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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边城”是沈从文作品的核心，沈从文研究的意义都是建立在对“边城”的不同阐释上，抛开文化意义上的有意拔高，从沈从文自身的经历和真实心态着眼，“边城”就是“城边”，沈从文既不是“乡下人”，也做不了“城里人”，而只是一个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城人，这种边缘人的心态其实才是沈从文研究中所谓城乡对立，或在更高层面上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真正出发点。
关键词：边城 沈从文 乡下人
在沈从文研究中，虽然研究的角度因时代的不同，在文本解读——主体意识——文化内涵之间游移，但对于“边城”的阐释仍然是企图从“城乡”对立中揭示出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意义。因此本文刻意屏闭对沈从文的传统解读和肆意拔高，其目的并不在于消解沈从文研究的意义，而是力图触摸沈从文的真实心态，进而走进真正的“边城”。[1]
一.生来就不是“乡下人”，也不甘心做“乡下人”
在自传的开头“我所生长的地方”一节中说得很清楚：“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但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2]文中反复地提到“小城”一词，可见沈从文从来就不认为他生活的地方是“乡下”，从“我的家庭”一节中，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的家庭在当时虽然已经家道中落，但在当地却绝非“乡下人”，至于沈从文在“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了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所作的描述，历来被作为沈从文是“乡下人”的证据，其实从沈从文“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民三左右地方新式小学成立，民四我进了新式小学”的记述看，沈从文最多不过是一个接触过“乡下”的少爷。沈从文曾经在“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一节中记述过逃学偷人船划的玩童经历：“……‘少爷，够了，请你上岸！’”[3]从文中“乡下人”、“少爷”的称谓中，不难发现沈从文不但不是“乡下人”，甚至认为对方才是“乡下人”，而在“乡下人”的眼中，沈从文则是“城里人”。
可见，如果以《从文自传》中对“玩童”经历的回顾与留恋，来判断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多少有断章取义之嫌。
二.想做“城里人”却做不了“城里人”
1922年，沈从文离开湘西，只身来到北京，但城里的“人生学习”显然没有沈从文想像的“似乎应当有意思些”，他在《从现实学习》一文中谈到当时的生活状况非常的艰苦，他所居住的公寓都是湿霉霉的，经常两三天不吃东西，他在北京的日子，非常人能够忍耐，而且无人问津。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城里”的现实生活的幻灭，但反过来看却可以看出沈从文渴望成为“城里人”的执着。
1925年3月20日，在沈从文成为生活中的“城里人”也失去希望的时候，《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市集》，1928年，胡适聘用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到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杨振声聘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以上诸人都是新月社的重要人物，可以这样说，新月派再次点燃了沈从文成为“城里人”的希望。
新月派是一个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文人小圈子，更是津津乐道于精英教育，但他们和沈从文这种“土鳖”有着文化基因上的天壤之别。在武汉大学期间，胡适、陈西滢曾鼓励沈从文学习英文，但是学了一个月，沈从文发现“我连二十六个字母也背不清”。这决定了沈从文是青岛大学新月派中的一个另类，自然而然会被新月派排斥在圈子之外。
虽然没有资料直接证明青岛大学新月派对沈从文的排斥，但正是由于这“隔着一层”，使沈从文“城里人”从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隔阂、疏离。早在武汉大学期间，沈从文就曾写信给他大哥：“我还是要坚持写作，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4]而在青岛大学期间，这种“隔着一层”显然进一步恶化，证据就是沈从文发表了《八骏图》，该小说就直接以青岛大学若干教授为生活原型，在沈从文的描述中，这些“骏”外表“老诚”“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一肚子男盗女娼。1935年12月，他在自存本《八骏图》的文后作了如下强硬的题识，这种题识无疑更能说明沈从文内心的真实想法：“当时为学生举例作的。发表后使得教授们大不高兴。本来不是为他们高兴写作的，所以只有让他们不高兴。事实上倒是把几位绅士画出来了。完全正确而生动的画出到纸上了。”[5]1935年12月10日，沈从文又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了《八骏图》题记，对所谓“城里人”的精英作了如下描述：“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这种观念普遍存在，适用到一切人事上，同时还适用到文学上。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6]
事实上，即使沈从文的“八骏”和梁实秋的“八仙”不能一一对应，但将青岛大学的新月派精英显然进行了对号入座，结果是沈从文无法再与这些教授共事而离开青岛大学。实事求是的讲，新月派诸人并非真如沈从文描述的那样不堪，沈从文之所以会对“城里人”由向往转而对立，原因也许如孔庆东在《试谈沈从文的自卑情结》一文中所作出的分析，沈从文在面对“城里人”的时候，始终无法摆脱“乡下人”的自卑情绪。苏育生在《胡适与沈从文》中提到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先后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前一封说，为了不给学校‘弄笑话’，先可使用一学期。他讲课恐只能给学生以‘兴趣’，不能给‘多少知识’，‘钱不妨小点’。如果将来认为他‘无用’时，即使解聘‘也不甚紧’。后一信写在讲课之后，说他对讲课实在‘对付不好’，不知道哪些是对同学‘有用的话’，以至‘很感不安’”1928年任教上海中国公学，1930年任教武汉大学，1931年作者青岛大学的经历，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沈从文对“城里人”由自卑到不满再到对抗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边城 沈从文 乡下人
在沈从文研究中，虽然研究的角度因时代的不同，在文本解读——主体意识——文化内涵之间游移，但对于“边城”的阐释仍然是企图从“城乡”对立中揭示出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意义。因此本文刻意屏闭对沈从文的传统解读和肆意拔高，其目的并不在于消解沈从文研究的意义，而是力图触摸沈从文的真实心态，进而走进真正的“边城”。[1]
一.生来就不是“乡下人”，也不甘心做“乡下人”
在自传的开头“我所生长的地方”一节中说得很清楚：“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但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2]文中反复地提到“小城”一词，可见沈从文从来就不认为他生活的地方是“乡下”，从“我的家庭”一节中，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的家庭在当时虽然已经家道中落，但在当地却绝非“乡下人”，至于沈从文在“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了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所作的描述，历来被作为沈从文是“乡下人”的证据，其实从沈从文“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民三左右地方新式小学成立，民四我进了新式小学”的记述看，沈从文最多不过是一个接触过“乡下”的少爷。沈从文曾经在“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一节中记述过逃学偷人船划的玩童经历：“……‘少爷，够了，请你上岸！’”[3]从文中“乡下人”、“少爷”的称谓中，不难发现沈从文不但不是“乡下人”，甚至认为对方才是“乡下人”，而在“乡下人”的眼中，沈从文则是“城里人”。
可见，如果以《从文自传》中对“玩童”经历的回顾与留恋，来判断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多少有断章取义之嫌。
二.想做“城里人”却做不了“城里人”
1922年，沈从文离开湘西，只身来到北京，但城里的“人生学习”显然没有沈从文想像的“似乎应当有意思些”，他在《从现实学习》一文中谈到当时的生活状况非常的艰苦，他所居住的公寓都是湿霉霉的，经常两三天不吃东西，他在北京的日子，非常人能够忍耐，而且无人问津。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城里”的现实生活的幻灭，但反过来看却可以看出沈从文渴望成为“城里人”的执着。
1925年3月20日，在沈从文成为生活中的“城里人”也失去希望的时候，《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市集》，1928年，胡适聘用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到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杨振声聘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以上诸人都是新月社的重要人物，可以这样说，新月派再次点燃了沈从文成为“城里人”的希望。
新月派是一个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文人小圈子，更是津津乐道于精英教育，但他们和沈从文这种“土鳖”有着文化基因上的天壤之别。在武汉大学期间，胡适、陈西滢曾鼓励沈从文学习英文，但是学了一个月，沈从文发现“我连二十六个字母也背不清”。这决定了沈从文是青岛大学新月派中的一个另类，自然而然会被新月派排斥在圈子之外。
虽然没有资料直接证明青岛大学新月派对沈从文的排斥，但正是由于这“隔着一层”，使沈从文“城里人”从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隔阂、疏离。早在武汉大学期间，沈从文就曾写信给他大哥：“我还是要坚持写作，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4]而在青岛大学期间，这种“隔着一层”显然进一步恶化，证据就是沈从文发表了《八骏图》，该小说就直接以青岛大学若干教授为生活原型，在沈从文的描述中，这些“骏”外表“老诚”“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一肚子男盗女娼。1935年12月，他在自存本《八骏图》的文后作了如下强硬的题识，这种题识无疑更能说明沈从文内心的真实想法：“当时为学生举例作的。发表后使得教授们大不高兴。本来不是为他们高兴写作的，所以只有让他们不高兴。事实上倒是把几位绅士画出来了。完全正确而生动的画出到纸上了。”[5]1935年12月10日，沈从文又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了《八骏图》题记，对所谓“城里人”的精英作了如下描述：“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这种观念普遍存在，适用到一切人事上，同时还适用到文学上。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6]
事实上，即使沈从文的“八骏”和梁实秋的“八仙”不能一一对应，但将青岛大学的新月派精英显然进行了对号入座，结果是沈从文无法再与这些教授共事而离开青岛大学。实事求是的讲，新月派诸人并非真如沈从文描述的那样不堪，沈从文之所以会对“城里人”由向往转而对立，原因也许如孔庆东在《试谈沈从文的自卑情结》一文中所作出的分析，沈从文在面对“城里人”的时候，始终无法摆脱“乡下人”的自卑情绪。苏育生在《胡适与沈从文》中提到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先后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前一封说，为了不给学校‘弄笑话’，先可使用一学期。他讲课恐只能给学生以‘兴趣’，不能给‘多少知识’，‘钱不妨小点’。如果将来认为他‘无用’时，即使解聘‘也不甚紧’。后一信写在讲课之后，说他对讲课实在‘对付不好’，不知道哪些是对同学‘有用的话’，以至‘很感不安’”1928年任教上海中国公学，1930年任教武汉大学，1931年作者青岛大学的经历，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沈从文对“城里人”由自卑到不满再到对抗的心路历程。