”就是让人们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展城镇。像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比较发达，其发展重点应放在中小城市和镇，而中西部地区，有的地区城市首位度不高，其辐射力和吸引力不强，应重点发展大城市，就避免了过去“24字（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政策的“一刀切”。城市化与城镇化，一字之差就给地方留下较为主动的发展决策权。
“国际化”之前先“国内化”
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可见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城市环境也得到极大的改善，但城市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这是不能忽视的。有些城市脱离国情，不切实际的相互攀比，目前我国有180多座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纷纷确定了“国际化”战略，力争在几年内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可以说，这是不切实际的，是一种新的“浮夸风”。城市发展，首先要国内化。国内化就是要建立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周边广泛地区之间合作与依赖的关系，推动城市群的形成，使城市对国内其他地区开放，没有城市的国内化，怎能谈“国际化”？
中国城市化拉动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城市间的竞争加剧，政府投入力度加大；另一方面是市场拉动，尤其是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驱动，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无限扩张。在城市发展中，有些领导不加思索地借用国外已受到批评（过时）的“现代主义”城市发展模式，使一些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暴露出很多问题。
房地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城市个性特色和城市规模的扩大，都要靠房地产业的开发和创造。由此可见，房地产业对城市发展方向将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房地产的开发，必须在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及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会把城市搞乱。
目前，房地产开发由于大城市的利润高，国内外的不少资金都拥向大城市房地产开发，拉动了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升迁，并导致住房结构性的不合理继续发展。一方面使大城市的臃肿难以消除，“城市病”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以及区域发展落差加大，因此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对区域间作出整体性发展规划，运用金融和土地政策，引导产业与房地产开发逐步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以推动中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能都拥向大城市，最终还要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来吸纳绝大部分，这是中国实现城镇化的基本方向。因此，房地产开发商也不能光从眼前利益出发，都拥向几座大城市，中小城市房地产开发从长远看，有广阔的开发空间和前景，也是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中小城市的发展是大城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走势。目前一些聪明的房地产开发商已向二、三线城市迈进，这是应该鼓励的。
建设节约型城市，是城市发展的目标，这种节约，不仅仅是资源的节约，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电力、煤炭、石油资源，还包括生活消费的节约。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的创新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种社会才能真正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提出建设节约型城市，则是针对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重的问题提出的，突出体现了资源节约，环境改善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